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望月 作者:刘心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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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而言，远“水”近“红”是一种性格的必然吧！
　　
　　
　　食“红”不已
　　正因为我不通外文，所以，我读外国作家作品的译本，等于是读了两个人的著作——外国作家给了我人物、场面、故事、氛围……或许还有思想，翻译家则给了我中文的语感。读译著，可以吸收的营养是很多的，却不大可能吸收到原著在语言上的精华。因为自己是从事写作的，所以越来越意识到，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那么，自己阅读中最应该重视的营养源，只能是地道的中国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又由于当今已是白话文的时代，所以中国古典作品里，经典的白话作品又比文言作品更具易于吸收的营养；基于这样的认知，近年来我特别热衷于研读《红楼梦》。
　　《红楼梦》仿佛西方那具陈列在法京巴黎罗浮宫的希腊古雕维纳斯——曾经是完整的，或基本是完整的，却未能完整地传世。但是，那具米罗的维纳斯不因断臂而失美，甚至于，无论现在的雕塑家如何将其“复原”，哪怕有一千种殚精竭虑的方案让我们从容过目，恐怕我们也总难首肯。同理，《红楼梦》也不因传到今天的真本只有八十回（严格而言尚不足八十回，这里不作精确陈述，以免烦琐），而失却其特异的魅力；尽管根本与曹雪芹不相干，比曹雪芹晚生了二十多年，又在曹雪芹谢世二十多年后才着手续写的高鹗，他那后四十回现在流传甚广，也有人激赏，但其实是违背前八十回主旨的，许多像我这样的读者，对之是根本不“感冒”的；其余的续作，则连引出广泛的注意也达不到。
　　《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本，已成了我日常的精神食粮，是我吮吸中华文化精髓的最重要的管道。从写作角度上来说，《红楼梦》的文字本身，给我的启示尤多。构成《红楼梦》的方块汉字，不仅连成词句段落时读来声韵优美，而且，那字形本身，就仿佛一幅幅小巧的图画，引出我丰茂的想像与思绪，最突出的例子，比如“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此回目取庚辰本，不按通行本，下同）一回里，写到妙玉拿出两个珍贵的茶具，一个是爮爮斝，一个是杏犀，你细赏那字形，多有意趣！拼音文字怎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西方文学里，比如乔依斯的《尤里西斯》，有的篇幅里完全没有标点符号，我们这边有的人叹为观止，其实，中国以往的文学向来没有现成的标点，文言文不消说了，就是《红楼梦》，何尝要什么标点符号，阅读者自己边读边断句就是了。《红楼梦》的断句，也常产生歧义，比如第二十八回里提到几种药名，“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就有人点为“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但其实恐怕正确的断句应是“人形带叶参；三百六十两不足龟；大何首乌”。读中国自己的古典，边读边断句，是一大乐趣。方块字还可以产生“折字”效果，比如“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这是“游幻境指迷十二钗”一回中，暗示香菱结局的句子，“两地生孤木”，折为“桂”字，香菱后来果然死在了夏金桂这个恶女人手里，对此人们似无歧义。但暗示王熙凤结局的“一从二令三人木”，究竟该怎么理解，可就众说纷纭了。这种纷纭的理解和争议，也增强了阅读《红楼梦》的兴味。《红楼梦》充分利用了方块字既可以“谐音影射”又可以“图形暗示”，以及“连锁喻意”的特点，营造出丰富的意象，仅第五回里，就接连出现“离恨天”、“灌愁海”、“放春山”、“遣香洞”、“千红一窟”茶、“万艳同杯”酒……触眼叩心的字眼；全书又特别善于运用“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一击两鸣”、“背面傅粉”、“金针暗度”、“柳藏鹦鹉语方知”等叙述策略，把我们祖传的方块字那无穷的魅力尽兴发射，越二百多年至今仍令阅读者心醉神迷。
　　以上所说，自然还只是一些皮毛。常食“红”餐，从其方块字里获得的营养，当然不止这些“微量元素”。且不说《红楼梦》里所蕴涵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其用简洁而生动的文字塑造人物这一点来说，那真是了不起。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物，用墨颇多，不好用来作“简洁”的例子，但最近我重读前八十回中关于妙玉的部分，有震惊之感——其中妙玉直接出场，只有两个半回，第七十六回下半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主角是林黛玉和史湘云，后来有妙玉出来为她们把联诗续完，只能算是一段“妙玉别传”；要说“妙玉正传”，那只有“栊翠庵茶品梅花雪”这半回，与妙玉有关的文字，仅1325字（现存各抄本字数相同），其中妙玉开口说了十句话；仅仅这样的一些文字，一个性格放诞诡僻的女性形象已跃然其上，使阅读者过目难忘。需知，这不是文言，而是白话小说，问自己：能用1325字的白话写活一个人物么？回答是：还不能。既然不能，那就该好好揣摩：曹雪芹他怎么就做到了？
　　于我而言，今生今世，要食“红”不已，而且要采取细嚼慢咽、来回反刍的食法，以从这个最重要的食物源中，尽可能获得最多的滋养。这当然不意味着我就不读包括翻译文字在内的其他文字了，而且，更不意味着我认为其他的作家必须阅读《红楼梦》，尤其不意味着非得别人也像我那么样激赏《红楼梦》。
　　
　　
　　伦敦弘红记
　　因为看到拙著《红楼三钗之谜》，英中文化协会、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四家机构邀我去作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报告，我虽不才，但人家确实是出于促进中英文化交流的雅意，便高兴地取道巴黎，乘坐高速列车，仅用三个小时，就穿过海底隧道，抵达了伦敦。甫下火车，在驶往下榻处的汽车上，东道主就把他们安排的活动日程表拿给我征求意见，上面除了我的演讲、欢迎酒会等节目外，最突出的就是去斯特拉特福参观莎士比亚故居，并在泰晤士河畔的环球剧场观看葡萄牙剧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演讲，对象是汉学家和博士生，无需翻译，且可从容讨论。我把自己书里的一个看法强调出来：在中国，莎士比亚及他的主要剧作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都已进入了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人们的常识范畴，在大学里，即使是理工科的学生，如不知道莎士比亚或说不出至少一个莎剧剧名，也会遭到讥笑。但是反过来，在英国，曹雪芹和《红楼梦》不仅未能融入其普通人的常识范畴，就是大学里的文科生，只要其专业不是中国古典文学，不知道曹雪芹和《红楼梦》也是一桩无所谓的事。两种文明里旗鼓相当的文豪巨著，在交流中却不能获得等量的效应，原因何在？有否纠正这一偏差的可能？我在中国只是一个非专业的《红楼梦》研究者，我的“红学”论著更仅是一家之言，到英国的演讲由于时间的限制怎可能把曹雪芹与《红楼梦》的伟大充分地阐释？但是我觉得中国的文化人不应放弃哪怕是最小的机会，去向外国人弘扬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伟大，使他们起码要懂得那是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峰，而且至今仍滋养着中国的新一代文化人，他们即使一时还难以获得阅读译文的快感，难以理解那文本里丰富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也至少应该一听到曹雪芹和《红楼梦》便肃然起敬，犹如许多中国人其实并不能从阅读莎士比亚剧作与十四行诗的译文里获得乐趣，甚至连观看劳伦斯·奥利佛主演的《王子复仇记》那样的电影也觉得枯燥，却绝对还是要把莎士比亚和《哈姆雷特》这样的符码嵌入到自己的常识结构里，丝毫不敢大意一样。奥地利出生的汉学家傅熊认为，中文的《红楼梦》迄今所通行的是一个不好的版本，而英文等西方文字的译本却几乎都以这个糟糕的中文版本为依据，他建议中国的“红学”界应致力于整理出一个比较理想的曹雪芹的八十回善本来，加以推广，使之取代现在的通行本。这是很内行的意见，现引用于此，供国内专业“红学”家们参考。
　　英中协会组织的一场演讲规模大了许多，一百多个座位坐满后，还有二十多位来宾始终站着听讲，令我非常感动。绝大多数金发碧眼的听众不懂中文，需要翻译，我转递信息的时间，等于只有上一场的一半；上一场的听众用不着从ＡＢＣ说起，这一场我可怎么用最简洁的话语，把他们引入对曹雪芹与《红楼梦》的神往？虽经过很充分的准备，开讲时仍惴惴不安。结果却效果很好。这大半也倚赖荷兰出生的汉学家贺麦晓那流畅而生动的翻译。关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话题翻译起来实在难上加难，一句“春梦随云散”，中、英文的修养都得很高才能随口道出而听众憬然。我在演讲中号召大家都去寻找一本《龙之帝国》，该书著者为英国人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ＩＮＳＴＯＮ，书的英文名字为《ＤＲＡＧＯＮ’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ＫＩＮＧＤＯＭ》，1874年由ＤＯＵＧＬＡＳ出版社出版，黄色封面上有黄龙图案，大于32开小于16开，厚约3厘米，在该书第53页上，有关于曹雪芹偷听英国人腓立普与其父曹讲谈莎士比亚戏剧故事，被发现后遭责罚的内容。此书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前至少有两家图书馆收藏过，至少有三位过目者，其中一位还曾抄记过卡片，1982年此事曾在中国报刊上揭橥，但后来一直未能再找到该书，一些人对有过这本书产生了怀疑，寻找的热情也便消退至冰点。我以为有关这本书的信息不可能是伪造的。中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等劫难，像这样的英文老书幸存的可能性确实接近于零。但英国的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图书馆里，说不定在哪个尘封的角落里就还静静地存在着它。这本书里的那段文字，也许还并不能使我们作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曾受到过莎士比亚戏剧影响的结论，但那至少是一段趣闻佳话，发动找书而且能坐实其事，必能增进一般英国人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兴趣。这场演讲后来的听众提问和我与听众的讨论也很热烈，而且那讨论一直延续到晚上的酒会，其中一个提问是：“《红楼梦》对当代中国作家的写作影响究竟如何？一些中国作家并不能直接阅读外国文学，可是他们说起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家作品却是西方的，这是为什么？翻译西方文学的中国翻译家的文字，是否比《红楼梦》这样的母语原创文本，对某些中国当代写作者更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这问题很尖锐，却很严肃，一时很难梳理出能使自己和别人都首肯的答案来。
　　今夏的伦敦之行，令我兴奋，且欣喜——尽管我的演讲只是两滴雨水，但能使英国听众多少尝到点曹雪芹与《红楼梦》那浩瀚海洋的滋味，吾愿足矣！
　　
　　
　　有谁曳杖过烟林
　　——读《曹雪芹新传》
　　我也算是和西方一些著名的汉学家接触过的人，如果再算上学汉学的西方学生和不通汉学但热爱中国文化的西洋人，那交谈过的已不能算是一个小数目，以我个人的经验，他们对于我们自己推崇备至的、堪称是中国古典文化的最高峰与集精华于一炉的《红楼梦》，大体总是表现出三点态度：一、他们当然都知道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代表性，而且会告诉你，从他们的前辈起，就不仅重视而且动手翻译了这本中国古典名著，他们自己或通读过或至少是翻阅过译本；对于你同他们谈《红楼梦》，他们总是肃然而敬，很愿倾听。二、他们一般却又都坦率地告诉你，他们个人不是特别喜欢这部作品，仅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他们更喜欢的可能是《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比如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他已将《水浒传》、《西游记》译为瑞典文，但并无翻译《红楼梦》的打算，他说瑞典的知识分子都能读英文或法文、德文的《红楼梦》，而一般只能读瑞典文书籍的瑞典人，你就是给他们译出《红楼梦》来他们恐怕也不能欣赏，说到底他个人对把《红楼梦》译成瑞典文缺乏充分的激赏以为动力。再如一位意大利女记者前不久对我说，她读《红楼梦》时，觉得那叙述实在繁琐难耐，她很虔诚地当作一桩加强东方文化修养的事来做，却只意识到“必要”而并无多少审美的快感，因此她宁愿通过看《红楼梦》电视剧的录像带来“速成”对《红楼梦》的了解；这令我联想起我对西班牙古典名著《堂·吉诃德》的态度，尽管杨绛女士的译笔极佳，我也还是不能逐页细读这部名著的全译本，而更乐于看据其改编的电影乃至于芭蕾舞剧。三、当你问到中国的《红楼梦》在他们西方民间中的影响时，那回答就更会让你尴尬，他们往往会说，作为一般西方人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类书籍而言，也许排在最前面的是《好逑传》、《肉蒲团》和《今古奇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的选本，然后可能便是《金瓶梅》；对于中国古代小说家他们可能一个也说不出来，非问，细想想，也许会有人说出施耐庵，说出蒲松龄，其至说出李渔（他写的小说《十二楼》在西方早有译本），能说出曹雪芹的，必是凤毛麟角。
　　西方人之难以进入《红楼梦》的艺术世界，恰恰说明了《红楼梦》在展示我们中国古典文化的精度、深度、高度方面达到了何等峻伟的地步。的确，一个西方人如果能像一个普通的喜爱《红楼梦》的中国读者（不必是“红学”家或大知识分子）那样，比如说在读到第四十回中贾母畅谈“软烟罗”和“霞影纱”时，会感到津津有味，那么，他就真是跨入中国文化宫殿的内层了。可惜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最具中国文化底蕴的《红楼梦》，至今未能引出西方首先是汉学家们的巨大而执著的热情。我们都知道西方汉学界对学问抠得非常之细，比如对老子和《道德经》，其研究之多之琐之频，光看论著存目，便会目眩心惊。就是研究李渔的专著也很有几本；但有没有研究《红楼梦》和曹雪芹的专著呢？在西方大学里教书或搞研究的华裔用中文写的另说，直接用西文写的，竟非常之少，写关于曹雪芹的专著，据有人查目，居然是零，倒是有位汉学家写过一本关于曹寅的专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自己，确实有必要专门写出至少一本给关心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看的介绍曹雪芹这位伟大的中国古典作家的书，现在外文出版社出了这样一本书，是他们特请从青春期起，即把自己的心血完全投入了对曹雪芹研究的艰难事业中，并至今钻研不倦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写成的——《曹雪芹新传》。
　　请周先生来写这本书，我以为并不是出版社的编辑在“红学”（这里主要是其分支“曹学”）的论争中，偏向于周先生的学术见解。其实无论请哪位“红学”家来操觚他们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学术见解而持一种“公论”。由于关于曹雪芹身世的纷争是如此之多，从曹家的祖籍究竟是丰润还是辽阳，他究竟是曹寅的孙子还是侄子，又究竟是曹颙的遗腹子还是曹的儿子，他究竟是哪年生的，在没在南京生活过，生活过多久，他究竟有没有科举的功名，是怎样的功名，他家在南京被抄没迁往北京后，缘何一度微苏后又成覆巢之卵，经历了家庭的更惨烈变故后他究竟如何谋生，他后来究竟有否回游江南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