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可乐经济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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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认为，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是做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可是，等他们有到了上学年纪的孩子，同一批人又开始赞成学校学生穿校服的做法。为什么学校会提出这种要求？为什么有那么多家长支持这一做法？
倘若学生能够自由选择穿什么样的衣服，就必须考虑到自己传递给别人的暗示信息。比方说，要是有人希望传达自己是个大胆姑娘的信息，她说不定就会穿得惊人地大胆豪放。要是有人希望显得成功、一切尽在掌握，或许会穿格外名贵的衣服。可诸如“大胆”和“名贵”这种词，表达的都是相对含义。倘若有许多学生都开始穿着能凸显这些规范的衣服，那么规范本身就会发生变化。就好像雄麋鹿的犄角一样，过不了多久，学生中间就会掀起昂贵的衣着竟赛。 显然，穿校服的要求，限制了学生们自我表达的能力。但它的优点则是减少了学生们在衣着竞争上所投入的货币及情感成本。
为什么官僚们喜欢使用语焉不详的句子？（阿尔弗雷德 · 卡恩）
阿尔弗雷德 · 卡恩（Alfred Kahn）是康奈尔大学的前经济学教授， 1977 年，吉米 · 卡特总统选他做民航委员会主席。民航委员会（现已解散）是当时管理民用航空业资费和线路的联郑机构。卡恩的职责是，取消对民航业的管制，解散该机构。
到达华盛顿后，他惊讶地发现，民航委员会司法人员颁布的大多数管制命令叫人看都看不懂。类似的句子随处可见：
特准予民航委员会证书的持有者，在证书有效期到达之前，继续定期使用持有者之前使用过的机场指走地点。在遵守委员会之前公布的相并此类程序的首提下，持有者除可享受上文明确规定的服务之外，还可在任何机场便利的时候，使用指定地点。
卡恩到任后，在发给自己司法助理的第一份备忘录中要求，他拒收任何不使用浅显英语表述的文件。“请把你写的文件，对着伴侣和孩子读一读，”他告诉众人，“要是他们听看笑了，你就得重写。”但为什么这些文件最初是如此这般呢？
管制者的任务是管人。通常，这要求你告诉别人，虽然有些事他们想做，但不能做。大多数人并不乐于让别人的愿望落空。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官僚们希望削弱自己在流程中扮演的负面角色。比方说吧，管制者并不愿意直接说，“我禁止联合航空公司在圣地亚哥和圣安东尼奥两城市之间运营，”他们或许觉得采用以下说法更舒服，“我司认为，联合航空公司继续在圣地亚哥和圣安东尼奥两地提供空中运输服务，有违公共利益。”
当时，卡恩的命令一颁布，全世界喜爱明白晓畅文字的人，都为此举鼓掌喝彩。很快，民航管理委员会的文件用语就变得更清楚、更简练了。
这一新的沟通模式坚持下去了么？我们无从得知真实情况。但有理由怀疑，在官僚当中，使用浅显语言并非一种德定的平衡状态。倘若浅显的语言成为规范，那么，某个官僚可能会出于个人利益，把文字写得稍微模糊一些，从而削弱自己在限制他人行为中所要承担的责任。改动太大，有可能会招致上司的斤责，但稍做改动，并不引人注意。出于同样原因，其他官僚也会这么做，于是言辞模糊暖昧的标准就发生了变化。这样一来，我们很容易看到，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完全叫人看不懂的官僚语言最终又成了主流。除非又出现一个要求使用浅显的语言的强硬领导，否则，语焉不祥的语言会一直持续下去。
·市场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往往造福了所有人。
·追求个人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当个人效益超过个人成本时，个体会采取行动。
第 6 章
所有权之谜
为什么鲸鱼濒临灭绝；鸡却没有繁衍之忧？
·为什么鲸鱼濒临灭绝，鸡却没有繁衍之忧？
·为什么前苏联的解体使得里海鱼子酱产量锐减？
·为什么没有一流的营利性大学？
·为什么我们能租到影碟，却租不到书呢？
·为什么马德里年度时装展封杀超搜模特？
·为什么私家车座位上必备安全带，而校车上却没有？
·为什么旅游船的防撞安全设备比汽车要少？
·为什么边开车边吃汉堡合法，但边开车边打手机却不合法呢？
·为什么出租车费要分为两部分，既有固定的起步价，又有变动的里程价，而不是直接收取较高的里程价呢？
生长于当代西方工业国家的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你拥有某样东西，想怎么用它就怎么用。在一定的条件限制下，这种理解不无道理。例如，在大多数国家，拥有一辆自行车，意味着你有权在任何时间使用它，有权告诉别人不准用它，有权把它卖给你选中的任何人。
由于 18 世纪末对产权做了明确界定，并建立了有力的实施制度，美国和其他许多工业国家的生活标准提高了 40 多倍。相反，缺乏这种制度的社会，少有富裕起来的。倘若人们无法建立对财产的明确法定权利，他们就没有动机去投资能够创造新财富的资本设备。
可尽管产权创造了数不尽的效益，但这同样需要付出成本。针对任何商品确定并执行产权，都要求投人真正的资源。有时候，最终收益并不值得费这个劲。仔细观察一番，我们就能看出，所有权的概念其实是很有争议的。本章首先用几个例子，来考查一下我们对拥有某事物这个概念的理解存在哪些局限性。
为什么有时侯岛上居民阻止陌生人使用私家码头是违法的？
1904年 11 月 13 日，普洛夫一家的几名成员，在张伯伦湖划船，不料硅上了暴风。为了躲进风雨，他们把帆船停泊在一处私人码头，该码头的主人叫普特南，住在湖中的一座小岛上。普特南派仆人去叫普洛夫一家人驶离码头。他们照做了，可不久后，帆船又硅到了暴风。有几人受了伤，但都还活着。事后不久，普洛夫一家人对普特南提起诉讼， l908年，佛蒙特一家法院刹他们胜诉。为什么普特南不让普洛夫一家人使用自家码头违反了法律呢？
私有财产法准予业主对自己产业的用途享有极大的决定权。但这不是一种绝对的权力。佛蒙特法院认为，否定普洛夫一家人享有暴风避难权所付出的成本，远远大于普特南对自家码头享有绝对控制权所带来的收益。
为什么侵权法常常暂时中止业主对滨水地区的财产权？
城市居民无权出于加快抵达预期目的地的意图，穿越某人的私有产业。他们必须使用人行道，或者其他公共道路，抵达想去的地方。然而，在不少管辖范围，湖滨和海滨产业受不同法令的管辖。例如，倘若住在湖滨木及的人想拜访住在自己北边第三栋木屋的朋友，则可以直接穿过两处位于其间的产业，哪怕业主时此强烈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别呢？
和其他法律一样，反侵权法也包含成本和效益。由于屋主多重视个人隐私和安全，倘若禁止他人非法侵入其土地，业主自然受益。在此过程中，他人无法选择前往目的地最便利的路线。但在不同的环境中，上述成本和收益存在巨大的差异。
假设在城市街区， A 房子的业主想要去拜访住在 D 处的朋友，如上图左。他可以抄近路，穿过 B 和 C 房子的后院。如果他不得穿越这两处产业，他走路的距离就要增加，但增幅并不大，因为公共道路就在附近。在这种情况下，隐私的价值高于抄近路的价值。
现在再假设上述房子位于湖边，如上图右。倘若住在 A 的人想拜访住在 D 的朋友，要是准予她穿越 B 房和 C 房旁的道路，就不用走太长路。可要是只能使用会共道路，她必须穿越一两里陡峭的山路，再朝北开一两里，最后再通过另一段陡峭的山路。在很多情况下，这么长时间玻沙的成本，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暂缓执行水滨产业的侵权法。
但这么解释还不够完整，因为有些时候，即便岸边就有公路可走，侵权法也不适用于水滨产业；而在内陆地区，即便要绕更远的路，侵权法也会铁面无私地保护私有产业。侵权法不适用于水滨产业，似乎根植于这样的事实：自古以来，水城抚是公共财产，向所有人开放。没有相应的准入权，这种开放就毫无意义。从前以捕鱼为业的人很多，准入权在经济上具有重要地位。在缅因州这类捕鱼业兴旺的地方，倘若新来者限制他人使用自家海滩，会激起地方上不小的争议。
为什么住在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土生美洲人对土地私有权做了详细的定义，并产格坚持；而住在大草原地区的土生美洲人却从没这么做过呢？
对住在大草原地区的土生美洲人来说，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是居住在该地区的大群野牛。因为野牛一般是成群结队，在方圆数百里地内徜徉，坚持野牛放牧区的私有权，必须把大草原分割开来，修筑上千里昂贵的篱笆。一群野牛的数量比猎人每年打死的动物要多得多，所以，坚持私有权的收益抵不上所花的成本。
反之，住在西北地区的土生美洲人，谋生的主要方式是诱捕小动物，取其皮毛，食其血肉。这类动物一般不会在大范围内游荡，而是一辈子都住在一小块土地内。界定家庭对土地的私有权，等于是允许其享有这块土地上的动物捕猎权。所以，成本效益原则为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土生美洲人对待产权的不同态度，做了一个极为扼要的解释。
有人非法占有一块土地至少 10 年以上，为什么法律却承认此人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派拉娜 · 李）
在纽约州，长时间持续占有同一处产业的人，即有资格要求获得该土地的合法所有权，哪怕最初是其他人花钱买的这块地。为什么法律会以这种方式奖励侵权者呢？
此类法律称之为‘”占屋者权利” （ squatters right ） ，或“时效占有法”。它们符合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原理 ― 贵重的房产闲置，不符合整个社区的利益。有时候，拥有贵重房产的业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也没有继承人。还有人长期忽视自己的产业。法律以承认占及者权利的方式，鼓励业主更好地利用自己的产业，要不就把它卖掉。由于等候时限很长，“时效占有法”并未给合法业主的利益带来什么威胁。毕竟，长期没人照料的产业，对法定所有人并没有什么经济价值。
强制执行产权的艰巨性，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以某种方式管理资源比其他方式更有效。 为什么鲸鱼濒临灭绝，鸡却没有繁衍之忧？
几乎每年环保主义者都会上街游行，谴责国际捕鱼业对许多大型海洋哺乳生物的生存造成了威胁。可据我所知，从来没有人上街杭议，号召大家拯救小鸡。这是为什么呢？
简单来说，鸡从来没当过濒危物种。但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物种濒临灭绝，有的却没有？
鲸鱼的数量锐减，是因为没人拥有鲸鱼。它们在公海里巡游，而好几个国家拒绝遵守保护鲸鱼的国际条约。
日本和挪威捕鲸人绝对理解自己目前的做法会威胁到鲸鱼的生存，进而损害自身的生计。可每个捕鲸人也都知道，自己捕不着的鲸鱼，最终会被别的人捕获。因此，捕鲸人无法从自我限制中获益。
反过来看，世界上大多数的鸡都是有主人的。如果你今天杀掉了自己的一只鸡，明天你就会少了一只鸡。如果养鸡是你的谋生手段，那么，你必然有着强烈的动机，要使送去市场卖的鸡和新养的鸡在数量上保持平衡。
鸡和鲸鱼都有经济价值。人们时鸡能享有可靠的所有权，但对鲸鱼却不能。这一事实解释了前者繁衍不息、后者濒于灭绝的原因。
为什么地中海地区的污染问题比大盐溯地区产重得多？
不少与地中海接壤的国家都会往里面倾倒未处理的污水和许多其他污染物。与之相比，大盐湖却基本上没受到污染。如何解释这一差异呢？
有人可能会说，大盐湖更干净，是因为居住在该地区的摩门教文化，比地中海诸国的传统文化更尊重自然。或许如此，但从经济上来看，更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大盐湖地处单一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犹他州），而地中海附近却围着二十多个主权国家。知果犹他州规定禁止往大盐湖内排放污水，该州居民固然要承受管理的成本，但同样也能享受此举带来的所有好处。反之，倘若地中海附近单独一个国家制定同样的禁排法律，其国民则要承担此举的所有成本，却只能享受到很小一部分收益，大多数好处都被其他国家的居民分走了。这种付出与所得上的悬殊差异，使得每一个地中海国家都宁愿坐等其他国家首先采取环保措施，可在大盐湖地区，却不存在此问题。
为什么苏联的解体使得里海鱼子酱产全锐减？（托马斯 · 格雷特）
对全世界的美食家来说，再也没有比里海鱼子酱更美味的东西了。其中最罕见也最珍贵的鱼子酱，来自西伯利亚鲟鱼。这种鱼有 30 英尺长， 1 800 多磅重，最长可活 100 多年。一直以来，西伯利亚鲟鱼子酱都很贵重，但要买的话也还算容易。可自从 1989 年前苏联解体之后，鱼子酱供应量锐减，价格飙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与里海接壤的是伊朗和 4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 1989 年之前，伊朗和苏联的中央政府，紧紧地控制着里海的商业活动。它们立法禁止捕捞较小的鲟鱼，避免“会用品悲剧”的发生。苏联解体后，各国政俯无力再维持严格的控制，捕鱼人意识到，过去的做法在经济上行不通了。他们不捕捞鲟鱼，自有其他人去捕。
为了限制里海的污染和过度捕捞问题，俄罗斯和伊期再次展开了合作。然而，要想买到鲟鱼鱼子酱，买家们恐怕还得继续支付 l 盎司 160 美元的高价。
法律不仅会影响人们处置产业的方式，还会影响到社会机构的发展。它尤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机构的组织形式是私人所有的营利性公司，而另一些机构却是公众资助的非营利性组织。
为什么没有一流的营利性大学？（艾舍 · 杰恩）
在全美上百所一流大学当中，没有一所是营利性机构。其他大多数高等教育机构也都是非营利性的。例外的只有专门从事职业教育的营利性学院（如非尼克斯大学），但上这种学校，学员必须放弃获得精英学术地位的打算。为什么一流的教育机构毫无例外都是非营利性的呢？ 美国的一流大学，学费收入一般只能占到每年支出的1/3，甚至更低；不足的部分主要来自捐赠 ——当前校友们的现金捐赠，以及从前和当前校友们赞助款项的利息收入。假设学校采取营利性组织形式，愿意捐赠的校友肯定不多，所以，非营利大学占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但即便不考虑捐赠问题，非营利性机构仍占有优势。让我们假设，教育的质量随大学花在每名学生身上的钱数而提高。假设有两所大学，一所是非营利性的，另一所是营利性的。一开始，它们都没有经济捐助。倘若营利性大学收取 2 万美元的学费，同时在每名学生身上花掉 2 万美元，则其利润为零——只够维持运转。非营利大学收取 1 。 8 万美元的学费，花在每名学生身上 2 万美元，这样一来，它要向每名学生借 2000美元，并靠着将来的校友赠款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