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的诺曼底-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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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阿拉伯的阿拉法特（3）
阿拉法特精力超群，是个感情外露又好激动的老头，干厚的大嘴唇微微凸起，持久地微笑。在中东各国元首中，阿拉法特是最乐于和摄影记者合作的。每次公开露面，都有一大帮摄影师乱哄哄地摆布他：“看这边！亚西尔！”“再握手，阿拉法特！”而阿拉法特总是宽厚地满足大家，皱起大鼻子，半眯眼睛，咧开嘴唇憨笑，使得整个面孔随之缩短。当他谴责以色列在被占领土的暴行时，立即双睛凸起，脸部鼓得像一只充足气的皮球，伴随着怒吼，右手食指在空中乱舞。
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场院看露天电影时第一次看到阿拉法特的，当时他是每期《新闻简报》的头条人物。近半个世纪，阿拉法特独特的“鸡头帽子”通过9英寸黑白电视、平面直角21遥、画王、等离子……伴随着每天的CCTV《新闻联播》，准时和我们共进晚餐。我不知道索尼、松下通过阿拉法特赚了多少钱，不知道柯达胶卷在阿拉法特身上改进了多少代感光材料，可Canon相机卓越技术的许多超人功能，都是在阿拉法特身上日臻成熟的。
Canon相机多年来一直在照相机制造技术行业遥遥领先，他的成功经验就是和新闻天堂的上帝们——那些驻中东的优秀记者密切合作。Canon首先把先进器材提供给中东的优秀记者，让他们在火线“免费试用”，再征求这些名家的使用意见，随之改进自己产品。比如Canon超声波自动聚焦技术，很大程度是在阿拉法特的花格子头巾上“火线试验”完成的。之所以这么讲，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受益者。
1990年，新华社派我采访海湾战争时给我装备了新华社最先进的相机——Nikon F3P ＋MD马达，但这种专业相机在中东转瞬即逝的新闻现场，很难达到记者需要的聚焦速度。幸亏此后Canon公司的 EOS－1试验成功，随之免费提供给中东地区的摄影名家免费试用。此后几年Canon EOS－1一扫Nikon相机一统天下的霸主局面，开罗穆巴拉克总统府一水的Nikon迅速变成一水的Canon。1993年我和刘宇、兰红光等4人成为新华社最先弃Nikon改用Canon的摄影记者。我还在使用的一台Canon EOS－1就是Canon公司的免费试用品，我要做的只是把我在阿拉法特“鸡头帽子”上聚焦的体会告诉厂家。
如今，阿拉法特如期按世界人民所计划的悄然死去，害命之后，商家最后还要在这个可怜的老人身上谋财。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国贸公寓，为我提供房间的大腹便便的王老板正在打电话向北京工商局申请注册一种特粬酒，名字就叫“阿拉法特”粬，准备直接销往中东。
阿拉法特曾经丰富我们的生活、活跃无聊的媒体、让全球各地的资本家财源滚滚、使大小政客在巴勒斯坦废墟上尽情做秀。对于他的存在，我们只是冷漠观望，就像观看一场令人厌倦的足球赛。我自己也在阿拉法特老爹身上赚了不少稿费。其实残酷冷漠的人类早就把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乃至其他一切和自己利益无关的地方当做古罗马的斗兽场，大家作壁上观，喝着冰镇饮料评价这记左钩拳是否够狠，那个大背胯是否犯规。因为当今流行的文明规则全部来源于罗马法，我们都是希腊罗马的后代，都伸着脖子在和奥林匹克接轨。
1995年11月5日拉宾被刺，我在《世界博览》任幼强主编帮助下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整版。9年过后同样寒冷的11月，和拉宾握手言和的阿拉法特亦仓猝而亡……人生如梦，我已没什么力气描述这位伟人的退场了。
其实阿拉法特早就死了，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时候，死在联合国242号决议被人遗忘的时候，死在沙龙坦克推平总统府的时候，死在他的人民混战一气的时候，死在他换下墨绿卡其装穿上套头衫的时候……
日本：透过舷窗看富士山（1）
2004年4月～2005年4月，我四次西欧、一次北非、两次东欧、三次亚洲太平洋……拜谒二战战场。受中央电视台委托，为CCTV－6电影频道主持《世界电影之旅——二战电影地图》。透过波音777舷窗，日本列岛犹如一条翡翠精雕的蚕，富士山上的积雪开始融化，很像一份“哈根达斯”冰激凌。
一、皇军人矮心小，害得我至今没有日本签证
作为一名从未访问过日本的中国记者，我知道自己没资格对这个神秘国度说三道四。在拜谒二战旧战场前，我最想去的国家就是日本。曾和日本亲密接触的郭沫若形容中日两国“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凭空给我榻榻米苇席上一团亵衣的无尽遐想。日本自古就和中国关系紧密，大和民族的文字、风俗、衣食住行与吾国吾民不谋而合，常被洋人混淆成“同种同文”。
60多年前日本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公然偷袭，犯了众怒，违背希腊罗马的战争规则。罗斯福在小罗斯福搀扶下郑重宣布：“1941年12月7日——是一个永远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不宣而战的蓄意袭击……这是无端的卑鄙偷袭。” 当天下午，罗斯福总统通过参众两院批准，佩戴黑纱在《对日宣战书》上郑重签字。
1785年，普鲁士就与美国签订了世界上第一个《战俘条约》，规定战俘（POW）的人权，确保作息、饮食和体育运动……不入监，不用镣铐。可日本兵惨无人道，不仅不懂隆美尔奉行的“战场休战，整理伤员”，不允许投降，甚至不知道有《日内瓦公约》。他们在中国比赛砍人头、轮奸妇女、虐杀儿童。在米尔恩湾用刺刀挑澳大利亚战俘，将战俘的鸡巴割下来，把包皮缝到嘴唇上，再挂一个牌子“让你爽死！”。
于是尼米兹也不再对日军讲侠义风度，开始毫无限制的潜艇战。麦克阿瑟把“大日本皇军”称作“小日本鬼子”，把“小日本鬼子”困在阿默勒尔蒂群岛上，当做活靶子练习射击。连文雅的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也命令士兵：“必须憎恨日本鬼子，身上每一簇神经都要充满仇恨。我们要如饥似渴地盼望打仗，活着就是为了杀日本鬼子。”海军上将威廉·哈尔西下令在图拉吉岛半山腰，竖起一幅巨型标语，每个字母都有5米多高，让过往船只都看得一清二楚：“杀日本鬼，杀日本鬼，奋勇多杀日本鬼！” 我师父萧乾当时正在剑桥留学，为避免被当成“黄皮肤的日本鬼”挨揍，特在衣服上显著标明“正宗中国，不是日本鬼子”。
列宁很早就把日本定性为“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历史上的大和民族不断武力扩张，“九一八”、“一二八”、“进攻冀热察”……直至点燃整个太平洋，最终惹翻天佑人助的美利坚，把人类当时仅有的两颗原子弹，全都扔在这个可怜民族的头上。自视优秀的大和民族这才承认“米国人”的警察地位，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标准重新建国。可惜萨达姆·侯赛因比日本鬼子晚觉悟了整整60年，环顾当今世界，还有比他更顽固的。
2003年，我把拜谒二战旧战场的采访计划分发各国友邦，德国给我一年多次出入境的签证，帮我采访小隆美尔。法国驻华文化中心主任Jean…Raphael给我特别证件，安排我在诺曼底登陆日为女王、小布什、普京、希拉克、施罗德们……拍合影；英国使馆觉得“昔日战地记者，今天和平行者”与盎格鲁－撒克逊不谋而合，向替我办签证的CCTV小制片要走我的生活照“留案存档”；日本公使井出敬二最为认真，亲率手下大员与我会晤，“嗨嗨”地电邮往来，只是白白忙活了一年多，时至今日我还没成行。专做日本投机生意的吴胖子传话说，这都怪我祖宗唐荆川500年前和倭人结下梁子，皇军人矮心小，害得我至今没有日本签证。
我祖宗是连毛泽东都称颂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帝尧。尽管历来德高望重，可自愿把天下让给了比自己更年轻、更贤明的帝舜。《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帝尧初封唐侯，其地中山唐县是也。说我祖宗帝尧最初在定陶居住，后封河北唐县，遂称陶唐，也叫唐尧，传到《毗陵唐氏家谱》就是《辞海》中的唐荆川。唐荆川子孙众多，其中无锡大娄巷的孙子是我的曾祖，无锡石皮巷的孙子是唐英年的高祖；留在毗陵看家的孙子生了先微软、后盛大的唐骏。
日本：透过舷窗看富士山（2）
《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唐顺之（1507～1560），中国明代散文家，字应德，一字义修，人称荆川先生。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翰林编修，后调兵部主事。当时倭寇屡犯沿海，他以兵部郎中督师浙江，曾亲率兵船于崇明破倭于海上。嘉靖三十九年不顾重病缠身，仍率船从太仓出发，巡视江海，途中在通州（今南通）病卒。他学识渊博，对天文、地理、数学、历法、兵法及乐律皆有研究……著有《荆川先生文集》17卷……还有《右编》40卷、《史纂左编》124卷、《荆川稗编》120卷……。”
据我堂姐唐岁千、姐夫钱李仁（原中联部部长、《人民日报》社长）介绍，唐荆川不仅善于考试，总得第一，还精通南拳北腿，在毗陵办学传授文韬武略，启迪乡里保家卫国，是中国抗倭第一人。“八一三”事变后，瘦小的江苏军民踊跃抵抗，导致南京等历史重镇惨遭屠城，与张少帅手下几十万武装到牙齿的东北大汉拱手让出白山黑水，形成天壤之别。
日本人眼里的唐荆川就像我们眼里的“圣将”东乡平八郎、伊藤博文。1938年苏、锡、常沦陷后，日本故意把“毗陵唐氏”改成宪兵队，侮辱性地在荆川神位下灌辣椒水、上老虎凳。抗战胜利，腐败的国民政府把“毗陵唐氏”当做逆产，文革动乱再把唐家砸了个一干二净。直到最近，从美国回常州建电灯厂的唐曾会传话说，当地政府建设“和谐社会”，正把唐氏宗祠原状恢复，“毗陵唐氏”也被建成最大的开放式公园——荆川公园。常州市长还郑重带话：“希望唐师曾、唐英年、唐骏能参加荆川公园的竣工典礼。”
二、以高昂的代价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
我曾祖唐锡晋时满清腐败衰落，天灾人祸持续不断，饿殍遍野，于是倾家荡产义赈灾民。据中华书局《清史稿》记载：“锡晋先生其赈地为行省八：山西、河南、江苏、山东、陕西、湖南，东至吉林西至甘肃，赈款过百万以上，义赈之远且久，无过锡晋。”中华民国最初几位大总统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冯国璋都题匾纪念，这还不算蔡元培、林纾、阎锡山、张宗祥、陆宗舆等文人武将，直到文革十年动乱才把这些牛鬼蛇神清除干净。
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帝废科举办学堂，我爷爷、伯公由举人、进士摇身一变进了京师大学堂。伯公由仕学馆留学早稻田，历任黑龙江财政厅长、大清银行总办……我爷爷进文科中国文学门，继续修桥补路赈济灾民、潜心研究佛学……我们家现在的什刹海老宅就是我爷爷的“佛教图书馆”。
我爷爷从小教育我要尊重历史，学习东方哲学，对芸芸众生怀有慈悲之心。以后小学、中学、漂洋过海，才发现我接触的许多教科书都由于种种原因，普遍存在很多偏差。日本新版教科书认为：“各个民族看待历史是不一样的，华盛顿是美国的英雄，但在英国的教科书中华盛顿的独立军是叛匪。所以学习历史应该‘因民族而异’。不能以善恶衡量历史，也不能以今天的道德标准来审判历史。”我自己人微言轻，无能力撰写日本的教科书，但我可以尊重历史，缅怀先烈，对世界抱有慈悲之心。
2002年，雪佛兰（Chevrolet）中国老总万宇飞资助我考察二战战场。我一个人千里迢迢开到山西灵丘才意外发现，《八路军军歌》“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的平型关纪念馆竟然一把锈锁，空无一人。纪念馆内灰尘遍地、狼藉不堪，画框中除了一些当地名人的三流字画，没有任何有历史价值的实物。看门大爷听我问起林彪，义愤填膺，开口就背教科书：“‘林贼’是个卖国贼，背叛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终摔死在温都尔罕……”
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国对日宣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据我不完全统计，中国军队共有115位将军火线战死，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按照台北何应钦的统计数字，战死将领多达206人。在我个人心中，不论党派、民族、宗教信仰，战死各位都和在山西辽县殉国的左权一样，都是我们的民族英烈，都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英雄。
日本：透过舷窗看富士山（3）
根据1994出版的《血祭太阳旗》，在中国战死的日军将领共有129名，大部分为战场牺牲。其中三人死于八路军之手，包括杨成武在黄土岭炸死的“名将之花”——陆军中将阿部规秀。
1981年，抗日名将杜聿明病逝，中文报刊仅称他为“著名爱国人士”。杜聿明是中华民国耗费宝贵外汇培养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的指挥官，曾参加淞沪抗战，在缅甸、印度取得过
令盎格鲁－撒克逊人瞠目结舌的伟大战绩。杜聿明、陈诚、卫立煌、黄琪翔、王凌云、戴安澜、廖耀湘、余韶、黄翔、甘丽初、彭璧生、吕国铨、陈勉吾、张轸、孙立人、刘伯龙、马维骥、郑洞国、胡素、唐守治、李鸿、潘裕昆、李涛、龙天武、何绍周、钟彬、黄杰、周福成、阙汉骞、胡敦、罗卓英等远征缅、印，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功卓著，得到英军司令亚历山大、美军司令史迪威的褒奖，写进洋人的教科书。
中国战犯管理所共关押过1062名日本战犯，其中1017名在1956年宣布免于起诉，释放回国；另外45名也无一被判死刑，在1964年4月全部释放回国。
2002年，我和我的雪佛兰Chevrolet拜谒北大营、喜风口、古北口、卢沟桥、冉庄、狼牙山、平型关、忻口……正是由于杨成武独立团的敌后抗战，“名将之花”阿部规秀才凋谢在太行山上。我崇拜马革裹尸的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麟，尊敬先当汉奸、后怀着必死决心捐躯沙场的张自忠，也记住曾在抗战中流血负伤、胜利后又与人民作对、晚节不保的张灵甫、林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正面牺牲300万人，战死将军115（或206）人，全国百姓誓死抗战付出3500万条生命（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2004年版），正是如此高昂的代价才使中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普遍尊敬。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USS BB…63“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无条件投降式，论功行赏，中国代表徐永昌名列第二，仅排在美国代表尼米兹之后。中国签字之后才轮到英国、苏联……中国不仅收回《马关条约》割让的台湾及其附属岛屿，还代表不发达国家担任安理会的常任理事，中文破天荒成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
最近听朋友说，上海修建了张灵甫的衣冠冢，戴笠、汤恩伯故居也整葺开放。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写道：“要有好的母亲，才有好的儿女。有了好的儿女，才有好的国家。”北师大是我国培养淑女的头等名校，鲁迅等老一辈革命家曾扎根这里，教书育人。60多年前北师大三朵校花投奔延安，浦洁修嫁给彭德怀，彭德怀在国民政府安排下策划了百团大战。叶群嫁给林彪，林彪在阎锡山、杨爱源指挥下取得平型关大捷。刘志兰嫁给左权，左权是115名火线战死将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