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8-哈耶克传-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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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认为这本书应该获得公众认可。从根本上看，哈耶克相信观念的力量。因而，一本书的读者的范围是与其影响有关的。《通往奴役之路》是他所有著作中惟一一本对于塑造当时的公共舆论发挥了影响的著作，这种影响或许不是立刻就能看出来，而是相当深远的，并且也非常宽广。这本书是站在旷野上的大声疾呼：全权社会主义如果实现了将会带来政治、道德和经济上奴役。这在现在只是常识而已，但在他提出这种观念的时候，却根本无人知晓。
然而，《通往奴役之路》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其结论，也来自于其内在的价值。可以认为，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是从政治学和伦理学角度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论战的深化。它不仅仅是从经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考察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结果，更侧重于从政权和社会类型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点。在１９４１年的一篇评论，即他在社会主义计算论战中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社会主义计算：竞争性“解决方案”》中，哈耶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能够避免对经济活动进行广泛的指挥这样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仅关乎经济效率，也关系到在这样的制度下，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能保留多少这样重大的问题。”②
《通往奴役之路》不仅仅是写给一般经济学家的，而是写给更广泛的读者的，写给广泛的社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看的。他下笔的时候，不知道它会扩散到多大范围，但最后的结果显然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本书和作者有可能在全球知名。他对社会主义曾经有过很多更高的期望。但期望总是与人们合理地期待的东西不是一回事。写作《通往奴役之路》的目标是让受过教育的男男女女们能读懂，并且影响他们，从而影响公共政策。他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很有可能会实现全面国有化的社会主义，而他认为，这将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之中，哈耶克就指出，“现在我们有必要指出一个大家不爱听的事实：我们可能有重复德国命运的危险”③。在当时那一代的大多数人看来，甚至在后来的一代人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点危言耸听。怎么能认为２０世纪４０代年初的英国有变成另一个纳粹德国的危险呢？而他的看法是，生产资料的政府所有———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及其后，这种措施获得了学院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将把权力集中到国家手中，其结果就跟德国和苏联一样。
《通往奴役之路》中，凯恩斯只被提到了两次———一次是在注释中，一次则在正文中，哈耶克提到，凯恩斯本人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政府管理经济的做法。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哈耶克攻击的目标不是凯恩斯。他在该书１９７６年版的前言中专门做了澄清，“这几十年间，术语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个原因，我在这本书中讨论的东西可能被人误解。当时我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毫不含糊地指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及使之得以实现、并成为必不可少的中央经济计划”④。这本书所驳斥的也不是威廉·贝弗里奇或他于１９４２年发表的《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报告》。《通往奴役之路》即没有提贝弗里奇，也没有提贝弗里奇报告。
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０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吸引了公众广泛的关注。它来得恰到好处。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书中的观点，它都拨动了人们心里的那根弦：传统社会主义———即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是不是战后英国的发展方向？
英国自由主义领导人威廉·哈尔科特爵士曾在１８８４年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哈耶克则写道，“如果说今天说‘我们如今都是社会主义者’不再像以前那样时髦了，这可能完全是因为这个事实已然太明显了。我们必须走向社会主义，不会有谁竟然质疑这一点，大多数人不过是出于其特殊的阶级或集团利益考虑，而努力地引导其发展的方向。”⑤人们、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发展的下一阶段，不管从伦理上还是从经验上说，都是这样。
这本书写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３年间，“主要写于１９４１年和１９４２年”⑥。关于书名，哈耶克曾说：“灵感来自托克维尔，他谈过通往奴役（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之路，我本来想直接用它，但觉得听起来不好听。于是，我把‘ｓｅｒｖｉｔｕｄｅ’换成了现在的‘ｓｅｒｆｄｏｍ’，纯粹是为了发音的原因。”⑦导言和前两三章，也特别讲究文字风格，他“一遍又一遍地朗读，反复进行修改”。“整本书花了他好几年时间”。他觉得，开头那几章是他写过的“最好的东西”⑧。
哈耶克几次引用卡尔·曼海姆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作为他所反对的哲学的典型，因此，我们有必要稍微停顿一下，探讨一下曼海姆的这本书，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时代趋势。曼海姆是德国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纳粹崛起、掌权之后被迫流亡到英国。曼海姆相信，“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今天的阶段，这种那种形式的计划，乃是不可避免的”；“计划就是把历史地形成的社会重新构造为人类由某一中心位置越来越完美地调控的整体。社会过程不再仅仅是冲突和竞争的产物。如果认识不到这种趋势，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越来越明显的是，享受收入和利息跟支配资本的权利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未来有可能发展到这种局面：通过合适的税收和强制性慈善，可能剥夺有些人随心所欲地使用资本的权利，将通过信用控制由中央指挥资本的配置……将取消资本家控制资本的一些职能。”⑨在弗里德曼弄清货币是导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哈耶克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繁荣时期，人们尚不知道，大萧条并不是资本家的错误，不是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的矛盾导致的结果，而当时的人们却相信需要进行制度变革。哈耶克也引用了当时很流行的Ｃ．Ｈ． 沃丁顿的著作，这位作者所向往的是这样的经济：这种经济是“中央集权的，权威主义的，也就是说，各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应该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进行深思熟虑的计划”⑩。
这就是当时最流行的看法。哈耶克的思想论敌们的社会主义情结现在看来似乎有点过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当时人的思想观念中，它所代表的那一派没有势力。同样，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一些思想今天看来也有点过于遥远，但人们应该记住，跟他同时代的他的论敌们的那些看法，离我们当前的讨论同样地遥远———尽管方向正好相反———明白这一点，我们也许就不会觉得他的论述没有价值了。哈耶克对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发展的可能性和现实做出了误判，他过于悲观了，高估了西方国家内部将发生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同时，对于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之间出现一条“中间道路”，既能实现经济效率，又能维护相对的个人自由的可能性，哈耶克也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实际上，哈耶克坚持的就是中间道路，尽管他要比凯恩斯和贝弗里奇右得多；尽管他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也不这么自称。
然而，哈耶克的成就在于正确地抓住了要害，而当时的那么多知识分子和学者却搞错了：社会中大量生产资料由私人所有、并由私人支配，是自由、繁荣和民主之本。而且，通过民主手段所建立的传统社会主义，最后总是极权主义的。
我们应当强调一下哈耶克写作时的英国的背景———从思想和历史两方面的背景。跟美国不同，英国是一个阶级壁垒森严、不平等、地域狭小的社会，对社会进行组织管理的想法，要比在美国听起来更有道理。尤其是英国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战时，大部分经济部门都利用战争获得长足发展，其水平远远超过美国，于是，有人觉得，在和平时期也可以如法炮制。这种想法似乎很有道理。同样，从思想的角度看，社会主义也似乎蛮不错的。从１７世纪到１９世纪，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学者也一直强调物质的欢愉、痛苦和幸福，从而为社会主义大开方便之门。社会主义就是通过政府手段来实现物质上的幸福。
然而，现代的社会主义尽管是从历史上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但却与过去大不相同———尤其是与欧洲过去的社会主义大不相同。直到工业革命完成之前，全球组织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根本是不可能想象的。在这之前，根本就不存在实施这种控制的技术。工业化之前的通信手段是没有效率的。一个没有电报和公路的社会，是很难进行全面的组织管理的。工业化之前的专制统治者尽管也是暴君或独裁者，但他们一般都让臣民自己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把这些事交给地方、教会、行会，他们本人则基本上仅限于向臣民征税。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大陆，大萧条都大幅度地增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情。整个西方社会成百上千万人失去了工作，在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已经失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灭亡的预言是准确的，而像苏联那样由集体、国家控制生产资料，是实现经济稳定和高效率的最好途径。赫尔曼·芬纳为了反击《通往奴役之路》，写了一本言辞激烈的《通往反动之路》，最集中地体现了那种流行的看法：由于资本主义没有能力维护民主政府，因此，它已经失灵了。芬纳写道：“经济不断下滑导致的绝望感，让整个世界的政治制度面临强烈冲击。在德国，尽管还保留着一个民主的政府形态，人们却求助于那个正准备用独裁取代大众政府的人。在法国，社会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在美国和英国，民主制度虽然有比较稳固的历史和民族性根基，但是宪政制度已经面临着最为沉重的压力，几乎使其难以承受。”｛11｝而在哈耶克看来，“只有资本主义能够维护民主制度”，“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放弃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在历史上，如果没有这种自由，我们就不可能享有人身和政治自由”｛12｝。他的论证是经验的，而不是道德的。他认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已知的最有效率的经济形态，它会通往一个更自由、更宽容、更民主的社会。他也相信，传统社会主义肯定会、也必须得束缚人的心灵。
第三部 剑桥（1940…1949）第16章 《通往奴役之路》（2）
哈耶克自己曾说，他之所以写《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13｝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样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战争做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我绝不能逃避的使命”｛14｝。由于不能直接投入战场，他就间接地为战争做贡献。在这本书中他发出的最关键的信息是：全权计划体制与自由不能兼容，这一观点贯穿全书。他把对全权计划体制失灵的讨论的论点从经济效益的低下拓展到它与自由的势不两立。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他和其它人已经进行过这方面的论证），而在于，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在批评社会主义时他首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种抵制法国大革命的自由主义的逆向运动，尽管在１８４８年的欧洲起义中，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开始与民主党人结成同盟。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也正确地预见到，民主是未来的潮流，而任何企图对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运动，都不要指望能说服统治阶级自愿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由于与当时最进步的社会力量、呼吁平等的普选权的人士站在一起，社会主义开始被视为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
然而，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纽带并不完全属于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总是民主人士。英国的社会主义不同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的传统。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者一般既不是民主主义者，也不信奉基督教。马克思作为欧洲大陆最重要的社会主义者，几乎、甚至根本就不关心民主选举，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专制主义者和无神论者。
在英国，情况则有所不同。托马斯·摩尔１５１６年发表的《乌托邦》提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念，而在１７世纪英国的清教革命中，在比较温和的主流思想运动之外，涌现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群体，被称为“掘地派”或“真正的平等派”，他们要求实现土地共同所有。虽然这一运动很短命，但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抗议却并没有被全然遗忘。
罗伯特·欧文生于１７７１年，卒于１８５８年，他通常被认为是英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他第一个使用了“社会主义”这个词。他支持“渐进地废止和修改”不公平的法律和制度，而反对革命性变革。１９世纪后半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则信奉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希望工厂内部进行合作，而不同的工厂之间进行竞争。继杰里米·边沁之后，密尔成为英国进行政府改革的最重要的鼓吹者和守护神。英国功利主义者希望利用政府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实际上，这是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目标，而最后，政府成了最终的目标本身，而不仅仅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了。
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托马斯·希尔·格林是牛津大学导师，对英国知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２０世纪初年。格林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强调共同体，他相信，如果不把每个人视为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彼此互相具有权利和义务———就既不可能理解个体，也不可能理解社会。对１９世纪最后数十年英国社会主义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还有约翰·拉斯金和威廉·莫里斯等诗人的伦理的、美学的唯心主义。
２０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１８８３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伯夫妇和萧伯纳。西德尼·韦伯在创办伦敦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而，有那么多２０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者都任教于伦敦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华莱士、托尼、达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内尔和拉斯基。
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人们之间的兄弟情谊将取代金钱上的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改变人的生活命运或其经济秩序，而是改变其内在的精神世界。当然，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１９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梦想，希望商业和自由贸易把人类凝聚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把这个梦想冲得七零八落。而苏联的榜样也吸引着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英国社会主义者从强调自愿性合作转向了强调国家主动行动和进行控制。１９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死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