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十字(没看,但一共有3部)-第2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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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会建议要首先铺设水泥方城路，从汴京开封府到南阳县城，这条路会一直经过汴梁、朱迁、尉氏、淆川、许州、襄城、叶县、方城、博望，终止于南阳城关的白河码头，同时从方城分出支线，往南抵达赊旗镇的唐河码头。如此一来，汴京与湖广、西南就可藉由水陆联运连接起来。四川地区的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和湖广地区的荆湖南路与北路等地漕运就无须转运到江苏再经过汴河北上，而可以改从武汉溯汉水而达襄阳，这是可以行万石大船的航道。到襄阳后，白河水量较大，可行稍大船，应可走千石船，唐河水量略少，但亦可行数百石。所以漕运或者自襄阳上溯唐河抵达赊旗镇，转陆路到汴京；或者上溯白河到南阳，转陆路到汴京，两路自方城以后合而为一。如此一来，不但节省运输时间与距离，天下漕运就可区分开来，除前述走汉水方城路线，两浙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西路则仰赖汴河，京东东西路则由五丈河漕运。
行有余力，我会认为要修筑三鸦路以通洛阳河南府，水泥路面自南阳经过石桥镇（白河漕运终点），往北过鲁山、汝州而抵达洛阳。这条路一修，西北转运军食，就可仰赖荆湖地区，漕运到石桥镇然后转陆路，不必像现在这样千里迢迢转送东南而后到汴京，再从汴京送到洛阳、西安，而至西北。不过要让这条路发挥比较好的效益，应该要将水泥路面从汴京经过洛阳河南府、潼关，而铺到西安京兆府。如此一来，汴京、洛阳、西安连成一线，而汴京与洛阳又分别以方城、三鸦两路与西南水运相连。一但有警，即便无法朝发夕至，但汴京城所驻大量禁军的援助行动将可更为快捷，发挥某种程度的内线作战优势。
这几条路都是原本就已经在使用的道路，甚至于是当时很繁忙的道路，所以最耗费人力的夯实地基的工作可以省下来。所需者，是烧制水泥，制成泥版铺上去，另外就是开排水沟而已。这时候阿越的工程厢军就可以跳出来了，组织一部分厢军专司这几条道路的兴建，等到兴建完成后，这些人就转职负责维修，并且分关设卡，收取过路费，以充维修经费与这些厢军的薪水。所以平日维持道路安全以及负责收费，倘若责任路段有破损，则负责维修。
一个备受质疑的问题是，就算有水泥路面，兽力拉车能载运多少物资？在这里，我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所以只要能用水运的，原则上都用水运。陆地运输则是扮演辅助角色。更重要的是，汴京与汉水流域无法靠运河连结，所以陆路成为唯一选择，而牛车应可负担这样的任务。试以关中一带盛产的秦川牛为例，公牛挽载力是479。9公斤（约8石），母牛挽载力为281。2公斤（约4。75石），如果一公一母双牛拉车，除去车子本身重量，这样的牛车组合拉10石货物应当不成问题。所以如果阿越有意，甚至可以裁退厢军来专营陆地运输，政府出资帮他们买牛，然后让他们承揽漕运业务来抵还政府融资，这群人平日为民，一但有警，阿越所设计的后勤部队就出现了，政府可以征调他们担任运输工作，寓兵于民就是这个道理。
我想象当中，要成立四家运输商号，每家政府融资买牛200头，所以每家有100辆车，每年汴京漕运量分成五份，依官价保证每家可得20％的营业额，另外10％则让四家投标竞争，然后在漕运确保的前提下，允许他们自由承揽民间其它业务，然后要求五年内还清政府融资，之后运输商号归裁退厢军所有，然后每家只保证5％的漕运营业额，其它剩下80％全部自由竞争，政府漕运支出应当会减少。而5％的保证营业额是要这些运输商号在缓急之时，优先被征用的预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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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制糖工业
更新时间2005…3…29 22：02：00 字数：0
糖，虽然不像盐一般，为人类生存所必须，却是人类饮食生活当中一项非常重要而且昂贵的农产加工品。事实上，即便在工业革命后，制糖业一直是一项非常赚钱的产业。中国唐代初期，糖是贡品，只有皇室能够尝到，唐中叶以后，才日渐走向民间。宋代的工商业颇为繁华，据记载城市当中已经有“诸般糖作坊”，《东京梦华录》卷二中“州桥夜市”就有“素签沙糖、鸡头穰沙糖”等小吃的记载，“饮食果子”里则有“西川乳糖、狮子糖”等等甜点。不过，即便如此，糖或者甜品还是非常昂贵的东西。石越知府杭州，组织官民船队贸易高丽、日本。糖，无疑为高利润产品之一。东北亚，尤其是日本不产糖，糖价贵如天。贩糖于高丽、日本，更重要的是，当时世界上并没有白砂糖。你先前提到要让石越主管工商发展经济政策，而书评区好像很多人觉得应该要多发展一些科技，两相结合下，我想到制糖工业。稍稍改良制糖工艺，似为可行，而且也真的可以做到大规模生产喔！如果采取国营糖厂的方式，甚至可以以兵养兵。
根据粤闽台一带的气候，二月植蔗，九月起开始陆续采收，十一、二月为制糖场开工之时。四川也是中国产糖大省，但因为气候略冷，所以要等到植蔗期要推迟到三、四月间，而制糖一般是农历春节前后，春节前制成的糖，叫冬班糖，春节后制成的，叫做春班糖。湘赣两浙亦可种甘蔗，只不过地理略逊前四省。宋季，台湾尚未入版图，所以制糖业主要集中川闽粤。
不过，糖场一年只开工两至三个月，时间很短，若设场常川雇工制糖，所费不赀（现在也是一样，所以糖场都兼营副业，并且减低固定职工人数），所以中国制糖都是小规模农户合资生产的，或者富户雇用临时工来生产，单一产量较小。所以我就假想公家出资兴建煮糖器具，养役使牛马，当可形成大规模官营事业，而人力来源就用邻近驻军，让当地驻军进驻糖场，工作两月，贩糖所得，足以养千百倍之兵。一年当中另有十个月的时间可供操练，所养耕牛骡马又能让军队平日役使之用，我个人认为是个可行的方法。
以下略略说明工业革命以前甘蔗制糖的方法：甘蔗的栽植有所谓的“春植”、“秋植”和“宿根”三种。“春植”顾名思义是春天栽种的甘蔗，来年就可采收；第一次采收后的甘蔗根部留置在土壤内（留头），让其发芽生长谓之“宿根”，它相当于“春植”，一年后就可采收；至于“秋植”，则是七月到十月这段时间种的甘蔗，当年不能采收，必须拖个一年半左右。
古时采收甘蔗满辛苦，全是人工采收后，“揽蔗根仔”（清除不需的蔗叶、泥土、根部的须须等），接着捆绑，然后用牛车运送到制糖工场。甘蔗采收运送到工厂后，略略清洗（去掉先前未处理干净附着在甘蔗上泥土），然后送进“石车”（压榨机）压榨，石车是由两个花岗石制成的圆柱形石磨制成，以牛拉石磨，甘蔗从两个圆柱石磨中夹碾而过取得蔗汁，并产生蔗渣。手工业时代，压榨比较不彻底，只压榨一次，无法将蔗髓当中的糖汁都榨取出来，浪费蛮多有用资源的，适度增加压榨次数，可以增加产量。不过在兽力时代，后续压榨恐怕要用更重的石磨，因此拉磨的牛只数目恐怕也要多一点。根据文献记载（台湾糖业史），两个石磨组成的石车，需要12到13头牛来拉磨，如果多用一组且更重的石车，会需要超过此数的牛只。
蔗汁加热后，加入石灰净化，让杂质沉淀，取得较清澈的甘蔗汁，称为“清净汁”。然后将清净汁煮至羹状，沾之会黏手时，一边冷却一边以木棒搅拌（一般来说，都是人力搅拌，不过制造兽力搅拌器应该不难，毕竟连石磨都可以制造了，把石磨换成棍子会很难吗？），使糖浆能均匀结晶成颗粒状，即俗称黑砂糖或红糖的赤糖。烹煮时会有杂质浮沫（糖蜜的一种）产生，以木瓢捞出，冷却沉淀后可作为养猪饲料，或拿来酿酒。
一般来说，双磨石车制造黑糖，若全凭兽力与人力（用牛12头，煮糖工18人），每日大概可以处理5000公斤的甘蔗，并于当日内煮成黑糖。这并不包括采收、前期清理和运送所需的时间，那是蔗农的事情。
唐宋时期，蔗糖的大块结晶体—冰糖被发明，最早记述造冰糖技术的是南宋期间遂宁人王灼的《糖霜谱》记述了四川遂宁、广汉、内江等五郡产冰糖，以遂宁为冠，如琥珀珍玉。苏东坡过金山寺时曾写了一首诗赠予遂宁和尚圆赞，有“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之句。遂宁当时制糖霜的工艺大致如下：十月至十一月，先将蔗汁制成沙糖。然后再把沙糖溶化，把溶化后的糖浆注入插着竹梢排的漆瓮中。到春节后，糖浆开始结晶。到五月，结晶不再增大，此时将精结晶取出放在烈日下晒干，就是糖霜。当时的这种糖霜，紫色者为上品，浅白色者为下品，与今之冰糖不同。
明代以前，中国只有这种黑砂糖或者前述冰糖，所谓白糖其实并不白，只比黑糖颜色略淡，而且精制过程相当费时并且昂贵。《泉南杂志》中有如下记载：“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炼成白。劈鸭卵搅之，使渣滓上浮”，方法是把黑糖放进锅中，用水溶化，然后把锅烧开，糖水滚动，浮沫升起，撇掉浮沫，咸鸭蛋打碎后放入糖水中搅拌，把许多杂质裹在里面，把它撇掉，杂质就减少了一些。就这样，一直煮下去，再煮再撇，直到没有浮沫升起为止。
真正精制白砂糖的技术要到明嘉靖年中，才被偶然发现。根据《天工开物》中的记述如下：“去孔中塞草，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内，溜内尽成白霜。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西洋糖，下者稍黄褐。”实际上的做法是取出赤糖中颗粒大而完整、比较不干净的颗粒，装入漏斗状的陶缸中，淋上一遍又一遍的黄泥水，使黑渣顺孔流出，上层的糖自然变白，愈上层愈洁白，就是白糖。所以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取出上层的白砂糖，中层的黄砂糖，下层的褐砂糖（这种褐砂糖比未经精练的黑砂糖好不到那去，但多少颜色浅一点，勉强能分出等级吧）。
至于流出的黑色残渣则称为糖蜜，可用来酿造酒。酿出的酒之过滤后，兑上以米酿造而成的米酒，即可饮用或作为料理用酒。兑米酒比例大概是米酒六，糖蜜酒四。
而蔗汁加石灰沉淀后的泥浆称为“滤泥”，含有大量有机质，养分颇高，是极佳的肥料。蔗渣是甘蔗压榨过程中所残余的废弃物，为了节省燃料支出，糖厂予以回收晒干后当柴火煮糖，甘蔗枝叶与蔗皮也是主要燃料来源。基本上，制糖燃料无须外求。事实上，往往因为蔗渣太多，而将多余蔗渣当堆肥使用。但蔗渣是可以拿来制造纸浆的，甚至制成蔗渣板，作为建材隔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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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币
更新时间2005…3…29 22：02：00 字数：0
中国历代铸造货币很多，但要称得上通行天下，恐怕非宋钱不可。那时候中国本部的北面先是辽后是金，中国的西边有个西夏，中国的西南面先后有南诏与大理国，在东边有高丽，日本也已经是脱开了从中国的学习阶段，已经发展成自己一个有特色的文化，这些都是相当独立的经济体，所以宋代其实是在列国体制下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天下国家。可是中国人维持了天下国家的理念，思维的方式也还是以自己天下国家的方式思考定位，但实质上，并不是如此。经济不是靠思维，经济是靠货物流通和需求的，在宋朝经济反映的局面并不是个天下国家的局面，是个相当活泼的多国贸易的型态。
在这样的情形下，宋钱因为制造精美，常为辽、夏、高丽、日本、南洋诸国所喜（辽国甚至禁止宋钱出口，指许流入），因此宋钱外流情形十分严重。事实上宋朝铸的钱一年数目字是数十万斤铜，这钱到那去了呢，跑到各处去了，换言之宋钱相当于今天的美金，变成当时东西世界循环的通货，整个亚洲的经济网，是以宋钱联系在一起的，而中间的物质的输送，北方的皮革一样经过海运到南方去，南方的香料经过中国运到北方去，日本的货品在中国交换北方的马匹……，这个贸易是相当多元而全面的经济网，宋朝国力很好，城市经济的膨涨导致对钱的需求增加，而宋钱外流导致国内铜钱产量不敷本国使用，只好每年铸钱，铜钱不够用，甚至还铸铁钱，但钱还是不够用。
这两个现象一个是经济力的成长，一个是经济圈的扩大，两个指出来的现象，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中国现金的流失，流失到后来不够用了，但实际上，钱币缺乏正显示出宋代经济体系的庞大。不过钱币缺乏终究对经济会有影响，所以纸币发展出来了。当时纸币其实不是今天的钱，是个信用状或者汇票，会子是汇票，交子是信用状，比方某人给我一封信，说是你拿了我这封信到别处去，我可以在那透支多少钱。现金不够用才拿这种纸币来代替。（这两段话节录自许倬云院士的研究）
宋代铜钱和铁钱并用，四川地区则专用铁钱。当时，四川是盐、茶、丝绸的重要产地，货币流通很大，但铁钱非常笨重，大钱1000枚重25斤，买一匹绫罗需中钱2万枚，重260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铁钱不便流通的弊病越来越突出，因而宋真宗时（997…1022）成都有十六家富商共同印制发行了代替铁钱的纸币：“交子”。“交子”上面印有房屋、树木、人物等图案，还有签押作为暗记。交子可以兑换现钱，也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用交子向交子铺兑换现钱时，须交一定数量的佣金。新旧交子三年兑换一次。后来，由于交子铺的富商挪用吞没现钱，交子的兑换不能保证，常引起争讼，官府遂禁止商人发行。1023年（仁宗天圣元年），改由政府发行交子。
货币是一种商品；货币须具有实质价值，其价值是由其金属的价值所决定的。如苏轼谈到私铸问题时说：“私铸之币，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可见他认为私铸是由于钱轻造成的，只要钱的名目与币材价值相等，就可以消除私铸之弊。沈括在分析对外贸易与钱币外流关系时，提到“而外之所泄无过珉山之铁耳”，说明他对货币的金属内容及商品属性是有所认识的。马端临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夫珠玉、黄金，可贵之物也，铜虽无足贵，而适用之物也。以其可贵且适用者制币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这里讲的货币价值，是指货币的相对价值，即货币的购买力。
货币所扮演的功能，其实就是物品交换的媒介。不然的话，货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何以能够拿来购买粮食衣物与其它种种物品。有人说，货币本身有价值，然而这个价值是铸造货币本身的金属价值，那何以北宋交子不过一张纸，却能比铜铁钱更有价值呢？所以货币是交换媒介，而他之所以能够流通被使用，最重要的一项原因是：信用。大家相信货币有那个价值，那这种货币的流通就会被接受。反之，则否。所以张方平说：“夫钱者，无益饥寒之实，而足以致衣食之资，是谓以无用而成有用，人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