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8-哈耶克传-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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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１９２６年升任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埃宾斯坦曾受教于拉斯基，他说，拉斯基“作为一位教师的影响力，要大于任何学者或任何政治事业的积极推动者”｛23｝。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经在拉斯基手下学习过。曾经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过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曾说过，在亚洲和非洲，该校被视为“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拉斯基则“塑造了如此多的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24｝。后来当过美国驻印度大使的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参加过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讨论课，他说，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思想的“核心”就是拉斯基的观点，“印度？穴是？雪受拉斯基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25｝。１９５５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印度呆过，他说，当时的印度“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印度的思想氛围基本上被伦敦经济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和他的费边社同仁所主宰”｛26｝。在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半个多世纪后，哈耶克在自己最后一本着作《致命的自负》的草稿中写道，他到亚洲、非洲旅行时发现，政府中掌权的人好多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上过伦敦经济学院，基本上都从拉斯基那儿得到了灵感。｛27｝
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在于它具有能够超越民族、超越文化的潜在性质。与其它文明不同，西方文明不受时间、地点的局限。从某种程度上说，拉斯基对所有男女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伟大的西方传统作出了贡献，这一贡献也是持久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实体，２０世纪发展壮大的所有人、整个世界的所有人在道德上一律平等的观念，也许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进步。
哈耶克非常了解拉斯基，对他也非常厌恶。１９８４年，哈耶克在对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出响应而写的读者来信中，对拉斯基盖棺论定：“约翰·亨特把哈罗德·拉斯基描写为左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说他是头脑清醒的人。然而，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让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在１９３９年８月，晚饭后，拉斯基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地讲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大家要听９点钟的ＢＢＣ新闻广播。结果我们听到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这让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俄国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二十多分钟前还在毫不吝惜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28｝
哈耶克在另一个地方以较为温和的口吻说：“搞笑的是，我和拉斯基来往颇为频繁，因为我们都是狂热的书籍收藏家。不过，我们的交往也仅限于此。”然而，１９４４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出版后，他们的友谊就“完蛋了”。拉斯基“觉得受到了冒犯。他相信，这本书就是专门针对他而来的”｛29｝。拉斯基是１９４５年１２月有埃莉诺·罗斯福参加的那次会议的主要发言者，他厉言斥责“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什么中间道路，”他这样宣称，但跟哈耶克的意思却完全相反，“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直接通向了奴役”。
根据拉斯基最权威的传记作者伊萨克·克拉姆尼克的说法，“有一段时间，拉斯基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31｝。１９５０年拉斯基去世，有一份悼词预言说：“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１９２０到１９５０年这段时间称为‘拉斯基时代’”｛32｝。尽管去世之后他的影响相对下降了，但在其学术生涯中，他和凯恩斯一道，是当时英语世界研究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著作者、思想家和教师。
哈耶克执教伦敦经济学院时，属于左翼政治光谱的重要人物还有格拉汉姆·华莱士、克莱门特·艾德礼、休伊·达尔顿、理查德·托尼、西德尼·韦伯。跟坎南一样，华莱士一开始也是学院的讲师。罗宾斯写道，作为教师，华莱士“超过我见过的所有人”｛33｝。哈耶克在１９４５年撰写的一篇纪念学院成立５０周年的历史文章中形容华莱士是“费边社的早期成员，是１８８９年发表的著名的《费边社文集》的作者之一，从一开始就帮助设计这所学校。显然，他是最能胜任政治学研究的人，正是由于他们两人？穴韦伯和华莱士？雪的努力，他们的学科才加进了学院的名称中，与经济学并列？穴伦敦经济学院的全称应为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雪”｛34｝。华莱士是一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而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尤其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
克莱门特·艾德礼曾于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５１年担任英国首相，也是第一位担任多数党政府首脑的工党领袖，而在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２２年间（战争时期除外），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和导师。在学院内，休伊·达尔顿是个更重要的人物，后来曾担任艾德礼内阁的财政大臣，跟艾德礼一样，他曾进入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罗宾斯回忆说，在他刚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学习的第一年，达尔顿就已经是个大人物了。
理查德·托尼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史家，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与拉斯基、牛津大学的科尔（Ｇ．Ｄ．Ｈ． Ｃｏｌｅ）一起，是英国三位有名的“红色教授”。当时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时代，身处大萧条时期，英国学术思想界有一小批人物真诚地相信，拥有和管理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权，既是最公平的，也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秩序形态。托尼着有几本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贪得无厌的社会》（１９２０）、《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１９２６）等。哈耶克不同意托尼的观点，但很敬重他。哈耶克回忆说：“有很多我非常敬重的人物，比如老托尼。他是那种社会主义圣人，或者用美国人多少有点嘲讽的话说，是空想的社会改良分子。而他是惟一一位真心诚意地关心社会改良的人———是我心目中费边社会主义的典范———也是一位非常明智的人。”｛35｝
西德尼·韦伯与他的妻子贝特丽丝是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路人，１９世纪最后几年和２０世纪最初几十年尤其明显。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实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按照社会主义和技术官僚的路线重新构建社会。研究费边主义的权威历史学家麦肯齐夫妇指出，韦伯夫妇和费边社其它人的理想，“非常类似于受某种人道宗教鼓舞、由公正无私的精英统治的积极行动的国家”｛36｝。西德尼在起草工党１９１８年宪章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宪章要求实现工业国有化。１９２４年和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他也两度进入麦克唐纳领导的工党少数内阁。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对伦敦经济学院本身影响最大的人物，则是威廉·贝弗里奇爵士（后成为勋爵），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３７年，他是学院院长。３０年代，哈耶克和系里的很多教员都跟他长期不和。贝弗里奇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即新自由主义者），１９４２年，他领导起草了著名的《关于社会保障与相关服务的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提出在英国建立一套雄心勃勃的社会服务体系，而这一设想战后基本上被采纳了。跟凯恩斯一样，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尽管比起凯恩斯来说，他支持制订更多的政府计划，对经济进行更多宏观调控。贝弗里奇撰写的《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也是一本广为流传的书籍。
即使是贝弗里奇的批评者也承认，他是一位筹钱高手。在他执掌该校时，职员、教员、项目、系科都获得大幅度的增加；尤其是图书馆受益匪浅。最大的发展是全日制教员人数大大增加。贝弗里奇曾在自传中回顾说，他就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时，“全院的全日制教师只有两位教授，而且都是刚提升上来的；只有一位高级讲师，另有几位级别更低的讲师，总共就七八个人。而到我离职时，已经有了１９位教授，１５位高级讲师，２１位讲师，还有２１位助教和助理———总共７６人———这些是全职教员，另外还有４名非全职教员”｛37｝。他当院长时，伦敦经济学院一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伦敦经济学院的“混凝土从来没有干过”。罗宾斯尽管后来也反对贝弗里奇，但在谈到他早年的作为时也说，“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38｝。正是贝弗里奇在看到哈耶克演讲获得巨大成功后，提出聘请哈耶克担任全职教职的，尽管按照哈耶克本人的说法，贝弗里奇是在罗宾斯的建议下作出这一决定的。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７章 罗宾斯（1）
从年龄上说，莱昂内尔·罗宾斯是哈耶克的同龄人，他能当上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也是机缘凑巧。他的前任艾伦·杨是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１９２９年突然因肺炎去世，罗宾斯被任命担当这一职务。罗宾斯回忆说，１９２７年坎南退休时，大家都觉得学院“经济系的整个组织都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①，而这本来应当是杨承担的职责。于是，年仅３０岁的罗宾斯就获得了改造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的大好时机。他试图创建出一个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经济系，而事实证明，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这一目标。
从哈耶克一进入伦敦经济学院起，罗宾斯就深为哈耶克的思想折服，并受到哈耶克的深刻影响，尽管随着时间推移，他逐渐偏离了纯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储蓄的“悖论”》一文中什么东西让罗宾斯如此感兴趣呢？最主要的是哈耶克对正在形成的凯恩斯理论（尽管凯恩斯本人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及）的批评。凯恩斯认为，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凯恩斯的看法是，英国的问题就出在储蓄太多，从而导致消费不足。哈耶克在回忆罗宾斯对《储蓄的“悖论”》一文的看法时说，“这正是我们在反击凯恩斯的时候需要的东西”②。
罗宾斯在自传中驳斥了人们对伦敦经济学院与凯恩斯执教的剑桥大学的关系的说法，“这种误解很普遍。人们常常以为，两校处于尖锐对立、互不信任的状态。这完全没有根据”③。不过他也承认，两校间存在着“不同的气氛”；“在实际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或许可以为我们之间存在立场冲突的说法提供一些依据”；“尽管我也许不该说，现在我觉得，我的伦敦同事们的看法也有错误，但我觉得我们有充分的依据反对在剑桥获得广泛支持的政策，这也足以证明这两群人之间存在冲突的说法”④。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凯恩斯等几位剑桥大学经济学家投书伦敦《泰晤士报》，提出为了制止衰退，必须增加公共投资。罗宾斯、哈耶克等几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立刻作出反击，支持政府的平衡预算政策。
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学者就对剑桥没有好感。坎南向来跟马歇尔不和，而伦敦经济学院另一位经济学家福克斯威尔在没能接替马歇尔的职位后也对剑桥大为不满。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大多来自牛津。据经济学史专家杰拉尔德·库特的研究，伦敦经济学院试图“把经济学理论和应用经济学改造成不同于马歇尔体系的经济学，而这套体系当时在剑桥已然根深蒂固”⑤。
罗宾斯出任经济系主任后，伦敦经济学院与剑桥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首相麦克唐纳于１９３０年任命了一个５人组成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以评估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分析其根源并提出解决方案，罗宾斯和哈耶克都是委员，而凯恩斯则是委员会主席。罗宾斯和凯恩斯在委员会中互相叫劲———当初是凯恩斯提议他出任委员的，但罗宾斯却拒绝为最后的报告签字。这件事发生后两年，凯恩斯拒绝就失业问题与罗宾斯进行辩论，他说：“他太能胡搅蛮缠了！而且，他标新立异的理由太与众不同了，跟常人的理由完全不同，他很难抓住真正的要点，肯定会把公众搞胡涂。”⑥
哈耶克率先批评《货币论》的文章，由罗宾斯安排，发表在１９３１年８月号的《经济学》学报上，一个月后哈耶克就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这篇评论对于哈耶克确立自己未来若干年在英国学院经济学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在下一期发表的过激的响应，更加巩固了哈耶克的地位，其作用可能比那篇评论文章还大。在这篇评论中，哈耶克严厉地批评了凯恩斯。尽管在开篇的评述中，他说凯恩斯“由于其勇气和对现实的洞察力而获得了几乎无人比拟的、也是名至实归的声誉”，随后就称赞“作者在书中有些段落，显示了他惊人的见识、博学和对现实的了解”⑦，而这些不过是后面严厉而全面的批评的铺垫而已：
事实证明，很显然，本书不过是知识急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插曲而已，无非是一个试验而已，对其作出过高估计是不公平的……
在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看来，这种研究方法可不像作者自认为的那样新颖……
毫无疑问，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提出的实际建议迫切需要得到理论上的论证，这才促使凯恩斯先生匆匆忙忙地发表了这部尚不能说已经完成的作品……
他的表述是艰涩的，不够系统，也含糊其词……
不知道是否有人真能正确理解凯恩斯先生的意思……
凯恩斯先生采用的方法确实比较稀奇……⑧
如此等等。哈耶克在最后一个注释中鼓励凯恩斯作出答复，他说：“面对如此重重问题，明智的做法恐怕是，先停下来做进一步的阐述，从而为下一步的讨论奠定一个更坚实的基础。”⑨
凯恩斯确实进行了阐释，并且也发起了还击。在这篇１１页的响应文章中，凯恩斯先用２／３的篇幅为自己的立场做了一番辩护，并对哈耶克提出了批评，然后他评论说：“读者会以为我偏离了主题，以为我是在对哈耶克博士的《价格与生产》进行评论……在我看来，这本书是我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４５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这是一个再恰当不过的例子，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然而，哈耶克博士看到了一个梦景，尽管当他醒来的时候，他给梦中发生的东西安了一个错误的名字，让他的故事变得十分荒唐，他的忽必烈汗却没有任何魔力，一定能使读者去思考他头脑中那点还在萌芽状态的想法。”⑩
尽管哈耶克不时抱怨凯恩斯在响应他写的《通论》书评中是如何地对他不公，哈耶克也是不遑多让，不管是在最初的书评中，还是在对凯恩斯的响应进行反驳时：“不幸的是，在我看来，凯恩斯先生的答复并没有澄清我提出的很多难点。他并没有努力去澄清我仔细而详尽地指出的他的论述中的含混之处，他的答复是去挑……另一本书的刺。我无法相信，凯恩斯先生希望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似乎他想通过辱骂他的论敌的办法，使读者不去注意跟他的论点不同的看法。”｛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