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8-哈耶克传-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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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维塞尔的传统。维塞尔多少沾染了费边社会主义思想的不良影响”｛19｝。哈耶克在评论他与米塞斯后期的关系时说，米塞斯“代表的就是庞巴威克的传统”，“我从他的学说中可能受益最大，因为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是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另一个支流接受的训练，他逐渐地将我从这个传统拉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我完全拉出来。”｛20｝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思想史家约瑟夫·熊彼特也是庞巴威克的弟子，他说，门格尔的理论是“一张灵敏的试纸，可以检验一个论点本身就具有说服人的力量，还是仍然需要大量论证予以支撑。门格尔经济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们对商品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他们需要商品。这一简单的事实，及其形成的人的需求定律，足以解释有关现代交换经济中一切复杂现象之基本事实。人的需求是经济机体的驱动力”｛21｝。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看来，归根到底，经济学关注的是人的要求、需求和欲望，还有最高生活水平，而这需要最科学的知识。
熊彼特又说，门格尔认为，“所有具体的经济事件，都可以在价格形成的框架中予以透彻理解。从纯粹的经济学角度看，经济体系不过是一个价格决定体系而已。他的基本目标就是发现价格形成的规律”｛22｝。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前言的最后一段说，他试图“在统一的观点下，建立一种囊括一切价格现象的价格理论……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对很多其它经济过程的重要洞见”｛23｝。米塞斯在反驳传统社会主义的时候，又探讨了价格在经济计算中的作用。哈耶克又比门格尔的其它思想后裔更深入地探讨了价格在自生秩序中的作用，尽管哈耶克的思想自成体系。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３章 维也纳大学（3）
在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段时间的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时，哈耶克说：“该系一度死气沉沉，系里已经没人了。维塞尔出任最后一届奥地利政府部长；庞巴威克刚刚去世；我进该系的时候，除了一位名叫卡尔·格龙贝尔格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学家外，没有任何老师。”后来，维塞尔回来了。哈耶克形容维塞尔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师，是个非常杰出的人，我对他极为敬重。我觉得，我平生头一次迷上了一位老师，这是只有小孩才会有的感情。他是一位非常令人尊重的人物，他比我们大两代，是祖父型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我觉得，他经常就像一位神灵，从他的学生头顶上飘过，当他对某个学生产生兴趣时，他就会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我心目中的偶像，正是经过他的引导，我才得以踏入经济学门槛”｛24｝。哈耶克的外祖父认识维塞尔。
在维也纳大学的第一年，哈耶克最热衷的是心理学。当时他对心理学的兴致极高。他所感兴趣的心理学是哲学心理学，这在他那里，主要就是研究人的精神对物质世界的理解的性质。在这一领域，他受到了物理学家、哲学家恩斯特·马赫的很大影响，马赫在１９１６年去世之前，曾在维也纳大学执教若干年，在哈耶克读书期间，他的哲学思想主宰着整个维也纳的学术研究界。
大学二年级时，哈耶克投入到心理学和经济学上的时间基本上是对半开，在放假期间，他曾到苏黎世一位大脑解剖学家的实验室访问过几周，探究大脑中的神经纤维束。到了本科三年级和研究生阶段，他完全转向了经济学。
自本科三年级攻读第二学位后，哈耶克开始与维塞尔有了密切的交往。哈耶克的第一学士学位是法律，１９２１年１１月，他拿到了这个学位。他在回忆大学生活时说：“如果你觉得我的正式专业是法律，那么，连我自己有时都会惊叹，在这三年中，我本来可以干多少事啊。在法律专业的门门考试中，我的成绩都很优异，然而，我的时间一半花在了经济学上，一半花在了心理学上。我听的都是法律之外的课，每天晚上也都跑去跳舞。”｛25｝名义上，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但学习法律却是他的“副业”｛26｝。在这方面，对他发挥重要影响的是三个学期的法律史课。
他去听各种各样的讲座，上各种各样的课，其中也包括解剖。“因为我弟弟就在解剖学系，所以我偶尔可以混入课堂，甚至还进过解剖室。”｛27｝
２０世纪最初十年和２０年代上半叶，日耳曼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不同于当时美国或其它地方。“授课几乎完全只限于正式的讲座。除了三项主要考试之外，根本没有其它测验，这三项考试也基本上是在学习结束时进行的。因此，教授也就检查一下你是否缺勤，除了这种完全流于形式的要求之外，没有任何东西约束你。我们确实完全自由自在，只要应付了口头考试之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整个学习期间，我们都没有书面作业，更没有必须要完成的书面作业。法律专业有一些实践考试，我们会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但这也不是强制性的。特别是在法律系，大部分学生几乎从来不在学校露面，而是去找私人教师，这些私人教师会辅导他们应付毕业考试。”｛28｝
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真正对学术感兴趣。大部分学生想的只是混过考试即可。这一小群有学术兴趣的学生“当然不会只专攻一门学科。我宁愿去听生物学讲座、艺术史讲座、哲学讲座……我到处乱转。如果你属于这个群体，那么，你就会老是碰到熟人。大家都在一个楼里乱跑”｛29｝。
在当时的日耳曼国家的教育体系中，中学的严格要求与大学的自由放任之间，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你不得不“学会自己探索自己的路子，具有学术兴趣的人都学会了自己进行研究，而不指望能得到老师的多少指导和鼓励”｛30｝。哈耶克获得了第一个学位，他的大学教育是充实而短暂的。
哈耶克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说，那些拔尖的学生在自己所修的专业领域中，也基本上是应付考试而已。那些自愿跑去参加本专业之外的其它学科的研讨课的学生，大部分的兴趣不仅限于经济学，而是有更广泛的兴趣。
问：那么，你如何看待细分专业的好处，而你和当时最聪明的学生那样认真地学习本专业之外的知识的做法又有何好处呢？
答：我们的做法在当时非常有益。我觉得，我们更有可能提出问题，也时刻准备提出问题，但我们的知识可能确实不如现在的学生扎实。在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我们不重视某门学科。我觉得，如果就我们对自己所学专业进行能力测试，我们可能确实不像现在的学生那样训练有素。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保有一颗开放的心灵；我们对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兴致盎然。我们确实不是训练有素的专家，但我们知道如何去掌握某门学科的知识。我们发现，今天，即使是那些在本专业具有很高声望的人士，也不知道如果让他们去学习一门新专业，该如何下手。而对我们来说，这却根本不成问题。我们本来就在不断地学习新专业。我们相信，如果你想搞一门专业，你就得掌握如何学习有关知识的技巧。｛31｝
哈耶克晚年评论说，当时的维也纳是“世界重要的学术中心，没有哪个地方能像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半叶那样激动人心”｛32｝。而使维也纳在思想学术方面举足轻重的一股重要力量是犹太人社会，他们构成了世界上最大、或许也是最有学问的知识群体，共有２０万人之多，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只残存８０００人。２０世纪初期，维也纳的人口约为２００万。
哈耶克最初与犹太人的交往是泛泛而交。进大学之前，他没有交到一位犹太人朋友。上大学后，在当时的奥地利天主教文化圈中，他属于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队伍，开始与犹太人往来。他与很多犹太学生、教师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和学术关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学水平非常高。除了正规的大学教员外，那里还实行“私人讲师”（Ｄｏｚｅｎｔｅｎ）制度。私人讲师都获得了教大学学生的资格，不过大学却并不向其付薪，而是由学生向其支付非常微薄的报酬。很多私人讲师是犹太人，包括米塞斯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授课的大部分教师绝对是一流的。”哈耶克回忆说，“每个讲师，差不多每一位，都才华出众，”或者已经作出了学术贡献。“他们不得不努力向上，否则就根本没有学生上他们的课。”｛33｝
哈耶克回忆说，在维也纳独一无二的学术圈中，活跃着三种社交群体，信奉天主教的学者群体，天主教信徒和犹太人的混合群体，以及纯粹的犹太人群体。哈耶克与后一个群体没有来往，也没有结交弗洛伊德。哈耶克活跃在纯粹的天主教群体和混合群体中。
谈到自己的学习习惯时，哈耶克是这样说的，他“很快就放弃了做课堂笔记的努力———因为如果光顾记笔记，就没法去理解了。我从倾听或阅读别人的思想中得到的收获是，这些思想改变了我自己思想的色彩。对我听到的东西或读到的东西，我没法完整地复述，而是改变了我自己的思想”｛34｝。他说，在有的情况下，按照这种方法，“会出现很可笑的局面，我根本无法复述别人的思想，因为我阅读的时候已经将其融合进我自己的思想中了。我没法在读过一本书后，讲清楚作者的论证。我也许可以说清楚，我从这本书中学到些什么，但对有些论证我根本就没有感觉，完全视而不见”｛35｝。
哈耶克是一位具有出众创造性的学者。他一般不会吸收其它思想家的全部思想，这导致他对这些学者的看法不很准确。由于具有非凡的理解力，他能够对反事实的（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指在不同条件下有可能发生但违反现存事实）理论给出有力的证明。跟一些伟大学者一样，哈耶克的书面表述有时要比他的灵机一动的想法更准确。
第一部 战争（1899…1931）第４章 纽 约（1）
哈耶克本来打算学完法律之后，能够在德国的某所大学，比如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任教的慕尼黑大学呆上一年。不过，韦伯于１９２０年去世了，而且，奥地利的通货膨胀使得哈耶克的父亲掏不起儿子到德国念一年书的费用。１９２３年，哈耶克从维也纳获得了第二学位——政治科学学士学位，这时离他获得第一学位还不到一年半。从１９２３年３月到１９２４年５月，哈耶克住在美国。此时的他希望成为一名专业的经济学家，这使他觉得很有必要熟悉一下美国，并流利地掌握英语。
跟后来的很多研究生不同，哈耶克去美国，没有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机构的帮助。哈耶克回忆说：“后来游学美国的人都很舒服，可以到处旅行参观，而我却没有这种条件。我完全是自己想办法，自己冒险，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钱花，在整整１５个月时间中，我每周只有６０美元。当然，假如我真的陷入困境，我知道，我可以给父母发封电报说，‘请给我汇来返程路费’，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我会更悲惨了。不过除了这种实际上派不上用场的最后保证之外，我的生活是你们所能想象的最贫穷、最悲惨的了。”①
哈耶克是在纽约大学教授耶里米亚·扬克斯的两次邀请下，获得到美国学习的机会的。这位教授供职于一个国际性经济学家委员会，充当德国政府进行货币改革的顾问，其中包括约翰·梅纳德·凯恩斯。１９２２年，扬克斯访问维也纳大学，哈耶克见到了他，说自己“渴望到美国去一趟，以提高自己的经济学水平。他向我保证说，‘我想写一本论述中欧的书，如果你去美国，到时我会让你作我的研究助手。’当时，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刚刚结束；要筹集到一笔够我学费的钱，非常困难。为了省钱，我甚至没有拍电报告诉对方我快到了。结果，当我到达纽约的时候，我发现，扬克斯教授正在休假，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②。
哈耶克到纽约的时候，“兜里只剩下２５美元了。当然，２５美元在当时也是一大笔钱。于是我就呈上我的第一封推荐信……但除了换来一顿午餐，什么结果也没有。午餐后，不知是谁把５美元偷偷塞进一个香烟盒中交给我，用这些钱，我挨过了两周。我的雄心越来越小了，最后，我只好屈尊接受一份工作：在第六大道的一家餐馆刷盘子。谈好了第二天早上去上班。就在这时刻，大救星终于出现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也对自己没有去刷盘子感到遗憾。（大笑）那天晚上，来了一个电话，扬克斯教授回来了，他答应雇我。”③
替他写信向美国经济学家推荐的人，是约瑟夫·熊彼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熊彼特曾在哈佛大学任教，而当时正在维也纳担任一家银行的行长。熊彼特曾受到哈耶克的外祖父冯·尤拉舍克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哈耶克回忆说，维塞尔曾请熊彼特“写信向他在美国的朋友们推荐我。于是，我就去拜访熊彼特，进了他那豪华的办公室———你越往东方走，银行行长的办公室越豪华，熊彼特的办公室不像在维也纳，更像在布加勒斯特；他给我写了好几封措词非常诚恳的推荐信，纸张非常大，以至于我不得不专门拿了一个夹子装这些信，免得折皱巴了。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信确实是‘芝麻开门’的魔咒，我到处受到款待，简直让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④。
可能正是哈耶克的美国之行加速了他与他的外甥女关系的中断，尽管她后来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哈耶克在伦敦和芝加哥教过的一个学生比尔·莱特温回忆说，有一次，哈耶克曾说过这样的话，在维也纳，他和他的外甥女海伦娜年轻的时候，“我太不机灵了，没有说‘咱们结婚吧’。”⑤他离开维也纳到美国有一年多时间，当他回到维也纳的时候，发现她已经跟别人好上了。据《哈耶克文集》的总编辑斯蒂芬·克莱斯吉说，哈耶克的儿子曾经说过，由于“误解了哈耶克的想法，”⑥哈耶克的外甥女嫁给了别人。
哈耶克开始在美国准备他那篇直到最后也没有完成的博士论文，该论文的主要内容是论述货币稳定。据克莱斯吉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纽约）与韦斯利·克莱尔·米歇尔相遇，影响了哈耶克后来很多研究的方向”⑦。米歇尔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全国经济研究局局长一职长达２５年之久。跟哈耶克师从的那些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不同，米歇尔强调用经验、统计和计量的方法研究经济学。在米歇尔手下进行过研究的经济学家后来成名的很多，包括米尔顿·弗里德曼。
哈耶克在１９２６年曾写信给米歇尔说：“只是到了现在，我才真正领悟到，我（在美国的）那年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尽管我的理论偏好并没有改变，但我现在认识到了抽象的理论是弱不禁风的，主要是由于你的指导，我认识到了，纯理论其实是没有用的……我希望以后能够找到在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可以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之间缺少的那一个环节。”⑧在哈耶克的思想体系中，有两个组成部分———理论部分和经验部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