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7-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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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在陕北杨家沟，我拎着一件磨得薄如蝉翼而某些部位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的灰军装，拿给毛泽东：“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作报告，在台上一做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
毛泽东接过衣服。没有他批准，任何衣服不准扔。他将衣服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病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抚平上面的皱纹。
“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毛泽东眼圈忽然湿了，茫然望着那件旧衣沉入静静的回忆。片刻，他又历数出旧衣的几件“功劳”，叹口长气：“这样吧，用它补衣服。它可以继续发挥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
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注２＇
毫不奇怪，当时李银桥没有见过我的外婆，不会想到“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这句话深藏的情感和外公坚持留下它的玄机。他到外公身边服务时，外婆离开延安已十年，外公一直坚持不让扔掉与老妻有关的那件“老衣”。“磨得薄如蝉翼”，说明外婆洗过多次；“补丁摞补丁又厚似硬纸板”，说明外婆补过多次。当然十年来这件衣服也必定被别人洗过、补过多次，但外公强调的是“洛川会议”那一段，含义是在“会”外的。
然而，李银桥毕竟是李银桥，鞍前马后跟随多年，他能够在某种情况下洞悉外公的情感。不错，“他讲这些话时的语调，仿佛眼前看到的不是旧衣，而是一位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此时外公也许心头一惊，眼前看到的，分明是与他风雨同舟、出生入死十年的老战友，我的外婆――贺子珍。于是，他的眼圈忽然湿了，并且茫然，长叹……
俗话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而外公对这句话，可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在会址纪念馆崭新的院墙外，我看到一间濒临坍塌的老屋。房顶虽未脱落，却也岌岌可危，屋子周围则长满了荒草。我想这屋子是见过外公、见过他那些来开会的战友们的。它是真实的，也是沉默的。也许下次再来时，它已经不在了。我拍了照片，告别了会址。
到达延安后，时间已不早了。我决定次日先去保安，回来再看延安。本来还想去瓦窑堡（今子长），但听延安同志说：它和保安是两个方向，半天实在来不及。为什么要去瓦窑堡？那里除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遗址和外公外婆故居外，还有一处特别有意义的地方。
第一部分１９３９，情牵延安（2）
长征结束后，外婆有了与外公结婚七年以来的第一份独立工作：印钞所所长，办公地点在瓦窑堡。尽管任职时间只有短短半年，外婆负责的这个小小厂子成了后来延安中央印刷厂的前身，她的名字也随之被载入《中华印刷通史》＇注３＇。工作是繁忙的，外婆的心情是愉快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记载道：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下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奉命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中央财政部长林伯渠兼任行长，曹菊如任副行长，李青萍负责管库工作，张定繁任稽核科长，贺子珍为印刷所所长，张子贞为副所长，黄亚光负责图案设计。＇注４＇
（１９３６年）３、４月间，印刷所所长贺子珍因临产调离印刷所，副所长张子贞病故，由朱华民担任印刷所所长。＇注５＇
我踏上去保安的旅程。汽车在陕北高原中盘旋，如同在井冈山绕盘山公路。举目远望，高高低低的高坡似乎全在脚下。陕北草多树少，土多石少，本来，我急切地想领略黄土高原的风采――那没有一点绿色、苍茫古老的黄土地，但没有如愿。张科长告诉我：这些年飞播植树，雨水也多，黄土高原不黄了，许多土地已被绿色覆盖。真要看黄土，恐怕得等冬天了。
我想冬天的黄土地该是外公那首《沁园春•；雪》中“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空势比高”的景象吧。需要指出的是，这首词是外公长征胜利后的重要作品。１９３７年以后，这位诗人几乎封笔，作品寥寥。为什么？他在苏区和长征期间戎马倥偬，仍旧吟诗作词，此后则意兴阑珊，直到１９４７年中秋才写出“妻儿信未通”的诗句。
志丹县城满眼崭新的建筑，写作《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斯诺当年住过的窑洞、中央政治局全体出席欢迎女作家丁玲参加红军的窑洞，还有发生过许许多多有趣故事的窑洞，都不在了。还好，外公和外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住过的一长排窑洞，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成为县革命纪念馆。
“毛主席故居”屋外春光明媚，踏进门来顿感觉寒气逼人。细细一看，这里不是我们平常认为的“土”窑洞，而是从山体中掏出来的“石”窑洞，而且那山就是一整块红色巨石。墙上似乎渗出水来，窗户也不大，房间阴冷潮湿，家具不过一桌一榻而已。正如斯诺所描写的那样：没有任何摆设。
隔壁是外婆故居，更加空旷幽暗。里面没有陈设并且隔了一半做仓库，让人感觉阴森森的。外公窑洞旁是秘书和电台人员等人的住所，当时忙于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住在窑洞斜对面的平房。倒是不远处洛甫与刘英夫妇居住的“套窑”比较讲究，大小适中，采光良好，接近我们现在的居室标准。
难道，妈妈就出生在这样的寒窑里？这里固然比她“双凤”姐姐的茅屋产房稍强，却是我见到的最差的育儿环境了。耳边不时传来下课铃声和孩子的喧闹声，原来纪念馆隔壁是一所小学，孩子们正在阳光下嬉戏。也许，那里就是传说中妈妈出生的炮楼？当地同志说，已经拆掉了，没有人知道。
如此残破的故居，让我相信它绝对保留着当年原汁原味风貌，而这却让纪念馆负责人苦恼。他诉苦说：由于这里只是省级保护单位，经费很少，很多事情有心无力，勉强维持而已。不知道这种原貌能保持多久，真让人忧心忡忡。毕竟，这里曾经居住过那么多风云人物，见证过那么多重大事件……
我匆匆结束了保安之行，带着为妈妈拍摄的故居照片，向延安奔去。我参观了外公的故居：枣园、杨家岭、凤凰山，还有延安的标志――宝塔山。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住过的延安合作社和洛杉矶幼儿园。
妈妈也讲过自己在延安的生活。她记得：每天，太阳要落山了，总有许多“爸爸”、“妈妈”来幼儿园把小朋友接回“家”。而她自己却没有人接。
她还记得：每天太阳升起来时，“爸爸”和“妈妈”又会把小朋友送到幼儿园。有一个男孩总要放声大哭，嘴里还不停地喊着－－我要“爸爸”！我要“妈妈”！我要回“家”！男孩叫陈小达，乳名小老虎。他是娇娇后来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同学，父亲是外公的秘书陈伯达。
娇娇不知道“爸爸”、“妈妈”和“家”是什么意思，更不明白小男孩为什么要哭。她年年月月、日日夜夜都住在幼儿园里。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娇娇：“家”就是一间房子，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她一定会说：这就是我的“家”。
娇娇爱看山川的景色。到了傍晚，小朋友们回家了，院里静静的。娇娇一个人坐在窑洞的门口，看太阳落山，满天映照的红霞，好看极了。有时候，她会看到身披彩色羽毛的野鸡在对面的山包上跳来跳去，更觉得好玩。她常常是等到天全都黑了，才回到窑洞里去。
娇娇（又作姣姣）这个名字，据说是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起的。娇娇的姐姐－－外婆长征中所生的次女和邓发夫人所生的女儿，也是由她起的名字，叫“双凤”。可两只红军队伍留下的凤凰从此没了下落。
就这样，三岁的娇娇在延安保育院乐呵呵地过着她那没有“家”，没有“妈妈”，没有“爸爸”，而同时又有爱，有阿姨，有伙伴的日子。不管怎么说，妈妈多灾多难的一生中，中国“红都”黄土窑洞中度过的几年（１９３６年底至１９４１年初），比起她后来的坎坷，已经算是很幸福、平和、快活的了。
关于妈妈的出生年月和地点，我听到过有多种说法：有人说是１９３６年底，有人说是１９３６年中，有人说是１９３７年；有人说生在窑洞里，有人说生在炮楼里，有人说生在平房里。有人说是刘志丹烈士的遗孀同桂荣接生的，有人说是外公外婆的老朋友傅连暲医生接生的。这成了贺家和毛家的一个谜。
当年在保安，同桂荣带着女儿住在外公外婆家的后上坡，可谓近邻。２００４年，我在西安见到了她和刘志丹的女儿刘力贞阿姨。刘阿姨的讲述让我感受到那种从老一辈传下来的质朴友情，会在后文谈到。
第一部分１９３９，情牵延安（3）
２００４年６月，我采访了傅连暲夫人陈真仁奶奶（８６岁）。她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在保安见到外公外婆的情形。时间大约是１９３６年“双十二”西安事变之前不久，是个天寒地冻的日子。外公外婆和周恩来、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与他们欢聚一堂，十分亲密。当晚，傅连暲夫妇留宿在外公和外婆家。陈真仁与外婆作伴，她记得外婆当时快要生产了。
小名娇娇的妈妈出生后一段时间，陈真仁奶奶来串门。外婆正好有事，请她代抱一下孩子。陈真仁接过娇娇，发现她总爱伸手摸暖水壶，刚要制止，外公发话了：让她摸嘛。烫一下她就不摸了。这件小事，陈真仁至今记忆犹新。
外婆是傅连暲的病人，也是他的好友。她的爱子毛毛就是傅连暲亲自接生的。此前外婆在福建产下的男孩（夭折）和在长征中产下的女孩，也是傅医生接生的。受外公委托，傅连暲在解放后一直过问外婆的身体健康情况，直到他在“文革”中被非法拘禁。傅连暲后来被迫害至死，连遗骨都无处找寻。
从外公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住院开始，傅连暲就成了他的医生。长征前夕，外公在江西于都患了恶性疟疾，高烧不退。傅大夫骑着骡子从瑞金走了一百多里地到了于都，三天之内手到病除。病愈之后的外公高兴地说：“我们现代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他还特地叫警卫员煨了一只老母鸡送去，以示感谢。这次抢救成功，保证了外公对长征的指挥与领导。
罗小金是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三十女杰”的第一个孩子，１９３６年９月生于陕北保安。“罗”是取父亲李维汉（罗迈）的原姓，“小金”里面含有母亲金维映（阿金）的姓。据记载，罗小金是由金维映的三位战友：我外婆和刘英奶奶、李坚真奶奶三人接生的。＇注６＇
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队伍中，有３０位英勇坚强的女战士，即“三十女杰”。钟月林是“三十女杰”中年纪最小的女红军之一。７０年后，她谈起长征路上外婆对自己的姐妹之情，仍然激动地不能自已。她告诉我：“提起你外婆，别人老觉得我说的是不是有点过？不是的。她的好，怎么说也说不完。”
钟月林的婚姻也是外婆等姐妹撮合的。１９３６年她在陕北瓦窑堡与宋任穷结婚，１９３７年在延安生下第一个孩子。分娩前外婆天天来照料，她说：“月林，我生过好多孩子，我知道怎么带孩子，我来帮你”。一天晚上，她又来看望，离开后却再没来过。孩子出生后，钟月林听说“出事了”――外婆从她家出来后，和洋记者史沫特莱发生冲突，一病不起。从此外婆决心出去做手术，养好身体，再回国工作。
钟月林告诉我：她在延安苦劝外婆，求她不要离开。外婆的妯娌钱希均在西安做外婆的工作，姐妹推心置腹长谈；在兰州，外公至交谢觉哉继续劝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外婆的好友彭儒、陈正人夫妇受外公委托，在国内最后一次挽留外婆。无奈外婆去意已决，外婆对钱希均说：等我两年。两年，正好是１９３９年。
１９３９年，在延安同时生活着三位贺家人，那就是外婆的母亲温吐秀，姨婆的继子刘子毅和外婆的幼女毛娇娇，也就是我的妈妈－－李敏。当时三岁的她，对前两位，尤其是她的外婆，已经没有丝毫记忆了。
在万里之外的莫斯科，一个接一个的重大打击向我出国不久的外婆袭来。这位井冈山上的女战士，长征路上的女英雄，被命运一次次推倒在地，又一次次踉跄爬起。只不过，这一次她是在孤军奋战。
瞿秋白之女瞿独伊可能是外婆在苏联见到的年龄最大的“红色后代”。２００４年，年过八旬的瞿阿姨向我讲述外婆与自己的交往。她记得外婆１９３９年痛失爱子后精神很差，睡眠不好。自己每天早晨负责叫学员出操，总是敲不开外婆的门。瞿阿姨反复强调：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她是谁（为了保密，当时学员每个人都起了化名），不然我一定会好好帮帮她，言语中包含着无限的惋惜。
有两件人生中的大不幸在１９３９年之前已经发生，只是外婆当时远在异乡，无从得知――她的父亲和母亲已分别在赣南赣州和陕北延安去世了。
张闻天夫人刘英这样回忆与外婆在苏联的交往：
我同蔡树藩、钟赤兵和徐梦秋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离开延安的，到西安时增加了一个贺子珍。她那时正怀着身孕，是同毛主席闹了别扭跑到西安去的，已经在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阵。
我一直同贺子珍在一道。经过一年多的治疗休养，我的肺病、肠胃病大有好转，人也长胖了。她的情况反不如前。她到苏联后生下一个男孩，养到六个月不幸夭折了，葬到后面花园里。她伤心之极，天天到坟上去哭。毛主席又不给她写信。收到过一封信，只有三言两语，望你好好学习之类，所以她精神上非常苦恼。但她又很傲，不肯主动写信给毛主席。
“我从苏联回国的时候，我说我可以帮她（贺子珍）带信给毛主席，她说不带。”［注７］
提起外婆出国，说来话长。千头万绪，容我慢慢讲来。
外婆是与长征时期战友刘英等人一起经西安、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出国的。到达兰州后，外婆见到了陈云，而这或许是外婆与王明之间惟一一次间接接触。
遵义会议闭幕后不久，中央决定陈云等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同年７月，陈云受命离开长征队伍到达上海，后辗转万里于同年９月到达苏联，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后率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迪化代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王明、康生从苏联回国去延安时中途停靠迪化，陈云同机离开。王明一行抵达兰州后，得知张闻天夫人刘英和毛泽东夫人贺子珍等也在同一城市，便派陈云给她们送去一百美元表示慰问。＇注８＇
“王明”这个名字，在外婆晚年成为困扰她生活的梦魇，耐人寻味的是她并未见过此人。王明此行的目的地是延安，外公不得不与这位“钦差大臣”面对面打起了交道。历史证明这对他们两人而言，都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身怀弹片急于医治的外婆不会想到，她在长征途中负伤竟成为陈云动员红军在新疆学飞行的素材。有关书中这样记载我军第一批飞行员吕黎平将军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