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穷人的银行家-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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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的冬季，在这个季节，管井本该忙着浇灌新的作物。但什么都没有做。那口管井就在那儿，崭新的，没有用过。
我问那口管井为何闲置不用，得知农夫们用水是要付钱的，但是，在上一个旱季，他们因为收钱的问题打了起来。自那时起，他们就再也不理会这口深管井了。
这让我觉得是极大的憾事。在一个饥荒严重的国家里，这儿有一口三百英尺深、能灌溉大约六十公顷土地的管井——泵井——却白白地闲着。我决定要使这口管井重新工作起来。
那并非易事。在所有实际通行的灌溉方式中，深管井耗资最多。由于高昂的运行费用，其运行效益不高，并给那些插手柴油、润滑油和零件的人带来肆意贪污的机会。要使这口深管井有效地工作，就需要一个有效的送水体系。换言之，需要众多小农户就其各自零星的土地达成统一的耕作决定，农夫在肥料使用、作物保护、水泵维修护养等方面也都需要指导。不幸的是，虽然政府在现代灌溉技术设施上做了大量投资，但对技术所带来的这些以人为中心的问题，却并没有投入必要的时间、资源或努力。由于反复出现的管理问题与技术方面的故障，农夫不愿意重开他们的管井。结果，在孟加拉修造的管井几乎半数都没有使用。被弃置的泵房中，那些正在生锈的机器成为开发失误的又一个例证。
在乔布拉村，我召集当地农夫与佃农开了一个会。我提出做一项试验，我们都加入一个名为“新时代”（Nabajub）三方共享农庄的新型农业合作社。土地拥有者的贡献是，让合作社在旱季使用他们的土地，佃农的贡献是他们的劳动力，而我的贡献是，提供运作深管井所需的燃料费用、高产稻的种子费用、肥料费用、杀虫剂费用和实用技术知识。作为交换，这三方中的每一方（农夫，佃农和我本人），各分享收成的三分之一。
一开始，村民们对我的提议持怀疑态度。管井者操作者与农夫之间积怨甚深，互不信任，所以他们根本听不进我的计划。有人争辩说，付给我三分之一的收成太多了。尽管我主动提出由我来承担所有可能的损失，我的提议还是没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在一周以后的第二次会议上，我终于让他们相信：他们什么也不会损失。他们事先不必付任何费用，就能得到灌溉用水、肥料、种子和杀虫剂，而只需同意将他们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穷苦的佃农们热情地欢迎我的提议，那些日子过得相对好一些的农夫们则勉强同意一试。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夜里我经常睡不着觉，总担忧会出什么岔子。每周二的晚上，我都去走访那些农夫，并和我指定的四个学生“小组负责人”和我的十三人顾问小组一起正式开会，讨论肥料、灌溉、技术、储藏、运输和销售等各类问题。
头一年的努力以成功而告结束。农夫们很高兴：他们根本没花一分钱，还获得了很高的收成。然而，由于一些农夫没有按承诺将收成的三分之一给我，我赔了13000塔卡。但我还是很高兴。我们设法在从未在旱季有过产出的地方收成了庄稼，这些土地长满了绿油油的稻子。没有什么如同农夫们收割稻谷的景色这样美丽，这景象温暖了我的心。
但我还是有一些忧虑。三方共享试验的成功突出了一个我以前未曾重视的问题。一旦稻子收割，就需要劳动力来把稻米从干穗上脱粒。把这种不用脑子、让人厌烦的工作交给最廉价的劳力：那些走投无路、濒临乞讨的赤贫妇女。这些穷苦的妇女一连几个小时用双脚将稻米脱粒，紧抓她们面前墙上窄小的墙檐，以使自己保持直立。25到30个妇女整天持续这种不停扭曲的动作，用她们的双脚扭缠着稻穗，来将稻子脱粒。清晨，她们会飞跑去上工，抢占靠墙比较舒服一点儿的位置。一种多么可怕的生活呀——投入你全身的重量，用你的赤脚，一天十小时做着枯燥疲倦的动作，只挣40分钱！这些妇女中许多是守寡的，离婚的，或是被遗弃还带着需要抚养的孩子的，她们穷得连佃农都当不上。她们没有土地，没有财产，没有任何希望。她们是穷人中最穷的。我看得很清楚，一个农夫越富有，他从我的三方分享农作的试验中所得的越多；一个工人越穷，得到的收入就越少。“我们怎么会因为你的三方共享农作感到高兴呢？”一个妇女对我说；“干几周的脱粒之后，我们就失业了，也就再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她说得对。如果有经济来源去买脱粒机自己操作的话，一个妇女从同样的工作中至少能挣四倍的工钱。
随着对乔布拉村贫困状况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将赤贫的穷人与勉强为生的农夫加以区分是很重要的。国际上一些乡村开发规划总是将重点放在农夫和地主身上，而在孟加拉，总人口的半数以上都够不上勉强为生的农夫的水平。在我研究乔布拉村时，政府官僚们与社会科学家们还没有阐明“穷人”到底是指哪些人。当时；“穷人”可能有许多含义。对一些人来说，这个词指失业者，文盲，没有土地的人，或是无家可归的人。对另一些人来说；“穷人”是指那些不能使他或她的家人全年吃饱饭的人。还有另一些人认为，“穷人”是住在茅屋顶的烂房子里的人，营养不良，或是没送他或她的孩子去上学的人。这种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大大地破坏了我们为消除贫困的努力。举个例子，大多数对穷人的定义都将妇女与儿童排除在外。我从工作中发现，使用有关“穷人”的三个广义界定来描述孟加拉的状况是很有用的1995年，救助最穷人咨询小组（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est）与小额贷款高峰运动委员会终于将“穷人”定义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将“最穷人”定义为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者中的下半部分”。：
1人口最底层的20％（“铁杆穷人”/绝对的穷人）；
2人口最底层的35％；
3人口底层的50％。
在贫穷的各个界定范畴里，我经常以地区、职业、宗教、种族背景、性别、年龄等等做一些子分类。职业或地区的分类可能不像收入标准那样可以量化，但它帮助我们建立一种认识贫穷的多维矩阵。
如同在未知的水域设立航标一样，对于贫困的界定必须是明确而毫无含混的。一种不准确的界定与根本没有界定一样糟糕。在我对穷人的定义里，我将三方共享农作规划中的那些脱粒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做竹凳的妇女包括进去，把那些不得不借每月甚至每周10％利息的高利贷的小商贩包括进去。我还要把其他一些人包括进去，诸如那些靠编制篮子、睡席的微薄收入依然难以为生，而不得不经常乞讨的人们。这些人绝对毫无机会改进其经济基础，他们深陷在贫困之中。
在乔布拉村的深管井经历使我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没有土地的穷人身上。很快，我开始探讨：一个减轻贫困的规划究竟是否应该允许非穷人搭车——穷人很快就会被那些日子好一些的非穷人挤出去的。在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某个规划将穷人与非穷人混在一起，除非在一开始就设立一些保护性措施，否则非穷人总会把穷人赶走，不那么穷的人会把更穷一些的人赶走。那么，非穷人就会攫走所有那些以扶贫为名义所做努力中的实际利益。
《穷人的银行家》 第二部分
第四章 乔布拉村做竹凳的匠人（1）
1976年，我开始走访乔布拉村中一些最贫困的家庭，想看看是否能有任何方式直接帮助他们。这个村分为三个地段，分别聚居着穆斯林教徒，印地教徒和佛教徒。走访佛教徒地段时，我会带着我的学生迪帕尔·钱德拉·巴鲁亚（Dipal Chandra Barua）一起去，他就是在这个地区土生土长的。还有我的同事H。I。拉蒂菲教授常陪我一起去，他认识那里的大多数家庭，并天生有一种能使村民们感到自在的本事。
一天，拉蒂菲和我去乔布拉村做例行询问时，我们在一个低矮的茅屋前停了下来，泥墙已经坍塌，茅草屋顶千疮百孔。我们从一群正在觅食的小鸡与种着蔬菜的畦间穿过，向房子走去。一个女人蹲在门廊肮脏的地上，双膝紧紧夹着一个做了一半的竹凳。她全神贯注地埋头工作，手指飞快地动作着，编织那些执拗的竹条。
听到拉蒂菲的问候，她忙放下竹器，站起身，匆匆走进屋子。
“不要怕，”拉蒂菲冲她叫道；“我们不是陌生人。我们在大学里教书，咱们是邻居。我们只想问你几个问题。”
拉蒂菲礼貌的态度使她放下心来，她低声回答：“家里没人。”
她的意思是，家里没有男人。在孟加拉，妇女是不应该和非近亲的男人说话的。
孩子们赤裸着在院子里到处跑。邻居们从窗口窥视着我们，想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在乔布拉村穆斯林教徒居住的地段，我们经常不得不隔着竹墙或竹帘和妇女说话。实际上，遮蔽习俗（ purdah）使已婚的穆斯林妇女始终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吉大港地区一直严格遵守着这一习俗。
我在吉大港土生土长，会说本地方言，总是努力通过聊天赢得穆斯林妇女的信任。向一位母亲夸赞她的孩子，往往能很自然地使母亲感到自在。于是我抱起身旁一个赤裸的孩子，但他哭了起来，向母亲身边冲过去。她任他爬到自己怀中。
“你有几个孩子？”拉蒂菲问她。
“三个。”
“这个孩子长得很好看。”我说。
这位母亲稍稍安下心来，抱着孩子向门口走来。她二十出头，瘦瘦的，黝黑的皮肤，黑眼睛。她穿一件红色的纱丽，目光里是一个每天从早到夜劳作的妇女的那种疲惫。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苏菲亚·贝格姆（Sufiya Begum）。”
“你多大了？”我问。
“21岁。”
我并没有拿出笔和小本子来记录，我怕那会吓着她。我只允许我的学生们在回访时做记录。
“这竹子是你自己的吗？”我接着问道。
“是的。”
“怎么得来的呢？”
“我买的。”
“这竹子花了你多少钱？”
“5塔卡。”当时，这相当于22美分。
“你有5塔卡吗？”
“没有，我从派卡（ paikars）那儿借的。”
“那些中人？你和他们是怎么说定的？”
“我得每天把竹凳卖回给他们，算作还款。”
“你一个凳子卖多少钱？”
“5塔卡50波沙（poysha）。”
“那么你就挣50波沙的利了？”
她点点头。那只有大约两美分。
“你能从放债人那儿借现金来买你的原材料吗？”
“能，但放债人会要很多。和他们打交道的人都变得更穷了。”
“放债人要收取多少利息？”
“看情况。有时他要每周10％，但我有个邻居，要每天付10％。”
“而那就等于是你用这些漂亮的竹凳挣的所有钱，50波沙，对吧？”
“对。”
苏菲亚不想再浪费时间讲话了。我注视着她又开始工作，她棕褐色的小手编织着那些竹枝，它们成年累月地这样做着，这是她的生计。她光脚蹲在硬泥地上。她的手指长了茧子，指甲里带着黑色的污泥。
她的孩子们如何能挣脱自她而始的贫困循环呢？苏菲亚的收入几乎不够她自己吃的，更不要说使她的家人有适当的居所和衣着，那么孩子们又怎么去上学呢？简直不可能去想象某一天她的小孩子有可能逃脱这种惨境。
苏菲亚·贝格姆一天只挣两美分，这使我震惊。在大学里的课程中，我对于成百上千万美元的数额进行理论分析，但是在这儿，就在我的眼前，生与死的问题是以“分”的单位展示出来的。什么地方出错了？！我的大学课程怎么没有反映苏菲亚的生活现实呢？我很生气，生自己的气，生经济学系的气，还有那些数以千计才华横溢的教授们，他们都没有尝试去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我也生他们的气。在我看来，是现存的经济制度注定了苏菲亚的收入将永远只能在如此低的水平，她永远也攒不下一分钱，永远不可能有任何投资来扩展她的经济基础。她的孩子注定将像她和她的父母一样，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食不果腹，勉强维生。我以前从没听说有任何人会由于缺少22美分而受苦，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是荒谬的。我是不是该立即把手伸进口袋里，把苏菲亚需要作为资本的那一丁点儿钱交给她呢？那是十分简单，轻而易举的事。而我克制住了这个冲动。她并不是在要求施舍。况且，送给一个人22美分并不能长久地解决问题。
拉蒂菲和我开车回到我山上的家。我们在傍晚的溽热中在花园里散步。我试图以苏菲亚自己的视角去看待她的问题。她受苦是因为买那些竹子要花费5塔卡，而她没有购买原材料所需的现金。结果，她只能在一个绷紧的循环中——从商人那儿借钱，并把东西卖回给他——维持生存。她的生活是一种受制约的劳作形式，或者干脆地说，就是奴役。那个商人算计得很精，只付给苏菲亚刚刚只够购买原材料，和勉强够活下去的钱。她无法挣脱被剥削的那种关系。要生存下去，她就只能通过那个商人继续劳作下去。
在第三世界里，高利贷变得如此标准化和广为流行，以至借贷者很少意识到，那是一种多么强制蛮横的契约。剥削在各种伪装下进行着。在孟加拉的乡村，在耕种季节开始时所借的一莫恩德（1 maund，大约37公斤，印度及部分中东国家使用的重量单位）带壳的稻子，到收割时必须要还两莫恩德。土地被用于质押时，将任由债权人处置，债权人可以在完全还清借款以前一直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在许多情况下，一种诸如“保南纳马”（ bawnanama）的正式文件保证了债权人的权利。根据该文件，债权人通常拒绝接受对于借贷的部分偿还，在规定的偿还期限之后，债权人可以按事先商定的“价格”“买”断这块地。另一种抵押担保形式是“达丹”（ dadan），契约确保商人借出的贷款可以事先商定的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将来的农作收成。苏菲亚·贝格姆就是在与放贷人之间的一个“达丹”契约的制约之下，来制作她的竹凳的。
在孟加拉，有时借贷是为了一些特别的或暂时性的目的（比如嫁女儿啦，贿赂官员啦，打官司啦），但有时就只是为了活下去——买食物、药品，或是应急。在这种情况下，借贷者很难摆脱借贷的重负拖累。通常，借贷者不得不再次借贷以偿还以前的借款，最终就会像苏菲亚那样深陷于贫困的循环中。在我看来，苏菲亚只有找到5塔卡来买她的竹子，她作为契约奴隶的地位才可能改变。信用贷款可以给她带来那笔钱。然后她就可以去自由市场上出售她的产品，向消费者直接收取全额的零售价。她只需要22美分。
第二天我给梅姆娜·贝格姆（Maimuna Begum）打了电话，她是为我收集资料的大学生，我请她帮我将乔布拉村像苏菲亚这样依赖放贷者的人开列一个名单。一周之内，我拿到了一个列有42个人名的清单，借款总额为856塔卡——不到27美元。
“我的天，我的天啊，所有这些家庭如此受苦受难，就只是因为没有这27美元！”我惊叫道。
梅姆娜站在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