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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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注：余于光华成立以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途，不复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学台今忽值。
（自注：从前称学台为学政。）
所期光国华，名驹千里驶。
誓将与终身，中途岂弃置。
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快事”他虽未中进士，但也得了举人。“第二快事”是婚姻，他夫人蔡瑛，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为他分担忧乐。乙酉（1945年）三月（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正好是“花烛重逢五十年”。他在祝诗中说：“佛祖糟糠同气味，书声呗韵总神仙”，伉俪情笃是一快事。后来，光华的同学说：“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4）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张校长在《己卯光华年刊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史以来，艰难困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向之所谋海防、江防、陆防者，今日渐渐移而至于腹地；向之所谓财源与夫货币等等，今或左右于他人之手；向之所谓工商者，今无一不与邻国相联系，甚且得操纵之……我以生货往，彼以成品来，盘剥之余，几何无不取膏血而尽之也！”这些话说得很沉痛，表明“国难愈甚，志气愈坚”（引自张校长：《赠宁波效实中学己卯毕业同学序》）。他认为“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在，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志”（引自张校长：《光华五周年书序》）。他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这说明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同当时中国的“救穷”、“救亡”联系起来。
这种思想，在他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个儿子将从经济系毕业，在选择职业问题上征求他父亲的意见。张校长在回信中说：“我是曾经沧海之人，甚不愿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学政治经济，当然在此路上走。不过要专精一些。专精谈何容易，全在学识与经验，书本上所得与经历上所得，两者必须贯串。至于经济更是立国之本。我不愿谈政治，而恰愿谈经济。中国大病是在贫字。货弃于地，而书生以不治生产鸣高，如何不穷？！汝要做官，必须以做官救一般之穷为志趣……”
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据同学回忆，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并有一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括诗人田间（童天鉴）、作家周而复（周德）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当时蒋介石故作姿态，提出“赦免政治犯”以愚弄人民。张校长即就题发挥：“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但蒋介石并不“给面子”，据1931年1月18日胡适致陈布雷信（稿）中提到罗隆基时说：“此事即无可挽回。对此，也可见张校长能上书据理力争，确实是有一番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为大礼堂等。不幸在抗战爆发后，全部建筑物毁于敌火。张校长在一首诗中沉痛地记述此事。
育材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
（自注：光华大学经营十四年，去岁校舍悉毁。）
他把这场浩劫比作“日月亏”。但他并不气馁，一方面把大学、中学转入租界，赁屋上课；另一方面，亲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设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张仲铭慷慨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在成都草堂寺附近兴建金碧辉煌的新校舍。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改名“成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又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名义，张校长毅然解散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以“诚正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以“格致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社”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使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所谓“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他履行了与光华同始终的誓愿。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张校长的晚年（1931…1945年），除了办学之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即“书”字：读书，著书，编刻《四明丛书》，替国家购书，整理个人藏书。办学，实际上也就是让青年有地方安心读书。
他退出官场，就一面读书，一面编订乡邦文献。他有诗纪曰：
藏书如不读，滋味哪知长？
琳琅廿万卷，椠刻不寻常。
取之自怡悦，聊作鞭贫粮。
编目犹非易，尽读岂渠央。
另一首曰：
昔佐度支使，世风挹炎凉。
吴月先看罢，乡献逮津梁。
（自注，先辞江苏财政厅长，再辞财政次长，编《四明丛书》得七集。）
张校长编纂《四明丛书》，是他对于浙江文献事业的最大贡献。这部丛书搜集之广，卷帙之繁，是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的。丛书中的每一种都有张校长所撰的序或跋。很多珍本，都是从北京图书馆、天一阁、文澜阁、刘氏嘉业堂等公私藏书中辗转采访抄得的。历代文人不乏重视乡贤遗著或乡邦文献，但像张校长那样编刻《四明丛书》，无论誊写、雕版、印刷，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全靠个人的心力，这的确是一件艰辛的事情！他在这部巨著的序中说：“寿镛飘零海上，时值用兵，双鬓已皤，一卷不释。读元次山诗，曰：‘斯世虽乱，吾心不乱’。积一二月之心力，汇五百载之文献，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勉写成篇，以报乡先哲于万一，亦他州作客，垂老信书之意乎？！”《四明丛书》与其他乡邦文献比较，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73年，日本宫崎大学教授山内正博，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说：“张寿镛是一位（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编纂了《四明丛书》，对丛书中的各书分别写了序言，并作了注释。通过这些序言和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应麟、王守仁、黄宗羲一脉相承。张寿镛的思想虽然有时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当地流传甚广，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是有力的武器。”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5）
山内教授指出张校长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派的思想。这种看法是有其一定依据的：他发现并肯定张校长在编纂《四明丛书》和撰写序、跋时所透露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和仇恨！事实确是如此。《四明丛书》一至七集陆续刊印于1933—1940年间。这7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步步进逼到大举入侵的年代，张校长不仅在选择乡邦文献中重节义之士，而且所写序跋随着抗战的深入，愈益激昂慷慨，成为山内正博所说的“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张校长的爱国思想不仅跃然纸上，而且付诸实践。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上海各界成立抗敌后援会，他应邀任委员，同时参加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与地方人士一起积极支援抗战将士。1938年6月，他不辞辛劳，从上海到香港、飞重庆、至成都，亲自与川中教师多方擘划光华分校的创建。1941年8月1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他闭门谢客，坚决拒绝日伪的威胁利诱。
张校长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重要贡献。他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和藏书家徐森玉先生等，在上海抢救沦陷区流失的古籍。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两年之中共收购珍贵古籍一万五千部左右。这是祖国的文化瑰宝，经他们抢救，大量古籍得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或炮火所毁，或流失海外。现在台湾省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约有三分之一是他们当年抢救出来的。待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之后，这笔民族遗产将更放其光辉！
张校长私人藏书达一二十万卷，积聚时间主要是从1920年起到1939年近20年中。1937年冬，他以所藏书籍的刊刻年代为序，编了一本善本书目，其中除几部元刊本之外，绝大部分是明刊本，达735部。明刊本中，万历、嘉靖两朝的刊本近500部。此外还有一些抄校本，计254种，其中较珍贵的是阮元手校的宋本《太平御览》1000卷。
1952年，张校长的藏书4万余册，以张师母蔡瑛的名义，全部捐献国家，受到人民政府文化部的褒扬。现在，有一部分书籍存于北京图书馆（现改名为国家图书馆），有一部分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明丛书》全部雕版则捐赠杭州浙江图书馆。
张校长有六子十女，孙辈众多，而当他垂暮之年，身边子女却很少。他以著书、讲学、课读孙辈自娱。他除编纂《四明丛书》外，其他著述尚有：《约园杂著》一编、续编、三编，《史诗初稿》上、下两册，《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诸子大纲》各一册，以及经他校定的《乡谚证古》等。他尤喜吟咏，淳朴自然，发自性情。1938年入川，归来辑成《游蜀草》一卷，记其所游，歌颂祖国壮丽山河！
张校长60岁时，他的后人为他刊行《约园杂著》八卷，在《前言》中特别提到他教育子女的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则一切不肯牺牲，也不可把自己看得太轻，太轻则认为一切非我所能做到。”他生平服膺两句话：一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他是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实践的出发点的。因而在抗战时期，环境虽然险恶，他却能处之泰然，对抗战必胜，始终抱乐观态度，对国家的未来，一贯充满信心。
1945年7月8日（阴历五月二十九日）是他七旬寿诞，光华师生、校友趋前祝贺，他在病榻上以两句话来勉励大家——复兴中华！复兴光华！
那天，他还赋《七律》二首，其一曰：
河汉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过吾春。
颠狂世界天生我，艰险工夫事在人。
今后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见闻真。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这是年届古稀的张校长一生的自我总结，也显示了他对未来的展望。
在另一首《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话：
长于归来知国况，百般策刘在氓宽。
他在病危的时候仍旧念念不忘祖国的复兴，并向从重庆归来的长子详询抗战胜利后的振兴计划，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使老百姓过宽裕的日子——“藏富于民”。
1945年7月15日，祝寿之后仅仅7天，张校长即与世长辞，惜未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但是他尽瘁教育事业的精神，直至今天，还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师生深深地怀念着的！
南开教父严修（1）
文/梁吉生
南开大学创办人严修（1860…1929年）
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奠基人，是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中积极变革封建教育、倡导新式教育的先驱者。人们高度评价这位20世纪的爱国教育家。1929年，严修去世第二天，天津《大
公报》即发表社评，称他“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60年后，即198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二次会议通过议案，褒扬严修一生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
严修（1860…1929年），字范孙，早年受过系统的封建科举教育，中进士、点翰林，终于攀上封建统治阶层，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但是，严修不同于一般封建官吏。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之较早地看到了世界潮流和国势阽危的严竣。他勇敢地走出迂腐颟顸的封建营垒，率先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
基于这种信念，1898年，严修弃官回津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1904年，在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完全新式教育的南开中学。由于他的积极倡导，天津成为北方教育的先进地区。
20世纪初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为教育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严修不失时机地适应社会的呼唤，在南开中学的基础上，开始试办高等教育。1916年，他与张伯苓校长大胆开办专门部和高等师范班，这可谓南开办大学的滥觞。
这是艰难的一步。高等师范班只办了一届，终因师资匮乏，经费短缺，难以为继。严修没有灰心气馁。他与张伯苓商定，先由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高等教育，随后即于1918年严修赴美参观考察。严修以半年的时间，或去美国大学旁听教育理论课程，或走访美国东西各地，对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葛林奈尔大学、旧金山大学等学校的学制、行政管理、办学经费、教育教学方法及设备、图书情况详细调查研究，特别对美国私立大学教育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在美期间，他还与张伯苓一起广泛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如李建勋、郑宗梅、廖世承、汪懋祖、邓萃英、王文培、傅葆琛、鲍明黔、张耀翔、凌冰、朱家骅、刘廷芳、侯德榜、邓以蛰、颜任光、张默君等。他们对美国教育的切身感受给予严修很多启发，严修还从这些留学生中为未来的南开大学物色骨干教师。
1918年底，严修、张伯苓回到天津。他们对创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