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我的诺曼底-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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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格一时成了孤家寡人。
19：00，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博士指挥柏林“大德意志卫戍区”全力镇压叛乱者，武力恢复首都的安定局面。一些参加政变的军官开始左右观望，继而与施陶芬贝格划清界限。前来围剿的“大德国卫戍区”与拒捕的施陶芬贝格在国内军总部展开激战，施陶芬贝格寡不敌众，在交火中负伤被俘。他和其他四名同党未经审判就判处死刑，拖到院子里立即枪决。
施陶芬贝格在最后一刻还替战友开脱：“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主意。作为军人，他们仅仅执行了我的命令。所有责任全由我一人承担。”
据目睹处决全过程的军人回忆，陆军上校克劳斯·格拉夫·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大义凛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 陆军元帅A·约德尔被纽伦堡战犯法庭绞死时，说的也是这句话。
五、36岁的残疾贵族军官挺身而出，用残破的生命挽救民族尊严
60年前，第三帝国的人民法庭判处施陶芬贝格“卖国”，说他在祖国危难之时，从背后捅元首一刀，最终使得东部战线崩溃。这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发生“十一月革命”，布尔什维主义推翻德皇威廉二世，“后方革命出卖前线军队，直接导致祖国的失败。”
德国著名历史学家云客乐认为，即使施陶芬贝格成功杀死希特勒，《瓦尔基里计划》也未必能行，因为当时希特勒威望极高，被当做民族的大救星，举国上下一呼百应。而为世界制定规则的丘吉尔态度强硬，坚持把“七二〇事件”说成狗咬狗，决不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一分为二，美、英、法扶植西德实行自由经济；苏联占领东德埋头建设社会主义。1953年6月17日，东德发生反政府起义，整个欧洲才把“反抗”和“反对派”旧事重提。铁幕外的“自由世界”普遍认为，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不是“民主、法制国家”，根据林肯“人权大于主权”原则，施陶芬贝格以暴抗暴，应该奉为全人类的共同楷模。早在美国内战时期，林肯借口南部诸州侵犯“人权”，首开武装干预先例。1999年5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对伊拉克发表讲话：“如果一个政府迫害人民，同时辩解是自己内部事务时，世界不能袖手旁观。”《大英百科全书》的恐怖定义一经美语重新解释，施陶芬贝格就从“狗咬狗”变成了世界英雄。
我觉得施陶芬贝格一直对国家社会主义心存好感，积极投身希特勒的“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双手粘满人民鲜血。残酷的战争不仅把他变成瘸腿、单臂、独眼龙，也让他良心发现，不惜铤而走险挽救岌岌可危的德意志祖国。值得注意的是，施陶芬贝格只是以军人政权取代国社党领导核心，与共和国的民主法制风马牛不相及。
二战结束后，德语民族不仅军事上一败涂地，而且在道义上无地自容。一个贡献了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贝多芬、莫扎特、爱因斯坦、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的伟大民族，怎么会委身一个小市民出身的大独裁者？
刺杀希特勒（4）
让世界肃然起敬的是，就在全民族追随伟大领袖的狂热年代，36岁的残疾贵族军官挺身而出，用自己残破的生命挽救德意志的民族尊严。如果《瓦尔基里计划》侥幸得逞，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可能提早结束9个月。400万德国人、150万苏军、数十万盟军、几十万集中营囚犯就可能免遭杀戮；德累斯顿、基尔等历史名城也不会被盟军炸成一片废墟。
2004年7月2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60年前枪决“卖国贼”的施陶芬贝格大街13号，盛赞
“这是德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天”，“施陶芬贝格是自由、民权与欧洲统一的先行者。” 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铁幕不仅创造了茨威格、哈维尔、卡夫卡、米兰·昆德拉……也贡献了贵族军官施陶芬贝格伯爵。柏林市长沃维莱特认为“抵抗独裁从来就不是徒劳的。” 国家电台德国之声（DW）也把行刺说成是“良知促使的起义”，德国电视2台的民意测验干脆把施陶芬贝格伯爵评为“最棒的德国人”。
达豪：集中营之母（1）
唐师曾在达豪集中营门前。
一、狱墙，像我这样的笨猪也能一窜而过。
2005年4月29日，我和我的大吉普开进达豪。整整60年前的这一天，隶属陆军中将“闪电乔”柯林斯第7集团军的157步兵团，和美国最荣耀的“彩虹师”——第42步兵师攻占达豪。42师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许多重大战役，1917年美国参战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42师上校参谋长，一战结束时是42师准将师长。麦克阿瑟一直以42师的兵源结构自豪万分，“西起加利福尼亚，东到缅因州……42师囊括了全美国的进取精神，就像一道彩虹（It is just like a Rainbow）”，所以42师也被称作“彩虹师”或“虹霓师”。
解放达豪的“彩虹师”意外发现，德意志是一个非常干净、讲究卫生的民族，即使在达豪集中营的犯人囚室，也都装备了抽水马桶。此前，美军根据各种英文报刊传递的官方信息坚信：“达豪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集中营之母”。其实说达豪是集中营之母有些冤枉，在它之前苏联至少修了23座劳改营。只是日耳曼人干什么都讲究规范、制式，有纲领、有图纸，把集中营都修得像数控机床。
1933年建立的达豪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这里原来是德国陆军达豪武器试验场。集中营共分为四部分：中间是关押犯人的简易棚式营房；南端是管理处；管理处与营房之间是“点名操场”，这里是每日点名和集体处罚犯人的地方；集中营西北角有一排小平房，就是臭名昭著的焚尸院。与小城达豪毗邻的有慕尼黑、斯图加特、纽伦堡等工业名城。斯图加特以奔驰汽车、保时捷跑车著名，慕尼黑生产宝马轿车、齐柏林飞艇，纽伦堡一直就是全世界的玩具之都。
作为法西斯德国的第一座集中营，达豪的建筑设计、管理模式、组织运营都为日后其他集中营建设树立了样板。这座“集中营之母”布局呈长方形，看上去横平竖直，很像附近拜仁慕尼黑球队的主场。营区占地上百公顷，四周有和我一般高的围墙，目测估算高度绝对不会超过一米八五。和我们熟悉的宫墙、狱墙截然不同，集中营围墙，建筑材料是我们盖房子用的水泥预制板，高度不到上海租界提篮桥监狱的一半，厚度不及提篮桥监狱的五分之一。
狱墙顶端装有半米高的带刺铁丝网，我站在地面上伸手可及，要是没有通电，像我这样的笨猪也能一窜而过。围墙每隔80米有一座高高的塔楼，玻璃窗巨大、明亮，看不到鬼子炮楼的射击孔，与我脑海里根深蒂固的“收租院”、“三条石”的阴森恐怖截然不同。
“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最初是英国人的发明物，按《大英百科全书》的权威解释：“集中营”是关押政治犯、少数民族、特殊社团的拘留中心。某些政府出于国家安全、拓荒或惩罚反抗者，通过行政或军事命令将某些特定人群集中拘禁。这些被集中羁押者不是因为个人原因，往往由于从属于某个民族、某个政治组织或某种信仰。这种羁押未经合法起诉，更没有公正的审判程序。
集中营不是根据《宪法》关押民事、刑事罪犯的普通监狱，不是依据《战争法律》关押被俘军事人员的战俘营，也不是为流动人口提供膳宿的临时收容安置中心。在许多极权国家，特别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为了加强集权统治，设立各种政治集中营、劳改营，它们实际都是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o）的特别监狱。
二、希特勒借“国会纵火案”说事
与我们熟知的严肃历史记载不同，据美国TIME…LIFE 40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的一家之言，1933年2月27日，来自阿姆斯特丹，半瞎、低能的荷兰人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在柏林一家酒吧信口开河，借着酒劲放大话，自称要烧了德国国会。一旁的冲锋队闻言不动声色，没有惊动卢贝，而是贴在卢贝身后暗中监视。眼看着半瞎的卢贝摸进帝国大厦，强行脱掉他的上衣当做引火之物放火，待烈焰滚滚、浓烟冲天后，再叫来警察当场抓住赤裸上身的卢贝。戈林接到密报立即赶赴火场，当众宣布：“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信号，每个共产党头子都该枪毙！每个共产党议员都该绞死！”
马利纳斯·范德·卢贝和另外四名共产党一起被送上柏林法庭，其中一名德共党员，另外三位是来访的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及两名助手。连瞎带傻的卢贝在法庭上对纵火案供认不讳。法庭当即宣判卢贝犯有纵火罪和叛国罪，考虑卢贝认罪伏法，态度良好，故从轻发落，由绞刑改判砍头。其他四位共产党慷慨陈词，声明自己与纵火的卢贝毫无牵连，被当庭无罪开释。
此举让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另眼相看，误以为只有国社党才是德国的安全保障。在随后举行的全国大选中，国社党威望一路飚升，获得国会608个议席中的288个，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大选后的希特勒成为合法总理，借“国会纵火案”说事，宣布强化首都安定，清洗持不同政见者，光共产党就逮捕了4000多人。他还用冲锋队补充警察加强社会治安，把国家机器变成自己一党专政的暴力工具。
今天，在德国柏林帝国大厦议会前，树立着几十块乌黑的金属板，每块金属板都一端朝下，插在帝国大厦左前方的雪地里。我粗粗一数，整整70块，每块金属板都代表一名被国社党清洗的国会议员。我用皮手套拂去金属板上的积雪，露出深刻在钢板上的被清洗者姓名、生卒年月、被囚禁的集中营、党派。第一块钢板是“Lotte Zinke，1891年生，1944死，囚禁于Kz Ravensbruck集中营，德国共产党KPD”。第二块钢板是“Johanna Tesch，1875年生，1945年死，囚禁于Kz Ravenshbruck集中营，德国社会党议员”……
达豪：集中营之母（2）
三、抢着对展板前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1933年，通过合法选举上台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组阁政府，通过各种法令限制其他党派的参政、议政。这一年，德国第一座集中营开始在达豪动工，由希姆莱的党卫军直接管理，用来拘留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其他持不同政见者。
随着法西斯政权逐步稳固，党卫军的镇压范围迅速扩大到抵制政府政策的犹太社团。因为犹太人凭借金融、经济、学术、宗教影响力，不断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极权政策提出质疑、消极抵制。1935年，德国通过《纽伦堡法》限制犹太人的公民权，并禁止犹太人与其他民族通婚。
1938年德国合并奥地利、捷克苏台德区以后，苏联将芬兰东南包括维堡（芬兰第三大城市，重要工业中心、塞马运河出海口）在内的卡累利阿地峡、萨拉地区和芬兰湾的大部岛屿收并，强租汉科港30年。
193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国占领波兰西部、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在光天化日之下瓜分了波兰。
1940年，希特勒领导的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秘密设立“灭绝集中营（Extermination Camp）”，这是国社党集中营制度的登峰之作。“灭绝集中营”以波兰的奥斯威辛、马伊达内克、特雷布林卡最为著名。在某些灭绝营里，如布痕瓦尔德灭绝营，许多新毒素和抗毒素、新外科手术以及人工诱发疾病都在活人身上进行试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集中营遍布全欧洲，集中营里的关押者被强迫当做辅助劳力，他们必须拼命劳动以挣得食物作为工资，改造思想，无力劳动者只有饿死。为免于饥饿，许多人因为劳动过度疲劳而死，被形容为“自然解决”。到二次大战末期，“灭绝集中营”的规模、范围都无限扩大，除持不同政见者、犹太人以外，大约有40万吉普赛人也被消灭。
1942年1月20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在柏林南郊靠近波茨坦的度假村召开万塞会议（Wannsee Conference），海德里希为首的15名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帝国中央保安局犹太人处处长艾希曼等制定决议，决定把所有犹太人集中起来，放逐到马达加斯加。由于二战愈演愈烈，放逐犹太人的计划暂时无法实行。
万塞会议形成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欧洲搜捕犹太人，将他们集中东运，组成劳改队，任其在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中“自然减少”。万塞会议的最终文件突出劳改性质，没有提到“灭绝”、“处死”。但此后不久，波兰灭绝营中出现了第一个毒气室。
万塞会议遗址陈列着英、法、德、意、西班牙、阿拉伯、希伯莱、日本、荷兰……十几种文字的宣传材料，谴责国社党迫害犹太人，要求德意志民族自觉自省。
我在万塞会议旧址发现这样一条史料：“1939年10月以前，上海是世界上唯一接受犹太难民的城市，这年共有14000名犹太难民逃亡上海，他们大多都在中国找到了工作。1941年战争爆发后，逃亡上海的难民增多到17000人，其中90％是犹太难民。1943～1945年日本人占领上海，这些难民再次被拘留。”看到这些我泪流满面，抢着对展板前参观的每一个德国人说，我就是中国人。
四、中国历来宽容有各种怪癖、无家可归的外国人。
中国历来宽容有各种怪癖、无家可归的外国人，盛唐的番僧、昆仑奴……都是如此。河南人在宋朝就开始容留精明、吝啬的犹太人，中国人宽厚地把犹太教称作“一赐乐业教”。
文明的欧洲迫害犹太人由来已久，公元前1世纪，罗马人占领巴勒斯坦，对犹太人实行残酷统治，绝大多数犹太人被逐出耶路撒冷以至整个巴勒斯坦而流落世界各地。中世纪，犹太人饱受封建主与僧侣的压迫。盎格鲁－撒克逊最著名的W·莎士比亚1596年发表《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把犹太人夏洛克描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
1879年德国作家W。马尔最早使用“anti…Semitism（反犹太主义）”这个词，用以表述近、现代仇视、排斥、压迫和残害流落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的社会思潮与行为。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西欧一些国家，犹太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但在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仍然存在仇视犹太人的现象。俄国沙皇政府特别仇视犹太人，并竭力煽动工农仇恨犹太人。188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后，在敖德萨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在白俄罗斯和波兰也掀起残害犹太人的浪潮。1905年革命时期，在100个城市里计有4000多犹太人被杀，1万多犹太人被打伤致残。19世纪末，法国发生德雷福斯案件，诬告犹太人军官A。德雷福斯向德国驻法国大使馆提供情报，从事间谍与叛国活动，判处他无期徒刑。一些极端分子举行示威，高呼“枪毙犹太人”的口号。经过共和派和主持正义人士的斗争，至1906年当局才宣布将德雷福斯无罪释放。在19世纪末的德国曾有20多万人在致俾斯麦的请愿书上签名，要求褫夺犹太人的公民权。
十月革命后俄国的犹太人得到了解放，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