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陈来-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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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陈来

　　　　2001…10…31　15：37：19　　
　　
　　　　凤凰卫视之世纪大讲堂：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陈来

　　　　主持人：追求进步，学术倾听，世纪大讲堂向您问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哲学好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学问，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哲学多少带点洋味道，那今天呢，有人提出哲学也要现代化和民族化，这位大师就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来教授，好，有请陈教授上场。

　　　　陈　来：你好，阿忆。

　　　　主持人：请坐。我听人说，如果是您跟一个哲学以外的老师说话的话，这个老师都会笑。但是如果您跟哲学老师说话呢，哲学老师只能是眼睛里发出深邃的光，一般是不会笑的。

　　　　陈　来：北大校庆的时候，有个记者也叫阿什么，阿旭大概是。

　　　　主持人：跟我的姓是一样的。

　　　　陈　来：给我照一张相，不许我笑，要我表现出一个深邃的、冷峻的目光。

　　　　主持人：是不是我们在网上轻易搜索，就可以看到您穿着风衣，在燕南园里（的照片）。

　　　　陈　来：没错，就是那张。

　　　　主持人：而且不管是在哪个网站去搜索，搜索您的第一条信息，就是这张照片。

　　　　陈　来：其实那根本不是我的性格。

　　　　主持人：您的性格是老笑。

　　　　陈　来：我的性格其实很随和，而且不能说喜欢笑吧，但是也不排斥笑。

　　　　主持人：让我们了解您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哲学的想法的？

　　　　陈　来：我哲学意识应该是1969年。

　　　　主持人：1969年，您是？

　　　　陈　来：1969年那个时候，我是上山下乡，那时候我到内蒙古西部。

　　　　主持人：您在那么苦的地方，大家都是想弄个萝卜吃一吃就很好了，您在想哲学问题？

　　　　陈　来：那个时候虽然谈不上温饱吧，但是大家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并不是很高。而那个时候呢，社会环境啊，给大家造成一个力量，就是促使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特别是哲学。当然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也好啊，毛泽东思想也好啊，那个时候看了很多这方面的书，那个时候开始有哲学的这些想法。

　　　　主持人：据我所知您的本科是工学士。

　　　　陈　来：没错。

　　　　主持人：怎么没有当时就报哲学呢？

　　　　陈　来：因为我上大学那个时候，是不能自己选择志愿的，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那个时候上面给你分配哪一个地方去上学，那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

　　　　主持人：那读这四年地质的时候您是不是非常痛苦？因为您也不喜欢它，是党给您派去的。

　　　　陈　来：那倒也不是，因为我对知识本身是有兴趣，虽然那不是我自己最心仪的专业，但是很多的知识对我来讲是新的，好多知识呢，也都是我自己自学的，所以大部分可以说百分之八九十的课程，我都是在这门课程的前一个学期甚至前两个学期就自己自学完了。所以很少有的课程是我被动的听老师学的，都是自己主动的把它学习来的。

　　　　主持人：那您当时地质学得好吗？

　　　　陈　来：因为我们那个专业一方面是地质类的课程，另一方面很多机械类的课程。所以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掌握起来不是那么难，我也有一定的兴趣。但是同时呢，我在当时那个时代，那时候叫又红又专嘛，就是你除了这些课，学的专业知识以外，还要寻求一些人生理想，所以我在当时的工科院校也念了很多很多的哲学的书，当然也包括历史，经济这方面的书。

　　　　主持人：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学哲学了？

　　　　陈　来：真正呢，当然是到1978年开始。

　　　　主持人：1978年您又考上了研究生了。

　　　　陈　来：研究生。这是1978年开始恢复中国的研究生制度，第一年我就考入北大。

　　　　主持人：谁是您的导师呢？

　　　　陈　来：我的导师是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那很幸运。研究生完了以后又接着读博士了？

　　　　陈　来：没有，研究生念完了以后，到1981年我就开始在北大教书了，因为那个时候北大没有开始文科的博士的招生制度，所以到我教书的一年多以后，才又开始，这个时候我才转变为博士生的身份。

　　　　主持人：导师是谁呢？

　　　　陈　来：张岱年先生。

　　　　主持人：还是他，真是幸运。听到陈来老师这么幸运，我们也就能猜到，在一个大师的领导下，指导下，他能够把学问做得非常好，下面咱们就听听他这个好的学问是怎么化做了他今天的讲演，他的讲演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好，有请。

　　　　陈　来：大家好，其实这个题目呢，《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我今天主要谈的还是民族化的方面，里面又牵扯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说从整个文化来讲，不仅是哲学，应该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课题。

　　　　我们看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奋起、奋争，寻求现代化的一部历史。因此呢，可以说追求现代化，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普遍的共识，我想这一点呢，大家都可以切身体会到。但另一方面，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可以看作具有五千年历史和渊源的中国文化，它在受到冲击，处于失落，这样一个逆境里面，不断地寻求奋起，寻求新的自我肯定的这样一段历史。因此呢，我们就看到，在文化上面，除了现代化的意识出现以外，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意识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哲学上来看，一方面我们看到现代化的这个观念，它或隐或显的，影响到许多哲学家，他们关于哲学的那个理解，成为他们建构自己哲学的重要的动力。

　　　　那么另一方面呢，怎么使这个哲学的工作能够呈现出民族化的特点，也是很多的哲学工作者，他们内心没有间断的一个内在的冲动，而且随着这个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体现为各种不同的诉求和实践。这个现象呢，是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因为新的世纪到来，我们可以展望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的前景是越来越灿烂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从前不太被注意的，关于这个文化的民族化的问题，我想现在提到日程上来了。

　　　　今天因为这个课题很大，我们只能就一个小的方面，提出一些浅显的例子，特别集中在我们北大的已故的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他的一些思考上面，来跟大家做讨论。第一个，我想回顾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具体的讨论吧，就是我们知道，二十世纪现代化这是个主流，民族化的问题呢，考虑得比较少。在三十年代的时候，有两个著名的哲学家，一个就是冯友兰先生，一个是金岳霖先生，这两位先生呢，就注意到有一个现象，他们就做这样一个讨论，就是说呢，比如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哲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可是我们不会说，化学的民族化，电子学的民族化，我们不会提这类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那么在那个时代，三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和金先生呢，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的语言里面，经常会说，英国哲学，英国文学，德国文学，德国哲学，可是我们比较少说英国化学，德国化学，这个我们比较少，这个语言现象怎么解释？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叫“的”和“底”的分别，底就是瓶子底的那个底，汉语发言，在口语上都叫“de”，但是在文字上面有这个分别。他说，当我们说英国文学、德国文学，这个时候呢，我们讲的是英国底哲学，德国底哲学，或者英国底文学，德国底文学，这个“底”呢是一个形容词的意思，表示这个学术形态呢，它有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一个特性。那么当我们说英国化学或者德国化学的时候，不是指英国底化学，我们只是说英国的化学，德国的化学，这是什么意思呢？“的”在这个里面是一个所属的关系，表示我在这个地方发生，是在这个地方出现，并不表示说，它跟英国的语言，跟德国的语言，英国和德国的文化传统有什么特别密切的内在的关系。那么这里面呢，从这儿讨论，他们就发现“的”和“底”的用法，可以演变出一套宏观的理论，就是我们在人文科学里面呢，有很多很多都可以用到“底”的，特别是文学，因为文学是要用特定的民族的语言，那么哪种语言里面有它自己这种民族语言的一种特别的技巧，那么这种特殊的民族语言它会形成特殊的一些文学的趣味和文学的技巧，当然包括审美的特点。因此呢，它所体现出来的这些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这样的一些东西，所以文学呢，一定是“底”，它是充满了这个文化，这个民族的传统的这些特色。科学，科学一般来讲，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科学，不同国家的科学家写作，当然会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来写，但是他所追求的是一些公共的、普遍的这些真理，这些原理，那么这些普遍的原理，虽然可能借助于某种特别的文字表达出来，但是这个文字和这个原理之间，照它来讲，没有那种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呢，他就指出来，说哲学到底是属于什么形态呢？他就发现，哲学处于文学和科学之间，兼有它们两种特点，一方面哲学也是追求这种公共的，普遍的这种原理，可是另一方面呢？哲学跟它这个民族的传统，跟它的语言也有密切的联系。所以从这个“的”和“底”的分别呢，他就发现，哲学也是可以有民族性的。

　　　　那么冯先生呢，他就以金岳霖先生为特点，他说金先生有两本书，一本书叫《论道》，说《论道》这个书啊，它是“中国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他说金先生还有一本书，叫《知识论》，他说这个《知识论》不算“中国哲学”，是属于“哲学在中国”。那这里面又有一个新的名词出现，就是“中国哲学”和“哲学在中国”，或者说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在中国。这个所要表达的分别，跟三十年代表达的“的”和“底”是一样的。那么三十年代他们用的，象冯友兰先生用的那个“的”和“底”的用法，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用，也有些人“的”和“底”是反过来用的，但是以后呢，现代汉语慢慢变化了，不管哪一种用法，他们的那种区分已经意义不大了。所以他又用新的语言来作区分，就是用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的哲学，表示有中国性的，表示有中国性的哲学，那么另外一种，叫做哲学在中国，照他来看，就是有两种，我们做哲学工作有两种，就是我们中国人做哲学工作有两种，一种我们做的叫做哲学在中国，那么这里面呢，不是刻意地去凸显，去表现，或者去继承，或者去发扬，那么跟中国哲学、古代哲学的资源有密切关系的，这个方向。那么另一方面是中国哲学，或者叫中国的哲学，那么这个方向呢，它是继承、发展，当然也有改造，跟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有密切关联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个是他到晚年提出的，就变成“的”和“在”了，不是“底”和“的”，而是“的”和“在”，中国哲学，中国的哲学和哲学在中国，做这样的分别。那么这里表达的同样是，所谓哲学，中国哲学或者中国的哲学，这里面所凸显的中国性，其实就是个民族化的问题，这个民族化就是跟中国文化的传统，跟中国哲学的，古代的传统有密切联系的这样一个方向。那，我刚才讲，我们要以冯友兰先生作为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前面都涉及到他，那么他自己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我们就看到，他说，中国需要现代化，哲学也需要现代化，这是第一句话。第二，他指出来，他说，他自己所谋求的，所致力的是作一个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就是他要作的这个哲学，一方面是一个近代化的哲学，一方面呢，又是一个中国性的哲学。那么要做这样一个哲学，他指出来，做这样一个哲学，不是凭空，我们没有任何基础，一下子就可以做出来，就是一定要跟传统有一个接续的关系，你这个中国性才能表现出来。那么另外呢，你如果仅仅是跟传统接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那不是近代化。所谓近代化呢，一定要引进西方的和世界其它的这些文化哲学资源，来重新了解、分析和构造我们的中国哲学。那么这是冯先生他自己一个追求。那么这个目标，这样一种工作的方式呢，他有时候用另外两句话来区分，来表达，他习惯上，是什么话呢？就是“照着讲”和“接着讲”，他喜欢用“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话来区分，照他来看，照着讲，是保持中国性的一种方式，比如，古人怎么讲，我们也照着这个讲，那么这当然是一个中国性的表现。那么可是这个照着讲呢，它不是一个近代化的东西，那么只是重复古人，再现古人的讲法，这个不是冯先生的工作目标，所以他讲，我的工作目标是要采取接着讲的方式，那么什么是接着讲呢？接着讲就是一定要接引西方的这些的文化资源，对中国的传统的资源进行分析、重建，这样一条工作。所以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分别，我们习惯上呢，是把它作为说，照着讲就是不发展，接着讲就是发展，这个解释呢，是单一了一些，就冯先生的意思不止于此，就是冯先生不只是强调说哲学不能够故步自封，还是要发展，有照着讲和接着讲这个不同，那么冯先生讲的照着讲和接着讲，里面包含着近代化和民族化的统一这个问题，以前这个大家没有很好的注意。他说，只有用西方的哲学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中国这个哲学资源，这个才是接着讲，所以冯先生他讲的接着讲，他不仅仅是说要发展，而且包含一个学术转型，不仅要转型，又在这个转型里面，要保持中国性，发展这个中国特色，中国性。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冯先生的一些努力吧。

　　　　那么哲学的这个民族性呢，怎么体现，或者有什么地位？他认为呢，可以说，用两个方面来讲，来表达，一个叫做“就哲学来说”，一个叫“就民族来说”。就哲学来说，他说呢，就哲学来讲，就是把哲学作为一个普遍的学科，普遍的一个类型的学问来说，那么各个民族的民族性的特色，在这里面是一个外在的形式的因素。可是呢，如果我们要就民族来说，那就不同了，比如说，我们就看爱因斯坦这个个人，那他长的什么什么样子，他的性格如何，甚至他的口音，他的各种爱好，都是这一个人区别其他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特点。所以哲学也是一样，哲学的民族性也是一样，照冯先生讲，如果就民族来说，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哲学，它能够提供给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人民，给他一些非常重要的，而别的东西，别的民族的东西所不能给予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满足，和精神上的愉快。他甚至提出来，包括能够促进这个民族的精神上的团结。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哲学的这种民族性，就不是可有可无，外在的东西了，就变成这个民族生存，它的精神生活，在精神上存在的重要的条件，变成相干的，内在的因素。那么这个民族性，就形式上的体现两个方面，一个呢，它的讨论是接着这个民族的哲学史来讲的，这是它体现它民族性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它的民族性体现在，它用它自己这个民族所熟悉的，跟它的这个文化传统密切关联的语言来讲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