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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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继者梅贻琦“大师论”的滥斛。其在职期间，开放女禁、淘汰冗员、调整学系、兴建土木均有雷厉风行之势。惜乎这位党国新贵作风比较专断，最终为清华师生所不容。罗校长离校之后，大家都认识到清华的校长不太好当，无人再敢轻易接管清华这块烫手的“热山芋”。而梅贻琦“生斯长斯”，虽知前途艰难，但依然临危受命。梅先生有句名言：“为政不在言多，故力行耳。”其人沉默寡言，但却受众望所归，于是清华上下对此均无异议。梅先生为清华校史最为出活的校长，清华教授治校之传统可谓自梅先生始。此传统常为时贤追怀与击赞，非有大气魄大胸襟者不能为。此期间清华不惟大师林立，且英才辈出，如1929级的王昌、沈有鼎、施士元，1930级的李健吾、萧涤非，1931级的余冠英、夏鼐、钱思亮，1933级的吴祖湘、林庚、乔冠华、万家宝、钱锺书等等不一而足。各种学会在此时期空前活跃，诸如中国文学会、史学会、社会学会、哲学会、物理学会等等，少者十余人，多者则达六七十人，譬如化学会。若非此后战乱频仍，清华于学术上的建树实在不可估量。
1937年卢沟桥事变，7月29日北平沦陷。清华、北大、南开奉命南迁，始迁长沙，后辗转而入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凝视当时的校舍，不由令人心酸，其时的女生宿舍，竟还不如笔者中学时代所住的集体宿舍，想来教授们的住宿条件也强不到哪里去。无怪乎费正清访华时要惊叹他的老友们是如何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依然保持学术热情的了。联大的三位常委中，张伯苓曾经是梅的业师，蒋梦麟的资格也要比梅贻琦老，当时张蒋二位却有意让梅多担其事，毫无间隙之心。梅处事则事事体现至诚至公，使得三校均无意见，殊为难得。当时的联合大学并非别无分号，但是持续时间较久且成绩卓越者则只此一家。刚才说到教授们的生活条件艰苦，但是这时教授著述的数量却为数不少，文理科的教员均有硕果累累，这可以从存留的照片上看得出来。师生们的民主活动亦是此起彼伏，比较著名的有张奚若和吴晗的演讲，从照片上来看，听者甚众，几达数千人，令人艳羡不已。如今就演讲条件跟以前比起来已经是大为改观，且不必有生命危险，但此情此景则不复见矣。
清华风物今安在？（2）
抗战胜利后梅先生依然掌管清华。远在抗战前夕，以梅为首的清华校当局曾制定过一个“大清华”发展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复员之后的清华有了很大的扩充。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频仍的内战和无休无止的学潮。及至1948年梅先生选择去台，清华的历史便从此告一段落。
如今清华的后人中，据我所知，梅贻琦的公子现已80高龄，居北京。年前我曾想到府上拜访，惜乎老人住院，未能成行。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当面问问老人：清华风物今安在？想来老人不会笑我迂腐。
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1）
文/周重林
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熊庆来
随着毕业的日子日益迫近，我渴望对这所大学有更深入的了解，结果令我十分沮丧，这是一所缺乏个性和没有记忆的大学。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图书馆呆了整整两天，希望找到
有关云大的一些较为系统的书籍，这种期望的结果与若干年前一样，无功而返。已经翻乱了的《东陆春秋》，远远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手中搜集的，是散乱、零碎的只言片语。以前我一直相信，会有人写出一本有自己历史与个性书，哪怕是诸如《北大往事》的集子也可以，而不是如《云南大学志》那样流于枯燥资料的堆积。
现在完全可以肯定，随着玉溪校区、“软件学院”的纷纷建立，一个新的云大很快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然而在如何表达内心喜悦的问题上，这所学校显得过于无动于衷和缺乏足够的想像力。更大的面积，更多的教学楼与更庞大的人群，是不是一定伴随着更浓厚的文化氛围？
在施蜇存的回忆中，云大美丽而富有气度，是“群贤毕聚”之地。在他的《怀念云南大学》里，记叙了外地学生初到云大时的惊讶：如此一个边陲之隅，竟会有这般富丽堂皇的建筑？法国式的杰阁察楼，希腊式的圆柱和高而宽敞的教室。他说的是会泽院，这是以大学创办人唐继尧的家乡“会泽”命名的。会泽院“纵七丈，横二十三丈四尽，凡二层”，前有石阶95级，使得每一个站在面前的人都会产生登高仰止之感。78年前，唐继尧先生就是在此给青年学生致训词的。他说云南大学旨在“培养优秀人才，伸张正义而发达民治”，并说“……希望诸君以德育为主。今之乱世极矣……欲因挽救，专赖此一般青年”。昔日的青年，在“一二·一”运动中，在“反美扶日”的运动中，在“七·一五”事件中，奉献出他们的青春与热血，为云南乃至中国的自由与发展付出了一切。稍后到来的熊庆来，也住进了会泽院，这位肩负着“为桑梓服务”和延续“学术生命”的中年人，是那样地满怀忧虑：“欲成为有一健全学术生命之大学，距离尚远，因之在精神上之表现，吾人亦未认为满足。”要办出另一个清华，谈何容易，更何况当时国家内忧外患。诚然，如果没有极端困难的环境，也就无法窥到熊公的天才之处。“夫大学之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重要，不在其存在，而在其学术生命与精神。”吾校同仁及同学，于此意均深为重视，而有卓然之态，故在个人生活极艰苦之时，或学校环境极动荡之际，校内工作每能不受影响。……因时局之剧变，财才艰难，物价狂涨，待遇调整，远不能适应需要，同人物生活，每濒绝境，然弦歌从未中断，而课外之研究工作，继续推动者仍复不少……余故深感庆幸。”
那些口口声声唠叨云大辉煌的人听到了吗？那些大肆口诛笔伐云大的人听到了吗？什么才是云大的传统，什么是云大的精神？今天的云大，比起二三十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尽管如此，学校仍然在扩大建设，毕竟“硬件”是办学的先决条件。可是，这也恰恰能说明问题，当年的经济困难打了如今的云大一记响亮的耳光，更好的物质条件并没有遏制教育水平的下滑，许多老师忙于创收而无暇顾及教学，大学越来越像街门和工厂，成了晋升与腰包鼓胀的又一个亮点。
我们有必要追问云大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加入“211工程”的云大并不意味着什么，新的契机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1949年以来，熊庆来留给云大一个意味深长的背影，历史的叹息声如今显得异常沉重。我总是希望在云大的某个地方与熊公相遇，当这样廉价的愿望都成为乌托邦时，我对四合院那对身份不明的男女雕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厌恶。
1983年，《美国新闻及世界报道》，按照《财富》为大企业排名的方式，即以学术声誉、生源质量、资金捐助、师资力量等诸多项目对大学进行综合排名。后来这种标准被中国的大学引用，成为高中生报考志愿的重要指南，许多大学将排名当作衡量自己工作的重要标准之一。云南大学1998年排名在54位，到1999年，下滑到72位，2000年又有所下降，其中生源质量在综合大学中最差且一年不如一年。在痛心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质疑大学教育是否可以标准化？
实际上，大学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才加工厂”，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之后更加突出。另一个尴尬的事实也出现了，作为教育的消费者，我们竟然无法选择其他的产品，即使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教育过早转型改变了教育本身的目的与方向。教育的目的应该是人性的充分实现或人格的健全发展，大学应该是引导年轻心灵追求智性、激情和创造力的土壤。而这片土壤已变得干涩了，她越来越缺乏人文情怀与思维的乐趣。不重视内心与灵魂，不关心想像力与创造力，只灌输大量的事实，成为教育的毒瘤。许多教师主要关心效益，告诉学生信息社会需要什么，尤其是学分制下，大多数教授的知识都是以学分形式标明“现金价值”，这种价值在教授的各门课程之间很少区分或全无区分。学生只需在一定学习时间内便可以机械地取得学位。赚取学分成了学生修习相关课程的惟一动机。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灌给他们。令人谅异的是，许多大学生的抱怨只是对“大学工厂”的不满，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缴了钱，却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于是许多培训学校在高校周围遍地开花，迅速走红。学生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只是为了把自己铸造成好的螺丝钉，以便更好地去适应社会需要？如果有人读了一本教师没有指定的书，马上有人不解，那会有用吗？对于这些人来说，背英语单词远比看托尔斯泰有价值得多。读书的目的和理由仍是它可能带来什么外部奖赏。
这样的教育是危险的，它导致学生过于重视社会角色，而忽略自我；视学生为机器或动物，而忽略自我，视学生为机器或动物，丝毫不触及内在价值选择。近来媒体披露的“26岁腐败”现象，充分说明了这点。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拥有高学历和高收入，为什么会过早腐败，原因很简单，教育培训了他们很好的技能，却没有塑造他们健全的人格。一面提醒学生不要沦陷为“空心人”和“边缘人”的金子强教授，一面却将课堂讲学模式化和僵硬化，并不时周旋在各种企业的花环之中，灵魂教育变成一场可耻的谎言。
吴松校长所要面对的，除了把新的云大推向世界以外，最大的难点还在于如何还原出教育本来的目的与功用，如何延续云大固有的学术与文化传统。既然有“三四十年代的辉煌”，云大的复兴之日就有日可待。在大学已并非个人英雄时代的前提下，我们每一个云大人都有理由承担起建设云大的任务，也要有献身终极价值的勇气，并主动改造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
云南大学：被遗忘与被损害的（2）
当乔传藻先生在课堂上痛快淋漓地斥责北学楼二楼的两个厕所臭不可闻时，我依稀看到了另一幅景观：更多的阅览室，更丰富的书刊和更好的阅读环境。把充满大量动漫图书和时尚杂志的租书室理解为“厕所”，是我所听过最为过瘾的见解。没有谁会相信，画着胸脯比头还大的漫画书会给人什么创见。大学三年多的生活，我找到了某种内心丰富的途径，为自己庆幸之余，也为那些终日奋战在英语单词中的人担心，更为那些兜售廉价和伪劣知识的老师感到悲哀。也或许，内心丰富的途径不只一条，但愿每个人都能找到。
作者简介：周重林，出生于1980年。曾供职于《中国青年》，后为大番茄传媒媒介经理。与友人策划出版“快乐阅读·时光书系”之《丽江的柔软时光》、《乌镇的似水年华》、《大理的游侠时光》等。独立主编有《天下普洱》。现为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策划。
复旦与南开 李登辉与张伯苓
文/王昊
对于多少南开和复旦人来讲，2004年与2005年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南开和复旦将分别迎来她们建校的百周年纪念。除了与时下许多大学各式各样的百年纪念有着相似之处外，南开和复旦的百年则更具特殊意味。这是因为，假使中国历史上没有南开与复旦，不独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甚而一部近代中国教育史都会是另一番模样。历史虽然不可能被改写
，但是少了复旦和南开，一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一定不会有那样好看，不会那么异彩纷呈。
其实，从个人角度讲，很久以来却不愿意“走近”复旦，更不愿将她与南开两相比较，这种情感多半是基于一种妒羡。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复旦的发展十分骄人，此评价若是复旦人的夫子自道，则未免有自夸之嫌。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从贩夫走卒到墨客骚人，一旦话题关涉到中国大学，则言必称“北有北大、清华，南有复旦、南大（南京大学）”。此种议论，俨然已经成为时下评价中国大学的一种思维和话语定式。相形之下，南开的发展则略显沉闷，甚至南开人自己看来，南开这几十年的发展多少有些默默无闻，缺少激情。因之，每当论起复旦与南开，不免让人有些气短，会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复旦的陈思和先生曾提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使得一大批著名学者进入复旦，从而一举奠定了复旦的学术重镇格局。这是复旦人的自识，不过，陈先生后来讲的更为精彩，那就是即使在国家意识成为教育主导的岁月中，复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被新老复旦人自觉地承传。可见，复旦厚积薄发的关键还是在于复旦几辈学人的精神传承，在于复旦优良的学术环境与学术传统。本来，对于复旦的成绩，作为外人总要有些阿Q精神，“我们先前比你好得多呢”。然而，口舌上的义气之争，于己并不能获得什么更多的好处，徒增自大与无知，最终不免为人耻笑。
话说回来，一个学校的发展总会因时代际遇、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每个学校的发展，也会受到办学者办学理念的左右，自然不必追求同一路数和模式，也不必对他人亦步亦趋。但提起复旦和南开，特别是解放前的复旦和南开，两者间确实存在着不少引人兴味的相似之处。上海、天津；马相伯、严修；李登辉、张伯苓；复旦公学、南开学校；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样骄人的话剧与体育……复旦与南开本身有着不尽的可相比较的话题，有心人自会细细体味。
在追怀两校百年的光荣和梦想之余，更令人不能忘怀的自然是两位校长，复旦之李登辉，南开之张伯苓。在当年国人的心目中，民间办学北有张伯苓，南有李登辉。很多复旦和南开校友在回忆文章中，对此也多有涉及，复旦校友梁大鹏先生在《怀李故校长登辉博士》的文章中，曾讲：“国人皆知，李故校长毕生致力教育，和岭南大学之钟荣光校长，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同一作风，互相辉映。”张、李二人，一位北方大汉，铮铮然，讲话掷地有声，极富亲和力；一位儒雅之士，亲切平和，不事张扬。两人身上都不乏一代文化精英的魅力，据后人回忆，“张伯苓演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某些影视中混混儿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的乡音。”纯朴、厚重，还应加上一点——坚毅，这足以让我们对伯苓校长的人格魅力展开无尽的遐想。对于李登辉校长，因为毕竟是复旦门外之人，不能对李校长的音容笑貌妄加揣度，不过，从复旦校友的回忆中，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李校长当年谦谦君子的风度与气质。唐振常先生曾回忆，许多老北大校友在怀念蔡元培先生时，多情不能已，涕泗滂沱。这种情感同样体现在老复旦与老南开校友的身上，李登辉、张伯苓两位校长，同蔡先生一样感动后人。张、李两位校长毕生服务于中国教育，尽管他们的教育生命和实践已经终结，但是他们留下的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