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_2-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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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去掌握这部分力量，还须派些具有军事经验的同志去加强领导，在财力和装备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才好。”

　　但鲍罗廷却说：　“目前应以北伐军的军事行动为主体，工农群众组织应作为辅助力量支持军事行动。目前不宜大张旗鼓地发展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因为那会招致国民党将领的疑虑，对统一战线发生不利影响，不利于北伐战争。我们共产党员可以国民党员身份在军队中发挥作用。现在国民革命军中已建立了党代表制度，我们的同志可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各级的党代表，在军队和黄埔军校中展开工作，只要我们把政治工作做好，便可控制军队。”

　　与会的大多数人认为鲍罗廷对党代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作用估计过高了，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争论。

　　会议从晚上8时一直开到次日凌晨2时才告结束。张国焘、彭健华和另外一个人只得席地而卧，在地板上睡了几个钟头，天亮后才各自离去。彭健华：　《一九二四年冬鲍罗廷在北京召集的一次会议》，《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4辑。

　　这一时期，正值孙中山抱病北京。在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在孙中山指示下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临时政治会议，张国焘作为候补委员，也经常参加临时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张国焘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尴尬。他后来回忆说：　

　　李大钊先生和我是参加会议仅有的两个共产党员，只好采取谨慎的态度。中共立场一直是坚决支持孙先生的主张，反对对段让步，尤不愿因孙病重使国共关系转趋恶化。我们按时到会，严肃地坐在那里，很少发言，不主动提案，只是支持一些与我们主张相符的主张。我们觉得如采取积极的态度，万一引起争端，可能被视为是乘孙先生病危，挑动国共间的纷争。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76页。

　　孙中山逝世后，聚集在北京的国民党要人和中共领导人以及鲍罗廷等皆纷纷离去，张国焘也终于摆脱了尴尬的境遇。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维汉等20人，张国焘也参加了会议。

　　四大在中共历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会议。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大会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特别指出右的倾向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大会决定，共产党人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张国焘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22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由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具体分工是：　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为委员。

　　同时，中央还决定组成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由张国焘兼任书记，李立三、刘少奇为副书记，邓中夏为秘书长，委员有：　项英、王荷波、林育南、李启汉、张昆弟、刘华等。

　　这样，自中共三大以来沉寂了一年多的张国焘，又一次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并继续指导全国工人运动。

　　2月7日至10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举行。到会代表45人，代表12条铁路的工会组织。这次大会除沪宁、沪杭尚无工会组织派代表参加会议外，北起黑龙江、南至广州的所有主要铁路都有代表参加。这说明，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一年来，尽管遭到了反动政府和军阀的破坏，但铁路工人运动仍有不小的起色。





　　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代表们完成了18项会议议程。其中主要有：　（1）“二七”纪念会与预备会；（2）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报告；（3）各路代表报告；（4）工人阶级与现状报告；（5）进行方针报告；（6）太平洋交通工人会议报告；（7）组织、宣传教育、合作社、救济失业及死伤问题；（8）审查抚恤款项报告；（9）各路代表提案；（10）讨论并通过各种议案等。

　　在大会所通过的决议案中，充分认识到铁路工人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铁路工人是集中的产业军之先锋”。大会议决所需进行的重要方针十项：　（1）恢复所有曾经组织之工会；（2）整顿现有工会，建立坚固的组织基础；（3）力谋工会之统一；（4）确立经济基础；（5）救济失业及死伤；（6）要求以前罢工争得之条件实行；（7）争工人切身的经济利益；（8）争集会言论罢工之自由；（9）赞助国民革命，并参加国民会议；（10）训练并教育工友群众。

　　与此同时，还举行了京汉全路代表大会。到会共16人，代表12个分会。会议决定恢复被反动军阀封闭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及各分会。有关会议情况见张特立：　《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始末》，《中国工人》第4期，1925年4月。

　　张国焘出席了这两次会议，并具体指导会议的进行。会后，他正式辞去京汉铁路总工会干事一职，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指导全国工运。

　　中共四大之后，工人运动有了更迅速的发展。仅从铁路工会方面来说，继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之后，京奉路总工会、京绥路总工会、胶济路总工会等各路工会也逐步恢复。粤汉铁路总工会和广三、广九铁路总工会相继宣告成立。为了加强对广东铁路工人的领导，还成立了铁总广东办事处。

　　作为指导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共中央工农部主任和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张国焘为了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于1925年4月在《中国工人》第4期发表了《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一文。他在文中指出：　

　　自“二七”惨案之后，中国职工运动经过了一个“降落”期，最近又呈“复兴”之势。职工运动复兴的原因有二：　“一、工友们得着许多历史上教训，和不可忍耐的痛苦，知道非复兴工会不可。这就是复兴职工运动之根本的伟大要求，也就是职工运动复兴的主要原因。二、直系势力倾覆，各派军阀冲突剧烈，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发生变化，国民革命运动勃兴，给予职工运动复兴的种种机会和影响。这是职工运动复兴的次要原因。”职工运动的复兴必然引起封建军阀的镇压，于是，他提醒说，“现在段张专政的北方局面，与曹吴时代没有两样，他们对于工人必仍旧采取强暴手段，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要“认清工人的斗争始终是为本阶级的，工人的利益要靠自己奋斗得来。我们只能利用军阀官僚彼此间的冲突，发展自己的势力，决不可发生什么幻想”，他指出目前职工运动的主要方针是“争自由”运动。“这个运动有两个目的：　一、由这个运动发展职工运动的势力因而统一职工运动，以至于由运动而能实际保卫职工运动不受摧残。二、获得法律上的合法自由，并取消剥夺工人自由的罚工刑律和治安警察法。”

　　张国焘在文中提出两个很值得研究的观点：　

　　第一，国民革命运动和职工运动可以互相促进。他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因此，国民革命运动和劳动运动所攻击的对象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国民运动所奋斗的目标——自由和独立，就是劳动运动所要求的初步解放。在此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新现象中，职工运动如何去加厚国民革命运动势力，如何使国民革命运动助工人阶级争取目前利益和自由，这也是职工运动中一个新的问题。这表明，张国焘对于国民革命的认识有了提高，改变了排斥的态度。

　　第二，工人运动亦可采取灵活的斗争方法。在坚持“不妥协”斗争的条件下，可以采取“软的方法”，尤其在工人运动的低潮时期。他说，“二七”之后，有些工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他们在退守时期中，能用种种外交的方法和别种巧的方法，对抗敌人，争得一些经济利益并保持工会的安全。因为敌人是奸滑险毒的，他们用种种方法对付工人，当然工人也要用种种有效的方法对付他们。但是不可忘了阶级争斗，是不可调和的争斗，真实的胜利，只有硬的方法——不妥协的争斗——才能得到的。这种把两种斗争方式结合运用的思想，在中国职工运动中还是首次正式提出并作为职工运动的指导思想。





　　利用敌人，采取软的方法，这种斗争方式并不是张国焘的发明，还在“二七”惨案之前，北京党组织就曾利用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口号，发展了京汉铁路工会运动。但张国焘将它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并且提出在适当应用“软”的方法时，不要忘记“硬”的方法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手段。这种指导思想在职工运动的发展阶段无疑是正确的。

　　同一期上，张国焘还发表了《全国铁路第二次代表大会始末》和《海员的新斗争》两篇文章。前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公布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和《全国铁路总工会追悼“二七”殉难烈士词》。后一篇文章分析了引起海员新斗争的原因是船东和港英殖民政府有意破坏1922年与海员所签署的三项条件，致使工人利益遭受极大损失。张国焘认为，船东和港英政府不得不签订条约是因为他们屈服于海员们的伟大奋斗力之下，他们敢于破坏条约是因为海员们团结松懈，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因此，要使他们履行条约，须首先将全体海员，无分广东籍、宁波籍，团结如铁桶一般坚固；因为坚固的团体是迫着敌人履行条约的惟一工具。

　　在张国焘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中，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　在安源罢工中誉满湖南的李立三、刘少奇；北方工运指导者及前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武汉工运的负责人项英、林育南；浦口铁路工会领袖王荷波及享誉上海的工运领导人、刚出狱不久的李启汉等。正是在这些人的领导下，工人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迅速到来。

　　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开幕，整个广州城处于涌动和沸腾之中，国共合作的局面也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这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盛会。张国焘出席了会议。到会代表281人，代表工会166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共30多个，其中以工农联合决议案、铲除工贼决议案、组织全国总工会决议案和加入赤色职工国际决议案最受重视。

　　会议对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有了明确认识。在《政治斗争决议案》中指出：　“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非得工业的无产阶级参加并取得领导地位，提携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是不能成功的。”在《工农联合决议案》中，正确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工人阶级要推翻现存制度，必须结合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革命势力，因此他应该努力找寻他的同盟者。这种同盟者的第一个，就是农民。无产阶级倘若不联合农民，革命便难成功”。“农民要得到自身的解放，也只有与工人联络，才有可能”。大会对工人组织的纪律和教育等问题也作了相应的规定。

　　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执行委员25人。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干事局，驻地广州。由林伟民任委员长，刘少奇任副委员长，李启汉任组织部长，邓中夏任宣传部长、党团书记及秘书长，孙云鹏任经济部长。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指导下取得了很大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为第二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掀起做好了准备。5月8日，会议胜利闭幕。张国焘因需指导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暂时留在了广州。

　　5月，张国焘在《中国工人》第5期发表了《“五一”运动与中国工人》一文。文章指出：　五一运动是争八小时工作制的示威日，中国工人不仅要争八小时工作制，而且要争自由。因为只有争得自由，才能争得经济利益，所以自由是全国工人的第二生命。他提出争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权是中国工人目前最需要的解放，而奋斗是争得八小时工作制和工人自由权的惟一方法，奋斗也是打倒帝国主义军阀、中外资产阶级和解放工人阶级的惟一方法。

　　在这篇文章里，张国焘将在《职工运动复兴及其应取之方针》一文中提出的“争自由运动”进一步阐释为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集会结社的自由！言论出版的自由！同盟罢工的自由”。如果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号召工人为争取经济利益而斗争，那么争取自由权则是号召工人为争取政治利益而斗争。将工人运动由经济斗争引向政治斗争，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这就是张国焘领导的职工运动委员会的策略。这是一个正确的策略，对于促使工人运动进到一个更高的阶段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之后不久，就爆发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规模进行政治斗争的标志。

　　5月14日，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举行大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名。5月16日，上海日本纱厂2万多工人举行同盟罢工，35个社团召开联席会议，组织了“日本残杀同胞雪耻会”，号召上海各界民众支持工人罢工。

　　顾正红惨案发生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以及职工运动委员会的领导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决定统一领导这次斗争。5月24日，中共中央通过上海工会组织召开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顾正红追悼大会，但遭到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镇压，拘捕工会活动分子和参加追悼会的学生多人。

　　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工人的经济斗争转变为各界人民的反帝政治斗争；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活动；还决定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于6月1日公开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刘少奇来到上海，也参加了总工会的领导。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2000多人组成讲演队，在租界各马路进行反帝宣传，租界当局又出动巡捕，逮捕了100多名学生，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消息传开，数千人奔赴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巡捕开枪打死学生5人，市民11人，重伤十余人，逮捕40多人，南京路上顿时一片腥风血雨，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张国焘正是在这一天由广州返回上海的。当天晚上，他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

　　五卅反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展开。中共中央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