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_2-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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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参加会议的代表成分十分复杂，所以会上曾发生过不少冲突，但由于共产党人善于掌握政策，排解纠纷，采用民主讨论、互相协商、求同存异的方法，从而避免了分裂，使会议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各项议程。

　　提交大会并通过的决议案中，罢工援助案、工会组织原则案、铲除工界虎伥案，是大会讨论最热烈的提案，这三个核心案中，有两个是共产党人提出的。

　　鉴于共产党在会前和会中的显著影响和作用，大会代表一致动议：　“全国总工会未成立前，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通讯机关。”邓中夏对此评价说：　“这次大会的成功，无疑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这次大会的另一意外的成功，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地位的提高，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是全国惟一的领袖。再则每个决议案差不多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如何如何’字样，根据这些决议案，实际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已有指挥全国职工运动之权。”邓中夏：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4—75页。

　　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的整个进程中，共产党人发挥了极其出色的组织作用，其基本政治主张被与会代表普遍接受，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全国各地工人中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起点。





　　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积极活动，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仅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上海工人在书记部指导下就发动了48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7万之多。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早就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1922年2月，租界巡捕房查抄书记部机关——上海北成都路19号，并传讯了李启汉。3月，张国焘从苏俄回国后，得知这一情况，便采取了措施：　办公处不存秘密文件；《劳动周刊》尽量不登煽动性文字；人员尽量分散居住，秘密工作；聘一英籍律师为法律顾问。

　　这些措施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不料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不久的6月初，李启汉再次被便衣侦探诱捕。

　　李启汉的这次被捕，董锄平认为是张国焘的错误所致。他回忆说：　“有一次，有一个人和我们联系要买50份《劳动周刊》，而且还要谈谈工作，李启汉、张国焘和我三个人都在那里。下面响起了敲门声，我们从窗口望出去，看见这个人穿了长袍子，完全不像工人，是一副流氓相。张国焘要李启汉下楼去和他接头。李启汉下去后，讲话的声音很大，这表示情况不好，我和张国焘就翻墙从隔壁跑了，李启汉被抓去了。其实，这次当我们发现来的人不对路时，可以不去开门，张国焘更不应该叫李启汉下去接待。”董锄平：　《回忆劳动组合书记部》，《党史资料丛刊》第1辑。

　　李启汉被捕后，《劳动周刊》也被迫停刊。7月16日，租界巡捕房查抄北成都路19号，并以有碍“租界治安”为由，要求会审公廨将其封闭。7月25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被查封。

　　在这种情况下，书记部只得于8月迁往北京。从此，书记部的工作改由邓中夏负责。张国焘仍负责全国工运工作。




　　十一　宣传党的主张

　　1922年10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去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1922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共产国际四大在莫斯科举行。中共代表陈独秀、青年团代表刘仁静、工会代表王俊出席了会议。期间，由张国焘暂时负责中央全面工作。在这短短的三个月中，张国焘一反往日注重实际工作、不善舞文弄墨的特点，发表了多篇政论文章。

　　众所周知，多年来，陈独秀靠着一支笔，向社会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或抨击时事，或宣传新思想，总是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张国焘的文章无论从语言的运用还是从看问题的深度上，都无法与陈独秀的文章相比。不过，这些文章在指导全党的思想和向社会表明共产党的政治态度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喉舌作用。同时也是研究张国焘在20年代初政治思想的重要史料。

　　张国焘这一时期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

　　张国焘认为，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统治是中国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百余万劳苦弟兄在外国资本家的鞭策下做工，洋货深入穷乡僻巷，弄得做手艺的没有生意了，种田的无数弟兄制不起一件粗布衣服了。外国牧师替土匪流氓保镖，欺侮乡下佬。香港65万同胞和上海150万同胞，被一二万外国人统治着，平均每个外国人统治150个中国人；东三省的住民时常遭日本人和日本人豢养的胡匪杀戮。上海市等处的公园，是‘禁止华人与犬入内’”，所以，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非打倒不可。

　　帝国主义在用武力侵略中国之后，现在又进行经济侵略，经济的侵略比武力的侵略更危险。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目的“纯粹是奴隶经济落后国的人民，吸取原料，销售制造品，以供资本主义的发展”。张国焘称这种经济侵略国家为“经济的帝国主义”，又叫作“侵略的资本主义”。他指出，和武力侵略相比，经济侵略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不易引起被侵略国人民的直接反抗，不需要派许多军队去占领他们的土地，却“更能深刻地普遍地榨取弱小民族的**，一滴不漏”。因此，“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敌人，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为了解除中国人民的痛苦，为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非急速打倒他不可。”④张国焘：　《中国已脱离了国际侵略的危险么？——驳胡适的“国际的中国”》，《向导》第6期，1922年10月18日出版。打倒帝国主义，只能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力量。张国焘认为，中国人民决不能坐以待毙，决不能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不闻不问，决不能做“驯熟了的奴隶”张国焘：　《中国人民是驯熟了的奴隶吗？》，《向导》第8期，1922年11月2日出版。！

　　针对日本占领山东问题，张国焘呼唤国民运动的领袖们：　“倘若你们不愿意你们所代表的国民运动慢慢死去，你们是应该出来引导民众做反抗日本的行动呀！”他呼唤青年学生们：　“应该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发动和五四运动一样的热烈运动呀！”他鲜明地指出，“筹款赎路并不能挽回山东被侵略的情势，只有学俄国劳苦群众夺回海参崴，和土耳其夺回君士坦丁一样的方法，才是把青岛夺回的惟一方法”，⑤张国焘：　《不要忘记了山东问题》，《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总之，“只有我们民众的实力才能阻挡那侵略的进行”！“用民众势力建立一个独立的中华民主主义共和国”④。

　　打倒帝国主义，必须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民族。张国焘认为，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仅靠一国的力量是不行的。就拿反对日本侵略来说，“我们反抗日本强盗，夺回青岛的奋斗方法，当要和劳农俄国，日本劳动群众，高丽人民一致进行。”因为日本侵略的魔爪也伸向了俄国和高丽，由于日本的侵略，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痛苦⑤。这实际上是接受了列宁关于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思想。

　　张国焘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他提出的帝国主义由武力侵略到经济侵略的见解，以及只有依靠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的认识是正确的。这种认识的产生固然与他对时事的关心和研究有关，但与他出席了远东会议也不无关系，因为正是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他才张国焘发表在《向导》第12期上的文章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性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同时对于列宁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尤其是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

　　第二，只有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中国才有出路。

　　1922年10月11日，《向导》第5期登载了张国焘《国庆日裁兵运动》一文，此文一针见血地指出：　“‘裁兵运动’的标语和他包含的意义，不过是一种呼冤的声音，是软弱心理的表现。”中国要推倒军阀统治，靠裁兵是不行的，惟一办法“是要大声疾呼地唤起被军阀残杀的全国人民，连兵士在内，赶快靠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毫不歧路徘徊的，百折不挠向军阀攻击。只有这样，是惟一使国内和平与统一的办法……只要饱受军阀摧残的国人，去掉软弱的倚靠心理，自信这大量人的团结力可以打倒极少数的军阀呀！”张国焘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指出，对军阀不能抱任何幻想，不能存软弱的心理，中国惟一的出路在于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军阀。

　　张国焘批评了主张“裁兵”的软弱心理之后，也批评了国民党对军阀政府的“否认”态度。他说，只是一味地不承认军阀政府实际上是一种不革命的心理在作怪。因为“只是消极地否认他们，等于闭着眼让他们作恶。……所谓‘否认’的心理和‘否认’的表示，简直不能危及暴力的毫末”。他认为，“革命党的重要工作，是如何增厚民众实际反抗的势力，并不单是在口头上造成否认军阀卖国政府的空气就算完了”，“因为只有民众的实力才能打倒一种暴力”张国焘：　《革命党的“否认病”》，《向导）第15期，1922年12月27日出版。。张国焘认为，靠任何软弱的呼吁或者根本的否认都不能推翻军阀统治，只有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成功。但怎样才能使人民推翻军阀呢？在阶级与阶级的对抗中，只有掌握反抗的武器——枪杆子，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关于这一点，张国焘当时并未有明确的认识。所以，尽管他反复强调依靠人民，但赤手空拳的人民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只能是“二七”惨案的重演。

　　第三，国民党应该依靠人民，不应该仅仅依靠武力。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国民党的缺点多有批评，尤其是陈独秀、蔡和森等人，曾针对国民党各方面的弊端给予了尖锐的指摘。张国焘在这段时间发表的文章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抨击国民党弊端的。





　　张国焘在文章中指出，历来国民党仅仅做军事运动，只图占领一二省，组织一个所谓革命政府，这样做的第一个结果，便是使人民与国民党隔离；第二个结果，便是全中国的革命变成南方局部的革命；第三个结果，造成只是消极地否认对方势力的政策。如是，国民党虽然建立了两次政府，但都因军阀的压迫而不复存在。他认为，国民党与其倾全力去建立一个不稳固的政府，还不如倾全力支持工人的斗争。因为一个革命的政党要真为人民的利益奋斗，才能得到人民的充分同情，如是他们的革命才有基础。倘若国民革命没有人民的同情作基础，是绝不会成功的。张国焘号召国民党去组织和支持人民的斗争，但又强调指出：　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进行军事行动，只是在军事行动和人民之间，人民是第一重要的。只有由一个全国国民党大会促着全体党员向群众中去，是惟一的完成革命的新道路，这样，才能组织一个真正的、不受军阀势力和外国势力威吓的革命政府。张国焘：　《国民党应否复建革命政府》，《向导》第7期，1922年11月20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首先指明了在革命的行动中，组织和发动人民是第一位的，军事行动是第二位的，只有把力量的基点放在人民大众一边，革命才能成功，真正的革命政府才能建立。张国焘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事实上，国民党只是在国共合作之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才真正建立并巩固了广州国民政府。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商团叛乱、刘杨叛乱或陈炯明的反扑，任何一次反动浪潮都可能将国民政府湮没。

　　第四，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责任。

　　张国焘认为：　“在素来缺乏政治活动的中国人民中间，那极少数的知识阶级是最彻底最有革命精神的成分，占政治上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农业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农夫，农夫没有政治上的兴趣，简直是全世界的通例。特别是中国的农夫——因为都是‘小地主式’的农民——没有政治的兴趣，他们只要求一个真命天子，还要求太平和丰年，除此以外，简直什么都不管。”而资产阶级势力很小，所以新式的工人也占少数，“在这几百万的工人中间，熟练工人尤少，近一二年间才开始组织他们的工会，为增加工资而斗争；虽然他们将来在政治上势力不可限量，但是现在却不能不说是幼稚”。盘踞在中国政治舞台的旧官僚和军阀，是反动势力。正是由于中国政治经济的这种状况，才造成了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他们的责任，这就是“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以打倒军阀官僚和外力，建立和平、独立、自由、统一为共同目标，向个个乡村、个个工厂、个个商店、个个学校、个个营盘去宣传，并组织他们来进行这迫切的政治奋斗呀！”只有这样，中国革命才会取得胜利。

　　张国焘认为：　令人遗憾的是，现今的知识阶级中，有人已放弃了政治的斗争，一心钻研学问；有人主张改良，标榜好政府主义；有人主张联省自治，立宪运动。而最富热情的青年学生，现在也消沉下来，许多学生认为应该专心求学，将来以所学贡献国家和社会。

　　知识分子的这一切表现，在张国焘看来，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责任是不相称的，所以他大声疾呼：　知识分子到民众中去！他指出：　“学生离了民众，便会一事无成。最显明的事实，是无论商人群众、工人群众、农人群众或军警群众，只要一有组织和觉悟，都比学生群众的力量大得多。学生引导各种民众运动是可以的，但是离开一般民众而成为独立的学生群众，是决不可以的。现在各处的学生运动，都有离开民众的形势，这真是学生运动的危机！……我希望全国学生不要忘记了与民众密切结合的重要，渐渐在实际上不离开民众；我尤希望愤恨政府国会军阀并有革命精神的学生诸君，能急速到民众中去，做革命的宣传。”张国焘：　《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出版；张国焘：　《学生运动之我见》，《向导》第17期，1923年1月24日出版。





　　张国焘在这里实际上讲到了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理。知识分子只有到民众中去，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才能汇成强大的革命力量，才能完成自己政治上的责任。

　　张国焘的文章除上述主要内容外，还有一些对时事的评论，如《劳工局与劳工司》、《庆祝海参崴工人》、《向导周报与珠江评论》等。

　　值得一提的是，张国焘有篇文章叫《还是赞助新蒙古罢》。他在文中主张应该支持蒙古独立，因为只有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才能使蒙古民族避免日本、恩琴白匪和中国军阀的压迫。他认为既然中国人无法帮助蒙古人民脱离被压迫的境地，还不如赞成蒙古在俄罗斯支持下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