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_2-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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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上海、北京之后，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汉、济南、广州、长沙、天津等地也出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活动，有的地方也建立了党的组织。并且，经过国内党员的组织和联系，旅日、旅欧共产党组织也先后成立。这一切都表明，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1921年初，维经斯基在离京返俄之前，曾建议李大钊应将各地的共产主义者迅速组织起来，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然后加入共产国际，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并进而得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

　　同年6月3日，马林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到荷属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组织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驱逐出境。1920年被邀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1年4月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此后一直在中国工作到1923年。1924年4月回到荷兰。1927年脱离荷共。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民主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逮捕。1942年4月遭杀害。受共产国际委派来到中国。他同先期到达上海的尼柯尔斯基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他在4月动身来华前，同时接受了工会国际（1921年7月3日正式成为赤色职工国际）委托的任务，负责在中共一大上介绍刚刚成立的赤色职工国际，并协助开展工人运动。一起，与上海党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开始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事宜。





　　李达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分别写信与正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商量后，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大会，由李达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

　　上海来信到北京时，正值北京大学暑假期间。北京党组织的部分党员利用暑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了个暑期补习班，为准备报考大学的学生补课。党员们分别担任了补习班的教学任务，邓中夏教中文，刘仁静教英文，张国焘教数学、物理等。他们接到上海的通知后，立即在补习班所在的地方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议。

　　据刘仁静回忆：　选代表的那次会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首先大家一致选张国焘。为什么呢？因为在北京小组中，除了李大钊外，张国焘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北京小组的组织活动一般习惯于不惊动李大钊，所以张国焘就是日常工作的实际组织者、会议的主持人。再者，张国焘是北京小组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作为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在选第二个代表时，邓中夏、罗章龙都曾是候选人。但邓中夏将要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会员出席7月在南京召开的会议，而罗章龙正主持《工人周刊》的筹备和创刊工作，所以他们二人都以工作忙不能分身而推辞了。最后，确定刘仁静作为第二位代表。

　　按说李大钊最有资格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但他当时正肩负着一项斗争任务，这就是从3月开始的北京国立专科以上八校教职员向北京政府进行的“索薪斗争”。李大钊先后担任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机构——代表联席会的新闻股干事、索薪刊物《半周刊》编辑，并在该会主席马叙伦生病期间代理主席职务，负责召集各校联席会议，研究对策并筹划一切。6月3日，当他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遭到军警的殴打，头部被刺刀戳伤。他不顾头上流着血，向群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使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索薪斗争至6月中旬结束后，又值学年终结，李大钊由于公务繁忙，所以很难抽身去上海。

　　从两位代表产生的原因和经过可以看出：　

　　（一）　虽然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还不到一年，但已形成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必要的规章制度。通过选举产生代表，而不是由某位领导指派，这在当时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中是首屈一指的。各地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只有北京的两个代表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二）　对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虽然当时各地已有了一些党的组织，并开展了活动，但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力量分散且无统一协调的行动。因此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不仅仅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肯定，更是集合全中国最先进分子，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得到社会主义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使中国革命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从这一点来说，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虽有各自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上海会议的意义认识不足。

　　事有凑巧。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的李大钊，因种种原因不能出席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成立大会，另一位发起人陈独秀也因主持广东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并为上海租界所注意而未能出席。

　　这真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既然南陈北李均不能出席会议，大会的筹备工作就落在了上海代表和北京代表身上。上海方面参与筹备工作的是李达和李汉俊。北京方面，由于刘仁静先去参加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会议，所以张国焘就提前来到上海，与李达、李汉俊共同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做准备工作。

　　当张国焘先于其他代表到达上海时，上海的情形是这样的：　

　　1920年10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党组织的书记职务由李汉俊代理。不久，李汉俊就与陈独秀在党章问题上发生了争论。

　　那是在1921年2月。当时陈独秀起草了一个党章，寄回上海。李汉俊看到草案上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便对陈独秀甚为不满，说他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李汉俊随后也起草了一个党章寄给陈独秀，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只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了李汉俊的这个草案，大发雷霆。从此以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





　　李达觉得党组织才刚刚成立就闹分裂，太不像话，只得调停于二者之间，要大家加强团结。但李汉俊态度坚决，不肯接受调停，并连书记也不做了，他把《新青年》停了刊，又把上海的党员名册和一些文件移交给李达，要李达来担任书记。李达：　《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这是上海党组织内部的分歧。除此以外，刚到中国的马林也因为工作方法不当与李达、李汉俊发生了不愉快。

　　初到中国的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自居，在还不了解上海共产党组织具体情况的时候，就开始指手画脚。这使得秉性刚直的李达和决不盲从别人的李汉俊都很反感，故二人对马林采取不合作态度。作为马林翻译的张太雷，虽然认为自己有责任协调马林与二李之间的关系，无奈自身只是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员，无权干涉党内事务。

　　眼看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渐渐迫近，筹备工作却因三人不能达成一致而难以进行。此时，无论是马林，还是李达和李汉俊，都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人能居中调停。

　　张国焘的到来，无疑使这三人都松了一口气。

　　通过与李达、李汉俊的接触，张国焘了解到上海的具体情况以及二李与马林之间的分歧所在。当胸中有数之后，他就决定去拜访马林。或许是因为碰了李达、李汉俊钉子的缘故，马林对张国焘的态度还算随和。尽管张国焘仍然感到马林具有社会主义的白人优越感，两人还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谈了北方工人运动的情况和代表大会的筹备问题，彼此意见也相当融洽。

　　张国焘使马林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之后，便与李达、李汉俊等人一起，在马林的协助下筹备代表大会。

　　当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预定举行大会的日期逐渐接近之时，代表们望眼欲穿的陈独秀仍未到达。

　　几天之后，正在大家焦急之际，陈公博带着陈独秀给大会的亲笔信赶到。陈独秀在信中对代表大会提出四点意见据《苏联阴谋文证汇编》第2册第47页载，这四点意见是：　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要求大会在讨论时予以注意。

　　既然是党的成立大会，总要有个主持人。各地代表便提议由张国焘来主持会议。这一提议得到了马林的同意。据包惠僧回忆说：　“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61页。




　　七　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与其兄李书城的寓所召开。

　　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及旅日共产党小组的代表共13人出席了会议，他们是：　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包惠僧包惠僧原是武汉共产党小组的成员，1921年因事到上海。5月中旬，李达派包惠僧去广州找陈独秀商谈工作，后留在广州。陈独秀接到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后，派包惠僧到上海参加大会。，代表全国党员5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作为会议主持人，张国焘首先向大家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意义，提出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

　　接着，代表们初步议出会议议程四项：　

　　（一）　讨论党纲与政纲；

　　（二）　制定党章；

　　（三）　研究中心工作与工作方针；

　　（四）　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会上，马林作了很长的报告，讲述了国际形势，共产国际工作状况及其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任务，还介绍了他在爪哇工作的经验，建议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一定要注意发动工人的工作，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

　　尼柯尔斯基向大会宣布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和赤色职工国际将正式成立的消息，并介绍了俄国革命后的情况。最后，他建议将这次大会的情况向远东局作一汇报。

　　接下来，会议根据马林的建议，首先选出一个党纲和工作计划起草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等人组成。然后安排会议第一、第二天由各地代表汇报工作。

　　尽管后来有人回忆各地代表都发了言，但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张国焘代表北京小组和陈公博代表广州小组的发言材料。因此，在无法进行全面比较的条件下，可以看出，张国焘的发言是做了认真准备的。在长达6000余字的发言稿中，他将内容分作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北京的政治、经济状况。

　　他指出，北京的政治黑暗。北京在封建帝王和官僚的统治下，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俯首听命和从属依附的情感深深地扎根在他们心坎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表明了知识分子的觉醒，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这使知识界内部出现了分歧。而且，知识分子认为要改造社会只能通过广泛教育的途径。他们把无产阶级看做是无知的、贫穷而软弱的阶级，结果就成了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另外，北京是外国人、政府官吏、军人、警察等肆虐的地方，人民受侮辱、受压迫，只要抓住时机宣传革命思想，就会激发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北京的经济衰败。北京不是个工业或商业城市，较大的工厂企业都掌握在政府官僚手里，厂主和雇主本身就是政府。为了捞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强迫工人和职员拼命工作。北京有五六万人力车夫，这是不可忽视的一支庞大的队伍，向他们进行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部分，汇报了北京党小组的工作。

　　他将这个小组的工作分为“在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工作”两个内容。他汇报了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工会的经过和体会，认为向工人宣传的最有效的口号是“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帮助工人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帮助他们组织罢工和游行”。他向各地代表谈了北京小组在宣传工人和组织工人中取得的四点经验：　

　　第一，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

　　第二，从工人当中选拔一些领袖；

　　第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我们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

　　第四，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

　　他还谈了他们几个党员想参与铁路工人罢工而遭到工人们拒绝的事情，说明他们的工作并非做得很扎实，也有不足之处。

　　在宣传知识分子方面，张国焘汇报了与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创办刊物的工作。他认为宣传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张国焘在发言即将结束的时候，向与会代表说：　

　　同志们，黑暗的政治局势，包围着我们的腐败社会，一系列令人难忍的社会的不公平以及悲惨的经济生活状况，所有这一切都是易于引起革命爆发的因素。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这次成立大会应当具体地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任务，并制定实际工作计划。大会的责任看来不轻。　《“一大”前后》（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张国焘在汇报北京党小组工作的过程中，既谈到了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也谈到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这不仅是对北京党小组半年多来工作的比较系统的总结，而且为各地党组织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同时也表明，中共一大前，张国焘对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了自己一定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各地代表汇报完工作后，张国焘等人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为大会起草党纲和决议草案。在参考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他们起草的文件自然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马林对这些文件要求很严格，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





　　在第三、四、五次会议上，代表们专门讨论了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这就是党员能否做官和当国会议员。

　　一方坚持认为，采纳国会制就会把我们的党变成黄色的党，他们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例子说明如下事实：　人们进入国会，就会逐渐放弃自己的原则，成为资本家阶级的一部分，变成叛徒，并把国会制看成是斗争和工作的惟一方式。为了不允许同资产阶级采取任何联合行动，为了集中我们的进攻力量，我们应当在国会外进行斗争。况且，利用国会也不可能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