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箱-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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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箱
〔美〕埃德加·爱伦·坡
几年前，我乘坐哈迪船长的“独立”号精美邮船，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前往纽约市。如果天气不变坏的话，我们将于6 月15 号启航。于是14 号这天，我来到船上，在我的特等舱舱房中进行一番安排整理。
我发现，此班邮船乘客很多，其中女士尤多。我在乘客名单上看到了几个熟人，其中，我尤为欣喜地发现了科尼利厄斯·怀特先生的名字。此人是一位青年画家，是我的挚友。我曾与他在同一个大学中学习，读书期间常在一起。他很有才气，他的性格与其他天才们一样：愤世嫉俗，敏感热情。他是天底下最为真诚的一个人。
我发现他的名下订有三间特等舱房。我又查了一遍乘客名单，发现他是与妻子及两个妹妹一起作此番航行的。特等舱房间很大，每个舱房有两个铺位，一上一下。当然了，这些铺位都很窄，只能睡一个人。可我还是不明白，他们四个人何必要订三个舱房。我当时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时期：心里总爱对鸡毛蒜皮之类的小事进行不正常的探听。我现在羞愧地承认，当时我对他订有这么多舱房，是进行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荒谬猜测的。当然了，这不是我该过问的事，但是我却孜孜不倦地试图解开这个谜。最后我终于得到了答案，我不禁奇怪自己为什么早没想到这点。“这当然是因为有一名仆人的，”我说，“我真傻，这么明摆着的答案，我怎么就早没想到！”然后我又仔细地研究名单，这回我清楚地看出，他们一行四人并没有真带仆人：尽管他们原打算带一名仆人的，因为上面原有“仆人一名”的字样，但这几个字被划掉了。“啊，那肯定是因为多带了行李，”我自语道。“带了某些他不愿意存放在行李舱中的东西，某些他要放在眼皮底下的东西。啊，我猜出来了，准是油画之类的东西。他与意大利犹太画商尼科利诺讨价还价的就是这个。”我觉得自己找到答案了，于是不再好奇。
怀特的两个妹妹我也很熟，她们都是最温和、最聪明的姑娘。怀特新婚燕尔，他的新娘我尚未谋面。然而，他却经常热情地向我谈起她，说她极美，极聪明，极有教养。所以，我非常想认识她。
我来船上这天（14 号），船长告诉我，怀特他们也要来。于是我在船上多逗留了一个钟头，希望能一睹新娘的芳容，但是却没等到他们，据说是怀特太太有点不舒服，要到明天起航时才上船。
第二天一早，我从旅馆来到码头，哈迪船长迎接我，说：“由于客观原因（好一个愚蠢但却不失十分方便的托词），‘独立’号一两天内不能起航。
待到一切就绪，我将派人通知你。”我觉得这挺怪，因为现在南风徐徐，但是既然究竟是什么“客观原因”他不直说，我虽然心中好奇，也没有办法，只好回家，不耐烦地消磨时光，等待。
足足一个星期我没收到船长的通知。后来通知终于来了，我立即上船。
船上满是乘客，一派起航前的热闹景象。我上船后十分钟，怀特一家人也来了。画家、他的两个妹妹，还有新娘。画家正处于他那种惯常的愤世嫉俗的情绪之中。我太熟悉他的这种脾气了。所以对此毫不在意。他甚至没向我介绍他的妻子。还是他妹妹玛丽安——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姑娘——匆匆介绍我和新娘认识。
怀特太太蒙着面纱。当她回报我的鞠躬，撩起面纱时，我承认，我极为惊讶。若不是我太了解我的画家朋友了，知道他描绘起女人的可爱之处来喜欢夸张，我就会更为惊讶的。我知道，如果他说哪个女人美丽，他会把她说得完美无瑕，说成天仙。
事实上，我不得不认为怀特太太是个丑女人。用丑陋无比这个词来形容她，如果有些过分的话，反正也差不了太多。然而，她身上的衣服却很雅致。
于是我得出结论，她一定是用更能持久的心灵美迷住了我的朋友。她只说了几句话，便立刻与怀特先生去了自己的特等舱房。
我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老毛病又犯了。没带仆人——这个问题本已想通了，所以我寻找多带的行李。过了一会儿，一辆马车来到码头，车上有一个长方形的松木箱子，这似乎正是我所预料的。箱子一搬上船，船就起航了。
没过一会儿，船便驶过了河口的沙洲，驶入了大洋。
正如我所说的，这个箱子是长方形的。它两米来长，将近一米宽——我仔细地观察着，希望自己估计的尺寸尽量准确。箱子的形状很奇特，我一看完它，就断定自己的猜测是准确的。我在前面说过，我已得出结论，认为这位画家朋友多带的行李会是几幅画，至少是一幅画，因为我知道他已与画商尼科利诺商谈了几个星期了。现在他带来了一个箱子，从箱子的形状看，里面盛着的很可能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我早就知道，尼科利诺已买下了小鲁比尼在佛罗伦萨画的那幅《最后的晚餐》。因此，我认为自己的猜测是十拿九稳的。想到自己如此聪明，我不禁悄悄笑了起来。据我所知，怀特这是头一回把他艺术上的秘密瞒着我，他显然是想在我的眼皮底下，将一幅珍贵的名画偷运至纽约，希望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想趁此机会好好开他一次玩笑。
然而，有一件事情使我着实懊恼。那个箱子没有运进那间多余的特等舱，而是放进了怀特自己的舱房。它几乎占据了全部地面，毫无疑问，这一定使画家和他妻子行走极不方便。箱盖上用沥青或油漆之类的东西写着几行草字：“纽约，奥尔巴尼，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收。科尼利厄斯·怀特先生谨此。注意：轻拿轻放，切勿倒置。”这几行沥青或油漆书写的草字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臭味。
我想起，奥尔巴尼的阿德莱德·柯蒂斯夫人是画家的岳母，但是接下去我觉得这整个地址显得神秘兮兮的。我认为，箱子其实是要运到我这位厌世的朋友在纽约钱伯斯街的画室里去的。
航行的头三四天，天气很好，我们刚一看不见海岸，南风便徐徐而来，我们一路顺风。由于天气好，乘客们的兴致也都很高，相互交起了朋友。然而，怀特和他的两个妹妹却不这样，我总觉得他们在其他人面前显得十分局促。怀特的行为倒还好解释。他非常阴沉，阴沉得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换句话说，他现在的情绪很不好。不过我对他的怪脾气是有所准备的。然而，他两个妹妹现在的这种举止我就弄不清是怎么回事了。她们总是躲在自己的舱房里，尽管我一再邀请，可她们仍然拒不与船上的任何人来往。
怀特太太却随和得多。也就是说，她很善聊，而在漫长的航海途中，善聊不失为一种极大的优点。她几乎成为船上所有女乘客们的挚友，而更令我吃惊的是，她毫不掩饰地同男人们调情，她使得我们大家都很开心。我说，“开心”——我几乎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事实上，我很快就发现，怀特太太常常沦为人们的笑柄。男人们倒不怎么议论她，但是女人们，没过多久就把她说成“一个相貌平平的好心人，没有文化，言谈粗俗”。令人不解的是，怀特怎么竟然娶了这么一个婆娘。一般来说，这种问题的答案是财富，但是我知道这却不是本问题的答案，因为怀特告诉过我，她身无分文，而且将来也不会继承什么遗产。他说，他结婚是为了爱情，仅仅为了爱情，他的新娘子非常非常值得他爱。当我回想起我朋友说过的这番话时，我感到极为困惑。莫非他失去理智了？否则的话还会是什么？他这个人是那样的高雅，那样的聪明，那样的挑剔，对缺陷是那样的具有洞察力，审美观又是那样的敏感！当然了，这位女士似乎特别喜欢他——尤其是当他不在的时候，她总是愚蠢地引用她“亲爱的丈夫怀特先生”说过的话，她可着实好笑，“丈夫”二字总挂在口头上。同时，船上的人们也都注意到，怀特先生总是极为直截了当地避开她，自己一个人躲在特等舱舱房里，听任妻子在主舱中与大伙瞎胡闹。
我根据自己看到和听到的，得出一个结论：画家一时心血来潮，娶了一个远不如自己的女人为妻，结果自然是很快便讨厌起这个女人来。我深深地同情我的朋友，不过他瞒着我偷运《最后的晚餐》，我却无法原谅。我要为此挤兑挤兑他。
一天，他来到甲板上，我像往常那样挽起他的胳膊，与他一起在甲板上散步。然而，他极为阴沉（我觉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的这种阴沉是很正常的）。他几乎不怎么说话，说话时也极为勉强，显得郁郁不乐。我开了几个玩笑，他脸上强打起笑容。可怜的家伙！我不由地想起他妻子，我真不知道他在妻子面前是否也会强作欢颜。最后我直捅他的要害。我决定就他那个木箱展开一系列暗示，让他逐渐知道，我并没有被他的小花招给糊弄住。我的第一个暗示是揭开一箱电池上蒙着的苫布，说了些“箱子的特殊形状”之类的话。我这样说时，脸上流露出会意的笑容，我还挤了一下眼睛，用手指头捅了他肋条一下。
怀特对我这没有恶意的玩笑做出一种反应，使我立刻觉得他准是疯了。
一开始他瞪着我，仿佛无法理解我这番话中的幽默之处似的。但是随着他的大脑慢慢理解了我的话的含义，他的眼睛也逐渐瞪得溜圆，好像要从眼眶里瞪出来。接下去他满脸通红，然后又脸色惨白。过了一会儿，他又好像觉得我的暗示很有趣似的，暴发出一阵狂笑。我吃惊地发现。他越笑越厉害，一连笑了十多分钟。最后他重重地倒在甲板上。我上前去扶他，他的样子就像是死了。
我叫人来帮忙，费了好大劲儿我们才使他恢复知觉。他醒来时，语无伦次地唠叨了好一会儿。最后我们终于把他抬上了床。第二天早上他完全恢复了正常，至少他是在身体上恢复了正常。至于他的头脑吗，我就不便评论了。
在后来的航程中，我接受了船长的劝告，避免同他来往。恰恰就是这位船长，同我一起目睹了他的发疯，船长告诫我不要对船上的任何人说起这件事。
怀特这次惊厥之后不久，又出现了一些情况，使我原来就有的好奇心变得更重了。这些情况中有一点是：我一直神经紧张，便多喝了些浓浓的绿茶，所以晚上睡得很不实。事实上，我两个晚上根本就没怎么睡着觉。船上单身男人的特等舱都与主舱或餐厅相通，我的也不例外。怀特的三间舱房位于后舱室，与主舱隔着一道小小的拉门，这道拉门从不上锁，甚至夜间都不锁。
由于一路上基本上是顺风，况且风也不算小，所以船身颇有些倾斜。而每当船身朝右倾时，舱房之间的这道拉门就自动滑开了，没有谁起床把它给关上。
由于天气闷热，我的舱房门一向是打开着的，当拉门也滑开时，我从自己的铺位上就可以一览无余地看到后舱室。而怀特先生的三个特等舱房恰恰就位于后舱室中。在我失眠的那两个晚上（不是连续的），每到11 点钟，我都清楚地看到怀特太太悄悄溜出怀特先生的舱房，进入那间多余的特等舱，一直到天亮，她丈夫前去叫她，她再返回丈夫的舱房。他俩显然是在分居。他们各住各的舱房，肯定是有离婚的打算。我认为这就是那间多余舱房的秘密。
还有一种情况也使我极感兴趣。在我失眠的那两个晚上，怀特太太一进入那间多余的舱房，她丈夫的舱房里就传出一种沉闷的咚咚声。我仔细地聆听了一阵子，终于弄清了是怎么回事。这是画家在用凿子和木槌启开长木箱子时发出的声音——木槌上显然是包了布或棉花之类的软东西。
我可以听出他什么时候把钉子启出来的，我可以听出他什么时候把盖子揭开的，我可以听出他什么时候把盖子放在下层铺上的（地上是没有地方可放的），尽管他放得非常非常轻，可是盖子碰撞木质的铺边时还是发出了轻微的响声。这以后便是一片沉寂，天亮之前，我什么也听不到了。不过也好像有一种隐隐的抽泣声，或喃喃自语声，可这声音太轻，太低了，几乎辨别不出来。我认为是自己的想象力在作怪。这声音似抽泣，似叹息，但是当然了，也许我根本什么都没听见。说不定是我自己耳鸣。根据怀特的习惯，我认为他半夜三更开箱子肯定只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热情。他打开箱子只是欣赏箱里的稀世艺术珍品。然而，欣赏艺术珍品也不至于哭啊。所以嘛，一定是我喝多了哈迪船长的绿茶，想象力太丰富了。而这两个夜晚每逢天蒙蒙亮的时候，我都清楚地听到怀特先生把盖子盖回箱子，用包着软东西的木槌把钉子重新钉死。然后他就走出自己的舱房，去叫怀特太太。
邮船在海上航行了七天，已到哈特拉斯角一带，这时西南方向袭来一股强劲的大风。然而，好在我们早已从天气的种种朕兆，看出要有大风，所以做好了一切防范准备。风越刮越大，我们收起了大部分风帆，只靠着缩起一半的后墙纵帆和前上桅帆前进。
我们就这样安全地航行了48 小时，“独立”号真不愧是一条好船，这样大的风浪船里居然没进一点水。然而，大风最后变成了台风，我们的后帆被扯成了碎布条，船也跌入了波谷，时起时浮。三名水手被卷入大海，甲板上的厨房和左舷的全部舷墙也都被巨浪掀掉。我们刚刚从这场灾难中逃脱出来，前上桅就被风暴撕碎，于是我们赶紧升起一个风暴三角帆，靠着它航行了几个钟头。船在海上乘风破浪，航行得比以前稳了一些。
大风仍在持续，毫无减弱的迹象。由于缆具装得不太合适，三角帆吃力很大。大风的第三天，下午5 点来钟，后桅被一阵狂风吹折了。船摇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摆脱开折断的桅杆。这时木匠来到船尾，说货舱进水四英尺。雪上加霜的是，抽水机也坏了。
船上一片混乱，充满了绝望。为了减轻邮船的重量，人们纷纷把船上的货物扔下船去，就连剩下的两根桅杆也被伐倒，扔到海里。东西很快就扔得差不多了，但抽水机仍没修好，水顺着漏洞迅速涌入船中。
日落时分，风变小了，浪也随之减退，我们仍在希望乘救生艇逃命。晚上8 点钟时，风吹散了天上的云彩，皎月当空，我们那低落的情绪也高涨了一些。
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顺利地将大救生艇从舷边放入水中，全体船员和大部分乘客都下到救生艇里。救生艇立刻划走，经过一番艰苦的航行，终于在沉船后的第三天安全地抵达奥克拉科克湾。
船长和其余的14 名乘客留在了船上，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船尾的杂务艇上。我们没费多大力气就把它放了下去，不过它触到水面时差点倾覆。
我、船长夫妇、怀特夫妇和他的两个妹妹、一名墨西哥军官和他的妻子及四个孩子，还有一名黑人男仆，都下到了艇上。
艇上没有地方，除了极为必要的东西外，我们什么也不能带，谁也没有想要带上自己的任何财物。令人惊异的是，小艇划出几米后，居于艇尾的怀特先生忽然站起身，神色冷峻地要求哈迪船长把艇划回去，取下他的长木箱子。
“坐下，怀特先生，”船长严厉地说，“你要是不坐好，艇会翻的。现在艇帮都已经快没在水里了。”“箱子！”怀特先生仍站在那里，他大声喊道。“喂，箱子！哈迪船长，你不能拒绝我，你也不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