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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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制清大归教育部　
　　1920年秋，罗家伦获得上海工商界巨子穆藕初资助留美，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研读历史、哲学，1926年回国。出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教授，随后参加北伐，加入国民党，曾做过蒋介石的秘书、中央党务学校教务主任和代理教育长等职。　
　　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长蔡公时等，在负责交涉时，被日军挖眼割耳残杀，时为该会教育处长的罗家伦，受蒋介石委派，与熊式辉一道，涉险调查，严责日军，其胆识颇受国民党上层所赏识。3个月后，1928年8月时年30岁的罗家伦被委派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首任校长。1932年，罗家伦离开清华大学，同年8月，当罗家伦带着一腔热血和勃勃雄心，准备在清华大干一番的时候，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的势力控制了华北，阎系人物提出“清华人管清华”的口号，校园里掀起“驱罗运动”，罗家伦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罗家伦对清华所做出的成绩，依旧是令人瞩目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使清华改归教育部，而不再受外交部的牵制。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　
　　发展中大教育事业　
　　罗家伦离开清华后，曾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1932年8月，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当时的中大正处于动乱之中，先是易名风潮，1927年6月到1928年4月，10个月内，四易校名，先后经历了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随后又是易长风潮，1931年到1932年，两年不到，7易校长（含代理及未到任），最后只得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下令解散中大，成立中大整理委员会，由蔡元培任委员会主席，当时的罗家伦是委员之一，后不到两个月，整理委员会解散，由罗家伦出长中大，至此，这场易长风潮遂告平息。　
　　有鉴于国难当头，作为首都大学，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所以罗家伦上任伊始，在对全校师生作的《中央大学之使命》的讲演中，就提出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既是民族精神的结晶，也是民族团结图存的基础，决心把中大办成一所兼容并蓄的大学，就像十九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一样，肩负起建立民族文化的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先养成一种良好的学风，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诚朴雄伟”的新学风，勉励中大人对于“学问事业应当一本诚心去做，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树立崇实而用笨功的朴厚学术气象，以大雄无畏相尚，挽转纤细文弱的颓风，以造成一种伟大崇高的意境。如此这般，中大便可以为复兴民族的参谋本部自任”。　
　　与此同时，罗家伦又提出“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治校方略，在安定中求充实，在充实时求发展。这样，中大于易长风潮之后，遂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时期。其学科建设方面，中大原有文、理、法、教育、工、农、医、商8个学院，自中大整理委员会决定把地处上海的商医两院划出独立后，南京仅存6个学院，罗家伦根据社会急需和学科发展趋势，对中大的系科设置，不断地进行调整和扩充，1935年再度创办医学院，使中大成为当时学科最为广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拥有7个学院，30多个系科，其系科之多，位居全国之首。在教学科研方面，罗家伦多方延揽人才，注重教授专任。1933年8月，中大仅理学院就新聘了10多位著名学者担任教授。1934年，专任教师的课目已占四分之三，确保了师资队伍的稳定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同时，提倡科研，鼓励办刊，先后出版了《文艺丛刊》、《教育丛刊》、《农学丛刊》和《社会科学丛刊》等一系列有影响的杂志，一时间，学者名流云集中大，科研气氛隆盛，声誉鹊起。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罗家伦上任之后，扩建了学生宿舍，重修了生物馆、东南院和南高院，加建了图书馆，不仅使阅览室的面积扩大了4倍，而且书库的容量也增加了一倍半。同时，图书杂志数量也大有增加，据统计，1932年9月至1937年5月，中大共购置图书计中文书63381册，西文书34828册；中文杂志286种，西文杂志233种。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中大教育事业的发展。　　　
　　罗家伦与中大（2）　　　
　　石子岗畔玫瑰甜梦1934年，罗家伦认为“中大发展的时期”到了。当时的中大逼处都市中心，四面环街，车马喧嚣，不宜研讨学问，熏陶身心，校部面积仅三百多亩，湫隘狭窄，实无发展余地，且师生食宿，杂处市井，难以沟通；教学试验，分散隔离，极不经济，处处都障碍着中大的发展。于是，罗家伦打定主意，另觅新校址，要把中大建成一个能容纳5000到10000学生的真正首都大学，同时也实现他的“一个玫瑰色的甜梦”。罗家伦的设想，在他多方奔走努力下，不仅得到了当时教育部长王世杰的赞成，而且也赢得了蒋介石的首肯。于是，1934年1月，国民党的四中全会上便通过了“建立中大新校址”的提案，建筑费暂定240万，并由行政院1934年度按月拨付迁校建筑费8万元。随后，罗家伦派人四方勘探，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选定了中华门外的石子岗一带作为新校址，该处北对巍巍紫金，南连葱郁牛首，东倚天印方山，西眺滚滚长江，山陵起伏，曲折有致，林木茂盛，风景极佳，而且交通便利，与首都各文化学术机构，仍可收彼此合作之效，实在是从事学术研究的理想场所。后来罗家伦曾作过一首《忆南京》，抒发了他内心的美好向往与怀念：我又想到了雨花台南，岗名石子，桥唤铁心。　
　　南望牛首，东望方山，北望紫金。　
　　山头放眼望呵，大江雄浑，秦淮澄清。　
　　这一水三山之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新校址选好后，罗家伦悬赏5000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图案设计招标，经公开评定后，由兴业建筑公司绘图承建，共圈地8000多亩，预计30个月完成。倘真如愿，中大必将成为一个“环境优美、格局轩昂的全国最大的近代式大学”，正如罗家伦自己所认为的：“本校是否能成为国家完善之学府，当视新校址是否建筑迁移而定。”可是，就在新校址动工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卢沟桥的枪声响了。　
　　力排众议西迁重庆全面抗战的爆发，南京政局的危殆，不仅使得中大城的建设戛然中止，而且迁校的问题，又逼呈眼前。当时敌机轰炸频繁，中大图书馆、实验中学、大礼堂和牙医专科学校都遭到了破坏，罗家伦在大礼堂的办公室也被炸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势下，罗家伦即刻召开了教授会，议决兵分三路，分赴重庆、两湖和成都，另觅新校址，最后考虑到重庆不仅是战时大后方的中心，而且地势复杂险要，宜于防空和固守，在那里建校可以获得相对持久的稳定，所以，罗家伦力排众议，决定西迁重庆。其后的事实证明，他的果断决策是合乎时宜的。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准予中大西迁。可以想见，整所大学的千里大迁徙，其工作是极为艰巨繁杂的。当时南北各大学在迁移过程中，都备尝艰辛，损失严重，而中央大学一举西迁重庆，1937年11月初，就在重庆开学复课，八年抗战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为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是绝无仅有的奇迹。西迁后的中大分为四个部分：重庆沙坪坝本部、柏溪分校、成都医学院和贵阳实验学校，其中沙坪坝本部松林坡，仅是一个小山丘，紧邻重庆大学，占地不足200亩，为了能保证中大迅速复课，整个校舍工程，仅用了42天时间，就建起了一排排低矮的教室和简陋的宿舍。入川后第二年，学生人数激增，罗家伦又争取到沿嘉陵江而上的柏溪，建立分校，突击两个月，建起了44幢校舍。1941年罗家伦在离开中大时的告别演说中，曾不无幽默地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至局部而未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青年，没有耽误学业，真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西迁后的中大，时常受到敌机的袭扰，沙坪坝的图书馆、校舍，成都医学院等都曾遭到破坏。森林系的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次。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中大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就在如此简陋困顿的教学条件下，在呼啸不断的炸弹声中，校长罗家伦继续执著地谋求中大的发展，扩大办学规模，延聘名流学者，增设新兴系科，将原教育学院调整为师范学院，同时增添了七系一科，1938年又创办了“国立中央大学研究院”，分设9个研究部。在罗家伦最后离开中大时，中大在学科建设上，共拥有7个学院，一个研究院，56个系科，9个研究部；学生人数，1938年在南京注册时为1072人，到1941年6月增为3153人；所开课程，在南京最后一学年，共开524种，1941年的下学期则为829种，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中门类齐全、院系众多、规模最大的大学，以致在抗战初几年的统一招生中，把中大作为第一志愿填报的考生，曾占当时全国考生数的三分之二。1941年8月，由于经费拮据，特别是CC派势力对于中大的渗透，罗家伦已到了精疲力竭、不敢支撑的地步，被迫辞职。罗家伦离开了中大，从此也就离开了教育界。其后担任一些闲职，赴台后，曾历任“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考试院副院长”及“国史馆馆长”等职，1969年12月25日，因肺炎及血管硬化等症并发，病逝于台北，享年73岁。　
　　作者简介：何善川，淮阴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副主任。　　　
　　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后岁月　　　
　　文/马亮宽　
　　傅斯年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去世，他任台湾大学校长近两年的时间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最后岁月。　
　　临去徘徊　
　　1948年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着力经营台湾。而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到任不到半年，乃悄然离职携眷返回上海，让杜聪明代理校长。国民党当局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1948年8月从美国治病后回国。　
　　当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立即严辞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改变决定，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朋友轮流规劝游说，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强接受了任命，但并没有前去上任，仍处于徘徊状态。　
　　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节日的喧嚣，此时胡适刚从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与胡适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一面饮酒，一面谈论时局。在国共之间，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而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两人都十分伤感，不禁潸然泪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催促其迅速上任。庄长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驾，莅校主持。陈诚于1月5日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电报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陈诚与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但仍怀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飞机去了台湾。次日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　
　　身殉台湾大学　
　　傅斯年到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台湾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有文字记载，蒋经国当时曾负责军警特宪事务，他要台大某人资料对某事调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专门写信要求。信中说：“孟真先生道鉴：兹派员前来洽取于某有关文件，即请面交带回，以供参考。”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几人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没有染上共产思想，万一发现联保中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都要受连累。台湾省当局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当局说：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没有左倾思想，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当时有些人攻击台湾大学有些院长、系主任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说他们把持的院系是“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傅斯年对此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在文章中强调：“假如我对于这样的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工夫也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湾大学的无罪学生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不能承认任何人有特权，此之谓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他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评论：“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跷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惟傅斯年一人。”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6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