漫画一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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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了，有了自己的国家足球队，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力量还是弱些，但还使人感到他的长进，一些球员的名字还是常被唸叨的。我还在雨中骑着车去工人体育场，也在雨中批着雨衣看比赛，只是在80年代医生要我不要看足球比赛了，我才被迫停止了。
2002年中国足球队出征“世界杯”前，我画了《东海看日出》这幅漫画，我的要求已经不高了，但是输了……。
我原本也只算得三等球迷，自1993年害心肌梗塞，医嘱不许看球以后就很少看球了，后来也拣些比赛看，但先要中国队踢进两球，然后再看，或请儿子先看，告我方胜了，我再去看，这样心定，不会引起心脏急剧变化。
甲A联赛偶尔挑几场看看，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喜欢看弱队打胜仗。我住北京，但北京国安队输了我也无所谓，因此我的大儿子认为我不正常。
有些球员缺德，还被炒得火热，我也看不惯，收入那么高，当然比歌星辛苦些，但钱多了，我看不是好事。
现在还有几件事看不惯，一败就要教练下课，许多好教练都弄得灰头土脸有什么好处，培养好球员不易，培养好教练更不易，现在这种做法合适吗？
有些球赛的报道也不像话，前不久南方某报记者在该报报道中国国奥队和某国国奥队在上海的一场比赛，以一半篇幅去嘲笑，说外国国奥队穿着寒酸，不是名牌。这就奇怪了，这是足球比赛，又非时装表演。再说中国现在也还是才进入小康，去讥笑别人干什么？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茶事杂忆
喝茶大约和年龄有关，我是江苏无锡人，但洞庭东山的碧螺春是四十岁以后才喝到的。我生长在杭州，杭州茶馆甚多，沿西湖边的西园和延龄路的喜雨台都是大茶馆。至于点缀在杭州城里、西湖风景区的小茶馆和凉亭卖茶的就不知其数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也是一种对比。我们随长辈上茶楼，心不在茶而在桌上的黑白瓜子、桃片果仁和最后一盘枣泥油包；再一种乐趣是凭窗看湖边游人和湖中的游艇；其三就是看堂倌（现称服务员）用大铜壶在两尺远处注开水入茶碗，这真是一种绝技。
杭州西湖南山的满觉垅，满山丹桂和栗树，桂花盛开时栗子也成熟了，因为是“邻居”，新鲜栗子剥开都有桂花香味。我们在树下喝茶，剥着刚从树上采下的鲜栗子，实在文雅得很。
现在凡是西湖茶叶都标龙井，这自然是骗人的。那时确实只在龙井寺附近有一小片茶地，佛寺视为珍品，只有和寺里的住持是好友或是大施主，才能喝到上等龙井茶，一般人是喝不到也买不起的。
30年代初，我到上海念书。学生和茶馆无缘，只有偶然一次机会我到了四马路，即现在福州路的一家大茶楼，里面的茶客有提鸟笼的，有卜卦算命的、谈生意的，也有太阳穴上贴着黑色小方块头痛膏药的白相人（即流氓），真是三教九流会集的场所。那种杭州茶馆的雅致，连影子也没有了。上海流氓间发生冲突，互约到茶馆里去“讲理”，俗称“吃讲茶”，就是在茶馆里进行的。其结果大多是大打出手，我没有见过那种“盛况”。
1938年，我从当时已经沦陷的上海，历时三个多月经香港、广州、长沙、汉口、重庆、成都、西安到达陕北参加革命，一路紧张辛苦自不必说。我在成都附近的绵阳等候去西安的商车，那些私营的长途汽车，时有时无，无聊之余就跑到一家小茶馆去，里面大约容得几十人，坐的是竹制靠背椅，喝的是盖碗茶，还有卖大花生的，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有皮影戏可看。我当时并不懂四川话，虽不懂其剧情，但皮影戏动人、有趣。那种川味茶馆的气氛，相隔五十余年还历历在目。
到了延安，真是一个新世界，旧社会和十里洋场那些藏污纳垢的东西全没有了。国民党反动派包围封锁，延安物质生活是困苦的，但比起前方又好些。偶遇节日，或用发下的微薄津贴，还可喝上二两烧酒，但喝茶就更难。我想原因是当时奔赴延安的大部分是青年，即便老红军年岁也不大，参加了革命也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去品茶。陕北历史上又是人民生活甚苦的地区，温饱尚不可得，哪有心思去喝茶，所以延安连卖茶的铺子也没有。我们那时都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系工作，都住在桥儿沟后沟西山上。延安是黄土高原，但在山沟边沿常常有野生的酸枣树，那是一种矮矮的灌木，我们常去摘些红色的小酸枣吃。不想王朝闻却另有发现，用酸枣嫩叶焙制成了代用茶叶，后来又加上山间白色小野蔷薇，就变成了“王氏酸枣花茶”，在西山风行了一小阵儿。延安不能经常吃肉，油水欠缺，也就无心再用茶叶去寡肚，因此并未作为革命文物流传下来。但也可以看出革命战士的一点乐观主义精神。
中国茶道是历代相传下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茶馆大都没有了，大家都有工作，没有闲功夫去坐茶馆。如果以为中国茶道就此衰败下去那就大错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国贵宾，茶几上总有绿茶一杯；下至我们每天不计其数的大小会议，会议桌上必有暖瓶数具，很多人从皮包里拿出食品玻璃瓶改装的用各色各样的尼龙丝编织的杯套包着的茶杯。你喝香片，我饮乌龙，茶风之盛已经从茶馆转入会议室了。老百姓条件改善也常食肉，用茶去除油腻自不必说。
1988年4月我去四川，某日在成都街上，忽听到十分悦耳的川戏，不是那种简单的茶馆清唱，走近探头一望，原来茶馆里放着录音机，从茶客品茶间眯眼听川戏看，表情是十分满意的，真可谓茶馆现代化的先进经验。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说老不老说小不小
今年虽已七十六岁，但在许多文艺前辈面前，写什么文化老人话老年之类的文章是很难为情的。有时，我也被人误称为老前辈，十分尴尬，只好自称小前辈。“文革”时期，在干校我和几位比我年长的老艺术家都属“中央专案”，劳动强制自不能免，他们比我大几岁，因而劳动上的重活如扛麦种包、水泥包，养猪等，全都落在我身上，我也未沾到“老”的光。所以我只好算“说老不老，说小不小”之一类。
但老还是暗暗地来了。三年前，家里妻儿老小就不许我骑车上街，我虽有六十年车龄，但她们说“你不撞他，他要撞你”，在大街上飞驰的乐趣失掉了；我从前喜欢喝酒，黄酒可饮三斤，虽不敢称海量，但敢与傅抱石对酌，最喜微醺时的境界，现在每晚一两低度酒，中外不拘。茅台酒置于前而不饮，自诩“坐怀不乱”。过去，晚上不是看书就是作画，现在晚上如“架上的公鸡”，好电视又不多，每晚十时上床已成规律；从前，好和人扯谈开玩笑，现在感到时间更宝贵了，很少去拜访亲朋故旧，也怕去占别人时间，近两年春节也改用电话拜年法。最近去某省，我的表外甥已有孙子，称我太舅公，想想姜太公的形象，并不是很悦目的。
有些退休老人有失落感，我不仅无，反有所得感，我参加革命后都担任一些工作，除“文命”十年，每天按时上下班，创作漫画均在午夜。60年代我和邓拓分住前后院，彼此可以看到对方的灯光，所以几十年来，别人称我漫画家，而我只能算是业余作者。三年前，我已不理全国美协日常工作，可以补我数十年想当专业之夙愿。不想离开一线，我和生活有了距离，创作反而减少，减少的原因，还在于漫画创作需要敏锐，但老年偏爱迟钝。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几十年的创作习惯，已成为生活方式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虽然迟钝而不甘落后，每日伏案或阅读或作画或复函，老伴不免在中途喊一声：“该起来活动活动了。”
活动的方法是去附近邮局寄信，或去附近的自选商场及农贸集市买些好吃的水果、蔬菜、鱼肉，以便进行食疗，也达到了活动的目的。
我对饮食、生活、健康的态度是注意而又不太注意，是在乎而又不太在乎，例如应少吃肥肉，但遇到有肥肉时也吃它两块，以“又不是天天吃它”而自慰。
“文革”以前，天天晚间去游泳，“文革”期间虽在干校，门口又有大河而不敢去游，怕万一抽筋淹死，还要落一个“畏罪自杀”的恶名。现在每早做气功（静功）、老年健身操、太极拳，散步一小时，我没有时间去想老，自我感觉良好。我保持和七、八位中青年朋友通信，有解放军、铁路电工、农民、木工、知识分子，我称这种通信为“精神上的青春宝”。
这就是我这个小老汉对待老年的办法。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少封一些大师
近些年，报刊上封画家为大师的越来越多，谁也说不清我们怎么出了这么多大师！现在报刊甚多，如果每个星期出一位，那一年就能有五十二个大师，稍加一位，年产就超百了。艺术不像田径运动，可用秒表、皮尺测其高低。大师多了无法比较，只好随报刊去封。如果有人较真，提出异议，必被认为矫情或神经异常，所以美术大师越来越多。明眼人都会明白，这是一顶高帽，彼此心照就是。
最近又从报上看到“知名大师”一词，这又怪了，既成了大师，还有不知名的？细想一下，大师多了再要升级，只好再送“知名”高帽一顶，不想成了笑料。
大师是国宝，是国家稀有的人才，是极高的荣誉，总属少数，不可滥用。如果阿猫、阿狗戴上这种高帽，终究还是猫、狗，如果是人呢，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可以会心一笑。
希望今后报刊少封一些“大师”。
近些年，报刊上封画家为大师的越来越多，谁也说不清我们怎么出了这么多大师！现在报刊甚多，如果每个星期出一位，那一年就能有五十二个大师，稍加一位，年产就超百了。艺术不像田径运动，可用秒表、皮尺测其高低。大师多了无法比较，只好随报刊去封。如果有人较真，提出异议，必被认为矫情或神经异常，所以美术大师越来越多。明眼人都会明白，这是一顶高帽，彼此心照就是。
最近又从报上看到“知名大师”一词，这又怪了，既成了大师，还有不知名的？细想一下，大师多了再要升级，只好再送“知名”高帽一顶，不想成了笑料。
大师是国宝，是国家稀有的人才，是极高的荣誉，总属少数，不可滥用。如果阿猫、阿狗戴上这种高帽，终究还是猫、狗，如果是人呢，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可以会心一笑。
希望今后报刊少封一些“大师”。
我很喜欢书籍插图，一本书有了好的装帧插图，书的精神和格调就显出来，合乎身份的打扮，增添光彩。
我从小就爱看书里的绣像插图，凭心而论，那时的插图可怜得很，尤其那些石印本的图，艺术水平实在不高，但就是这样的书，书页也翻烂了。除此以外，也还有些翻译过来的外国童话，例如《阿丽斯漫游奇境记》、《木偶奇遇记》等等，那些插图就更引人入胜了。童话的细节已记不清楚，但书中角色的画像，现在有些还记得，可见插图作用之大。一本书的插图也可以有各种版本。1984年，我去意大利访问，在佛罗伦萨就看到一个关于《木偶奇遇记》的展览，书中主角木偶匹诺曹就有各种不同风格的画法，每一个画家都可以在这个木偶王国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各显其能，看到这些插图真是叫人心旷神怡，儿童爱看，老头也爱看，可见插图之魔力。
现在，我们文学书籍的插图，比之那个时代，当然已经大为改观，但如果和今天文学书籍出版量相比，插图还是少了些。插图少的原因何在，我说不清，但现在有些糊涂观念是存在的，好像插图艺术并不算什么，只有国画、油画才算艺术似的，很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默默无闻，并没有在美术界和社会上得到重视和评价。
插图可以由各种不同的画家来画，例如版画家、国画家、油画家等等，在我国例如彦涵、叶浅予、古元就作过一些优美的书籍插图，当然还有不少在出版社工作的专门从事书籍插图和装帧的画家。去年北京举行过一次文学书籍插图展览，来稿就有四千幅，限于场地只展出了几百幅，风格、形式之多样，艺术上的突飞猛进，真令人刮目相看，其中大多是中青年作者，有的已经预示了大手笔的气派。中国终于有了一支插图队伍了，不能不令人高兴。
我在漫画之余，也曾为作家张天翼、陈笑雨，诗人袁水拍、池北偶的作品作过插图。我比较喜欢的是为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陈笑雨的《残照录》和袁水拍的《酱油和对虾》所作的插图，我认为画得失败的是为《马凡陀山歌》和池北偶的《多刺的玫瑰》作的插图。这些书大多是讽刺腐朽的旧制度和讴歌新世界的，因此和漫画颇多相通之处。例如《大林和小林》童话中的人和动物已经带有浓厚的漫画色彩，使我的插图就有了一半的有利条件，但天翼同志童话的妙处在于并不捆住插图作者的手脚，使我去刻画书中人物时可以加油添醋、发挥想象。我作插图时，始终记住插图和原著是一种从属的地位，是配角、是衬托，千万不可去破坏这种主从的关系，因此，理解原著的主题和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编辑同志要我写一点创作插图的经验，我实在写不出来，倘要硬写，势必胡吹，只好打住。
第三部分：国事之衰和茶风之盛《死猪不怕开水烫》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逐渐认识文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性，两者各有内涵而又有不可分性。座谈会号召文艺工作者下去熟悉人民生活，学习人民的语言。有几位作家下去写了些当时感到很新鲜的作品，在鲁艺当时传说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作者）有一小本本是保密的，记录老百姓的生动语言、成语、俗话和歇后语等。我一问，他让我看了，果然大有所得。这些成语形象鲜明，比喻确切，语言生动，是人民在长期社会、生产斗争中的经验总结，富有哲理。我想如果用来作漫画，群众熟悉这些语言，自然也看懂了我漫画的意思，从此我也陆续搜集，可惜这些本本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
日本投降，我去东北，在《东北日报》工作就运用了这种方法。例如把美帝国主义的援助，画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群众一看就懂，部队也拿我的漫画去当时事教材。过去中国漫画的读者对象只限于城市的知识分子，现在工农兵都可以看漫画，大概总可以说是“大众化”了。
审判“四人帮”，张春桥在人民法庭上耍死狗，负隅顽抗，老百姓在电视上看到这幅死相气愤得很，恨不得能揍他一顿，但又无可奈何。这时我起了几次草稿都未画成，忽然想到“死猪不怕开水烫”不正合此时此地的张春桥吗？画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读者来信之多出乎我的意料，由此可见群众成语之艺术魅力。现在还是有许多新民谣在群众间流传，讽刺我们的不正之风，但是需要有分析地去采用它。
50年代我们在文艺上也是充满了斗争的，我也参加了，伤害了许多同志。批判胡风、批丁玲的“一本书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