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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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好政府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从实际上来说，是针对北洋军阀这个坏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显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据《胡适的日记》载，在1922年5月11日胡适拟撰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请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于次日，约会者均在蔡元培家开会商议，“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从这里可见，蔡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称他为领袖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称胡适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指出，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蔡元培开创和奠定的，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继任者是认可这个传统和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可以说从1917年至1949年这个历史时期所一以贯之的，正是自由主义传统。
下面恕我再引用这几位继任者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在坚持自由主义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
蒋梦麟1919年任北大总务长，1923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30年重返北大任校长。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他指出：“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有，决非偶然之事。……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蒋梦麟不愧为蔡之得意门生，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是得真传的。故蒋对接续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有他的功劳的。
胡适的一生精力，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北京大学：于1917年回国后，就深得校长蔡先生的赏识和信任，并委以重任，成为一直是有职有权的人物。头年是哲学研究所主任，次年为英文部主任；1919年代理教务长，翌年转为正式教务长；1922年成立国学研究所，就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国学季刊》，并兼校务委员等职。先后任过哲学、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教育、中文等五个系的主任；1931年出任文学院长；1946年担当校长，直到1948年底止。可见胡适在北京大学的作用和影响，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远非一般人可比。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衍化为一种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鼎力而三存在的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和政治思潮，浸浸然大倡，不能说胡适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自然首先受益者而能源远流长者成为自由主义传统者，又非北京大学莫属了。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前后只有一年，但是从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论主政北大，还是执长台大，其言论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傅在论及大学的良好学风时，归结了四句话：“宽博的胸怀，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他又强调：“这个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心愿。”在这里，他认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要求得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必须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之前提条件。
文章到此，本该结束了。然忽又想起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布道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他是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呼喊的第一人，显然应视为开中国自由主义先河的人物。早在1903年即将英国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出版，他在“译凡例”中宣称：“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在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自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为自由。”在严复看来，“自由者，各尽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则有自由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这里显然指明，有了天赋自由，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故此，西方近代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没有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难以实现；没有思想自由，学术难以“黜伪存真”。写到这里，我又觉得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应该上溯到严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对北京大学有着重要的启导意义及其作用。当然，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关于教育的几点随想
——读《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文/陈远早就知道萧雪慧先生出版了一本关于教育的随笔集，在市面上找了好久也没有见到，于是给萧先生打电话索书，萧先生告诉我她手头的样书已经被朋友们索要得所剩无几，但是她会尽快给我寄来。几天后，我收到了萧先生寄来的书。
我承认阅读这本书不是一个愉快的过程，因为凡是有良知的人在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被书中的叙述和现实的境况刺痛灵魂的深处，尤其是像我这样对于当下的教育有些了解的人。
在本书选入的文章中，《教育：必要的乌托邦》是作者用力最重也是着笔最多的篇什。在文章中，萧先生尖锐地指出了当下教育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一是提供教育机会的不公正，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义务教育名存实亡；二是“中小学教育从教育思想、培养目标到教材内容、课程安排都贯穿了一种政治功利主义，孩子的个性和愿望完全不受尊重”；三是“大学因缺乏学术自由、教学自由而丧失了她作为学术和教学自治中心的地位”。然而当下的教育与这一目标恰恰相反，它在少数利益集团的垄断下变得极其狭隘。在摩罗等人编著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中，摩罗写道：“我们的教育目前的基本状态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尽可能地切断学生跟人类文化和大自然的联系。它只得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的都是坏的，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种不公平的、狭隘的教育如果不尽快改变，那么我们民族的未来岌岌可忧。
在《南橘北枳的“教育产业化”》一文中，萧先生对近年来盛行的“教育产业化”的说法进行了批驳。从理念上来讲，我并不反对“教育产业化”这种提法，1949年以前的南开、光华、燕京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以及萧先生文中提及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都在教育产业化上有过成功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可以产业化，教育的目标、其基本的理念却不可以产业化。尤其需要澄清的是，教育产业化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减少对教育的投资或者不对教育进行投资，因为从教育成本与教育收益上来看，个人诚然是教育的收益者，但是社会才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个复杂的计算。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教育成本可以精密地计量计算，而对教育收益进行精密的计量计算几乎是不可能的，下面的计算方法尽管精密，也只是大致上的精密。
在这里，我们采用如下计算方法：每名毕业生的社会直接成本=（学制期各年各项费用支出总和…无关费用）×（学制期各年平均在校生数总和÷学期制）个人直接成本=学杂费＋书籍文具费＋生活差距费…助学金（奖学金）教育收益通过教育收益率来计算：∑nt=1Et（1＋i）t=∑nt=iGt（1＋i）t教育成本收益比值：①《教育的投入与产出研究》王善迈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V/G=∑nt=1Et（1＋i）t÷∑nt=1Gt（1＋i）t教育收益现值：Epdr=∑nt=1Et（1＋i）t…∑nt=1Gt（1＋i）t贴现后的个人教育成本：G=∑nt=1Cet＋Cit1＋i=∑nt=1Gt（1＋i）t预期教育收益贴现值：V=∑nt=1Et（1＋i）t式中，V=n年收入的总贴现值Et=第t年的教育收入R=利率，即教育的机会成本Cet=t年的直接成本Cit=t年的间接成本G=n年的总成本贴现值i=内在收益率（教育收益率）然而无论是通过计算还是通过已有的统计数字进行分析，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一般均高于教育的社会收益率，但是有一个常识性的事实我们不能忽视，那就是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会的发展却是历百年而不衰经千年而不竭的，从教育收益的长期性多效性和扩展性等特性考虑，教育的个人收益在社会收益的面前几近于零。
因此我认为，“教育产业化”只可以作为在多元化办学格局下的一种思路，而不能成为政府逃避教育投资的借口。
在《大学之魂》一文中，作者着重阐述了大学中的“不服从”传统。在这一点上我与萧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学的职能和功用决定了她应当是一个保存、发展、传播价值和文化遗产以及诞生新思想的机构之所在，这一根本目的决定了大学的超现实性和超功利性，也决定了大学的精神在于对学术的探求。贾谊有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我觉得这倒颇为符合大学的精神。对于这一点，陈平原先生在《北大传统之建构》一文中有淋漓尽致的阐述，陈先生在搜集了严复（《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1912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开学式上的演说词》，1918年）、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1919年）、胡适（《北京大学》，1922年）、李大钊（《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1922年）、蒋梦麟（《北大之精神》，1923年）、鲁迅（《我观北大》，1925年）、马寅初（《北大之精神》，1928年）、刘半农（《北大河》，1929年）、周作人（《北大的支路》，1936年）等10位先贤的文章一一加以注解阐释，最后意在指出大学的精神重在对学术的探寻与建构。诚然，学术的探求精神与“不服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政治高压致使学术的独立性无法保存的时候，“不服从”便成了学术独立的前提，半个世纪以前的陈寅恪在这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极好的典范，但是说到底，陈先生的“不服从”还是着眼于学术而非对当局的干涉。而对学术的探求精神，如果从严格的规范来说，本身就包含了“不服从”的外延。（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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