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_2-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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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焘仍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

　　到广州的第二天，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了李大钊、张国焘等十几个新到的代表，并将他的《建国大纲》给代表们传看，征询大家的意见。

　　张国焘翻看了一下《建国大纲》，然后问孙中山：　“先生这个大纲第一条规定：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不知道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允许其他党派存在？”

　　张国焘认为，他提的这个问题是个根本问题，是针对孙中山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训政”这些观点而发的。尤其是对于国共两党合作，大有关系，触及了党外合作和联合战线的根本所在。而他在那种场合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是要让孙中山和在座者了解他的基本看法。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5页。

　　孙中山听了张国焘的话后，没有作出答复，只是转而征询其他在座者的意见。

　　叶楚伧则说：　“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我们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张国焘讨了个没趣。但他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

　　在鲍罗廷处，他向鲍罗廷提出了国民革命中应否允许其他革命政党存在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　“这不是提出辩论的问题，而是实际做的问题。如果中共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鲍罗廷的解释得到了多数同志的附和，大家都认为这次大会是国民党办喜事，要求张国焘不要提出这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李大钊也说：　“你这个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就足够了，可不必再提。”

　　但张国焘却总是抑制不住想发表自己的观点。

　　他在见到即将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时，问道：　“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又跨有共产党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谭平山告诉他：　“我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我相信只要党章规定了严明的组织和纪律，执行起来是不会有问题的。”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16—317页。

　　当大家都沉浸在国共合作的热烈气氛中的时候，张国焘这样做，连他自己也觉得仿佛成了“专泼冷水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不顾一切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其结果可能会遭到中共党内多数同志的反对和国民党人的不满；一是保留自己的意见，趁早离开广州，以待机会。





　　党内同志大都了解张国焘的想法，有意无意间表示希望他选择第二条。所以，在代表大会还没有召开之前，他已做好了北返的准备。

　　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

　　1月23日，张国焘以筹备全国铁路总工会为由，请假离开广州。

　　说来颇令人费解，张国焘回到北京后，对苏联代表斯列帕克谈到国民党一大时，却全然是另一种口气。他告诉斯列帕克：　他不但钦佩孙中山本人，而且非常赞赏那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说：　“现在同志们中间已经不存在是否必须同国民党一道工作的问题。现在都非常乐意做工作并且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以至于一直对国民党不怀好感的斯列帕克也十分肯定地认为：　“在共产党内，在要不要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以及怎样工作的问题上，应该说，现在不会再有任何分歧意见，现在共产党人会同国民党一道工作，并且能在那里领导这项工作。”《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408页。

　　孙中山手书的国民党中央执行

　　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无论张国焘出于何种动机来表达自己对国民党一大的看法，事物总是按照自己的预定轨道发展变化着。国民党一大后，在国共合力推动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这不能不使张国焘感到震动，但他还是固执地保留着自己的看法。这样，他认为与其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导致无穷的烦恼，还不如消极地对待国共合作事宜，尽量不去参与。所以，当李大钊传达国民党一大选举张国焘为候补中央委员，并要他到武汉去担任国民党分部的工作时，他便以种种理由拒绝了。

　　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张国焘虽为其成员之一，却很少去办公。偶尔去一次，也是敷衍了事。当国民党员丁维汾提出一些事情和他商讨时，他也总是很客气地请丁做主，自己从不提出异议。

　　就这样，他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不会从失败中寻找教训的人，他的成功之路是遥远的；而在寻找教训的过程中走向极端的人，却没有成功可言。

　　张国焘的可悲之处正在这里。




　　十六　牢狱之中

　　全国铁路总工会是在逆境中诞生的。

　　“二七”惨案之后，全国工人运动一蹶不振，尤其是铁路工人运动，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尚存的工会，其活动也完全处于秘密状态之中。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京汉、京奉、京绥、正太等路的工会开始逐渐恢复元气。京奉路唐山工会不仅秘密存在，并拥有一定势力，工会基金亦有1000余元；京绥路车务工会拥有会员1500人；正太路工会、粤汉路工会、津浦路浦口镇工会、株萍路工会等也秘密恢复，特别是胶济路工会在工人运动低潮中居然秘密成立，并拥有会员1500余人。《工人周刊》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后，依然继续秘密出版。为了进一步复兴铁路工人运动，振奋铁路工人的斗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

　　1924年2月7日，在“二七”惨案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1923年2月7日这个血腥的日子，怀念先烈，汲取教训。

　　因为有关这次会议的史料极为有限，我们只能了解到以下情况：　

　　参加会议的有各路代表20人。中国九条铁路中有六条派出了代表。会议开幕的当天仍然有一条或两条铁路代表缺席；没有派代表的只有广州铁路、沈山铁路和中东铁路。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组织问题和红色搬运工人联合问题。《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407页。张国焘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并发表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宣言》提出总工会的宗旨是：　“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铁路工人之福利；二、联络感情和实行互助，化除境域界限，排除工人互相争端；三、提高知识以促成工人阶级的自觉；四、帮助各路工人组织各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界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宣言》号召工人参加所有救国救民以及反抗军阀官僚之横暴和外人之侵略等国民运动，但必须首先提出争自由和恢复工会等要求。《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21—522页。大会还准备就列宁逝世致电莫斯科。

　　会议最后选举产生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邓培此处采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22页）的说法。王健英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亦持此说法。另据王家玺主编的《中国工会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所载，会议选举孙云鹏为委员长。，总干事张国焘。同时，张国焘还被指定担任党团书记。

　　对于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的作用，在北京的苏联代表斯列帕克在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说：　“领导会议工作的是张。他的工作很出色。”《斯列帕克给维经斯基的信》，《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07页。

　　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机关设在北京铁匠营21号。总工会除邓培、张国焘总负责外，还有干事彭子均、李凤林等参与工作。

　　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后，对北方铁路工会进行了恢复和整顿，会员迅速增加，仅胶济路工会在短短三个月内，会员就发展到3000人，工人运动开始出现新的转机。

　　国民党一大之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工农运动逐渐高涨，特别是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工农运动取得合法存在和发展的权利，更有了蓬勃发展。这使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以及军阀势力大为恐慌，他们采取从外部压迫和从内部收买的双重手段进行破坏。这时，国民党内也进一步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对在国民党内如何工作又缺乏经验，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些过于忍让迁就的右的偏差。

　　为了总结经验，调整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政策，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东方委员会于2月25日建议中国共产党在5月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全会，讨论有关国共合作和工会工作等问题。这样，5月10日至15日，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s。y工作与c。p即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议决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决议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国民党工作时，要“巩固国民党左翼和减杀右翼势力”，而不是在左右派之间起调和作用《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页。；“凡在可能的范围内我们不必帮助国民党组织上的渗入产业无产阶级，不然，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不但是使先进的无产阶级内心搀入混乱的种子——产业的无产阶级，是我们党的基础——而且使无产阶级自己的阶级斗争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各国的先例很多，不仅止此，在中国的情状看来，更使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里的力量减杀。”《工会运动问题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37页。

　　据会后在5月20日刊登在《中国共产党党报》上的一篇题为《此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之意义》的文章所谈，这次会议有三个重大意义：　“第一个意义是：　我们在国民党中和在国民党外，做种种复杂的工作，即在比我们强大的党，很容易有不偏于左倾即偏于右倾的危险，何况是我们这毫无经验的党。因此，我们越发感觉在国民党工作的重要，便越发感觉认识国民党及巩固我们党的重要。第二个意义是：　劳动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第三个意义是：　青年运动也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以前党及s。y在此项工作上都做了种种错误，不可不急于纠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张国焘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完全是一副谦逊的样子，积极参加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发表了不少意见，但态度诚恳，从不提中共三大的争论。结果他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同情。这当然令他高兴。不过，更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他认为这次会议“无异于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29页。。从这一点来说，他认为自己是最终胜利的一方。





　　铁路工会的恢复和发展，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

　　1924年5月初，直系军阀北京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发出通电，要求北京政府通令查禁“过激行动”。

　　5月13日，湖北共产党组织秘密机关被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警查获，逮捕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和几个工人。杨德甫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

　　5月21日凌晨，京师警察厅派出侦缉队前往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机关进行搜捕。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不幸被捕，铁路工人名册和许多党的文件以及来往信件均被搜去。随后，侦缉队又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和他的妻子杨子烈，并搜出中共三大文件及信函多件。

　　张国焘等人被捕后，遭到了野蛮的审讯。据1925年5月28日上海《申报》报道：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张国焘起初还能挺住。他抱着侥幸的心理，否认自己就是铁路工会的总干事张特立。当敌人问及共产党鼓动铁路工运等问题时，他也装作不知道。

　　但是，从总工会会所和他的住所搜出来的大量文件和信件却暴露了他。在李钟英为中共中央的代号。寄自上海的一封信中，敌人查出了沿海省职工联合会、苏维埃华工总会致全国铁路总工会函，函中称张国焘为总干事。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张国焘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不久，张国焘和杨子烈又被押往京师警察厅。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张国焘写下了这样的供词：　

　　张国焘，号克仁，二十五岁，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于去年十月间与张昆第（即张守诚）赁住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去年十一月间即搬寓腊库十六号杏坛公寓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同居。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马克思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又陈独秀（即实庵）系北京大学学长，与国焘有师生之谊，彼此信仰又可谓略同。国焘素抱爱国热忱与抵制日本诸运动，亦参加后又非提倡平民教育不足以救国。陈独秀亦颇重视国焘之为人。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之加入，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按国民党内容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查铁路工人现多年已无工会存在，铁路工会亦无正式机关，只以尚有十余工人在狱中。该项在狱工人均极贫苦，无人照顾，各处工人多有愿意帮助此项在狱工人，故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通信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