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十字(没看,但一共有3部)-第28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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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地方，提到了有关人物的处置问题。作者也十分负责任地向读者作了交待：“周邠：小说中人物，十分之七八，虽是小人物，往往也是史册实有其人的。周令之事，有苏轼《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诗为证。当时仁和令为徐畴，小说中以李敦敏为知县，仁和是否并有知县与县令，不暇细考。故不再写徐畴。同样，熙宁六年两浙路提点刑狱是何人，一时无法证实，但是熙宁七年是晁端彦无疑，此人与苏轼有诗词唱和。故仍假定此时晁某为提点刑狱。”
好一个“史册确有其人”！这样的考证，在《新宋》中，比比皆是，从官制到礼仪，从庙堂到勾栏，都努力进行着准确的描写。因此，若要架空起来，则必须落实下去。这是一个原则，应该为更多的学写这类幻想小说的作者认真学习。这就引出一个推论：《新宋》是很“硬”的。在本质上，它与刘慈欣的《球状闪电》、《全频带阻塞干扰》是一类的。随便说一下，关于硬科幻与软科幻之争的问题，可能是无意义的。以社会学为基础的科幻，到底算硬科幻还是软科幻？《新宋》可以从侧面提供一个答案。甚至，它为科幻与奇幻之争，也提供了一个参考系。不管怎么说，在当今的幻想类作品中，技术细节的欠缺，的确已成为很大的制约问题。一些作者主观臆造出了很多奇怪的东西，但没有现实合理性的支撑，读起来就不那么爽了。真实性是阅读审美的需要。我想，《新宋》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便是它的这种硬度吧。
但，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呢？如果是，那么，我们进行简单的纯硬伤的讨论，那便足够了。如此一来，又很无趣了。我个人认为，最可怕的一种情况，便是读者纠缠于硬伤，而作者也沉湎于此。《新宋》是否有过度技术化的趋向呢？有时候是有的。作者在还原事实方面的执拗，使我想到了那些一味求硬的硬科幻作家们。《新宋》的作者有时也会不自觉地犯错误，然后，又十分惭愧地警醒过来，惴惴不安地告诉读者：桑充国言“现在是六月”，兹改为“现在是夏季”，行文一时图快意，失于考虑，望谅。
因此，作者处处给人的感觉，仿佛他的最大担心，就是历史知识的缺陷，怕在这方面被人笑话。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纯技术问题。无论怎样，《新宋》走出了硬伤困境，它是一部充斥着才情的小说。从它的主题和叙事上看，不管作者怎样关注技术，小说文本自身却会极其自然地偏离技术，朝着更微妙和更深刻的方向发展。作者说，他并不是想赋予架空历史小说一个伟大的使命或者是沉重的主题。然而，《新宋》一旦产生了出来，就由不得作者了。它本身仍然被赋予了许多东西，那都是超出技术的，而成了文化的一部分，这可能是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读者更感兴趣的，也是它震撼人心之所在。
当然，从我个人阅读的方面，我也更希望看到，书中有更多的知识性介绍，使读者更多地与熙宁二年到七年的情景和生活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更加切身地感受宋代生活中鲜活的一切。但书中的一些细节，还稍显平面，而不能立体起来。还有一些细节，是为着某个情节而服务，而不是为着它们自身的存在逻辑。
小说
《科幻世界》的编辑在嘱我写这篇评论时，对我说，看《新宋》时，要看新版，而不要看旧版，旧版是不能看的。后来我看了后，感到的确是这样的。看了新版的第一感觉，就是小说味道浓了，从第一句话起就浓了。
如旧版开头第一段是这样写的：我完全不记得我是怎么样来到这个世界了。但是当我知道自己居然成为又一位回到古代的同志，并且是回到了被陈寅恪称之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北宋时，我又昏过去一次。
而新版是这样开头的：八百二十九份殿试试卷摞成高高的一堆，放在崇政殿的御案上。赵顼坐在御椅上，手执朱笔，亲自检阅试卷，这是他登基以来第一次主持殿试。宋朝的第六代皇帝，此时不过二十二岁，身上有着年轻人特有的伴着稚嫩的朝气。
后者无疑是更具有文学色彩的开头。这种东西，对于一部小说来说，是非常要紧的。它也即是语言的问题。正是这样的处理，使得读者有兴味读下去，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在读一位历史系研究生的论文（我相信，即便是宋史的专家，要读完50万字的学术论文，也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
语言的趣味，当然也表现在多个方面。比如作者对文言文的娴熟使用，对古典诗词的驾轻就熟。而如果都用现代语言呢？有的地方，这样用了，比如：“二人由散打变成摔跤，由摔跤变成柔道，两人最后竟然是扭作一团，全无体统，在地板上滚来滚去……”这种比方，穿插在古代的话语体系中，也不失新奇。但如果都是这样，恐怕感觉上也是不太好的了。总体来讲，在语言上，作者展示了自己的功力。我一直认为，写架空历史小说，古代汉语的底子要打得好才行。作者一定要让人物，说那个时代才能说的话。另外一点，作者也确实是研究了古代的社会和人生，使得小说的情节发展，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中来的。这也正是任何一部小说的基础。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在新版中，主要人物也都开始有血有肉了起来。看得出来，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刻画他们。有一种说法：长篇小说的目的是展示命运。那么，可以看到，《新宋》的作者，把很大的兴趣，集中地放在了这个方面。
我读了作者笔下的主人公石越，感到了一种忧郁，感到了一个人独处陌生世界的恐惧。他是一个矛盾的人。他为自己来历不明的身世而哭泣，并为未来而担忧。不过，他又满怀新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而又有一些聪明或者狡黠。他会利用各种人际关系，从中周旋。同时，他又很仗义和坚定。但他并不因为来自现代，就什么都高明，什么都超人一等，有一些东西，他要听潘照临这样的谋士的意见，甚至连蔡京出的主意，有的也不是石越能想到的。作者传递给了读者这样的感受，就是比较成功的。他写石越，因此是写得比较真实可信的，没有拔高他。总之，最关键的是，石越首先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而不是满脑子都想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王安石，这个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作者写他的“拗”，也是很着力的，用了不少的具体细节，写出了一个矛盾漩涡中的名臣。其实我很喜欢书中对人物的描写，每个人都不同，比如，石越第一次见王安石，作者这样写道：“石越转头打量这质问自己的人，见他五十多岁，头发微白，从帽子下看来略显凌乱，身着紫袍玉带，腰佩金鱼袋，目光炯炯，透着精明强干，而细看之下，那紫袍之上，竟有一块不太显眼的油渍。”连油渍都写到了，把王安石写得很活。
写宋神宗赵顼又是别样的感觉。“石越又谢了恩，这才起身，偷眼打量着年轻的皇帝：二十多岁的赵顼脸色略显苍白，双目深陷，整个人显得很清瘦，只是精神看起来还不错，英气勃勃。”
有一段写他孩子性格。他是宽容的。狐疑的一面少了些。
皇帝才20多岁，因此，这方面，作者注意写出他的特点。石越在与神宗谈到王安石之子王雱时，提起了有关王的一段传闻。随后作者写到皇帝的反应：“噢，有什么传闻？”皇帝好奇地问道，这时候石越才可以看到皇帝始终也是个年轻人。石越就说：“听说王雱小的时候，有个客人把一只鹿和一只獐关在笼子里送给王丞相，恰好王雱也在旁边，客人因问道，哪一只是鹿哪一只獐……”“那王雱如何回答？”皇帝对这些小故事显然很有兴趣。“王雱回答，鹿旁边的是獐，獐旁边的是鹿。”石越笑道。“哈哈……这个王雱，倒真有几分聪明才情。”皇帝见他回答得如此狡狯，不禁开怀大笑。因此，这样的描写，是作者很聪明的地方。
对吕惠卿则是另一种描写，写到了他的老奸巨滑。比如石越在去杭州之前，吕对石越的那种故作姿态的依依不舍，连石越自己也暗骂，却又不能不佩服吕惠卿这份拿得起放得下、装什么像什么的本事。“昨日白水潭三十余师生东行，吕惠卿亲自骑马在岸边送出十里，待这些师生船只走远后，又派人快马沿岸追上，赠上三十多把雨伞，道南方多雨，恐众人未备，特意送上。倒比石越更透着几分关心，惹得白水潭那些送行的学生回校后，纷纷都说吕惠卿爱惜人才，不愧了‘贤人’之称。”
还有对于蔡京，作者更不吝啬笔墨：身着宋朝低级官员服饰——绿色官袍的蔡京走进客厅，给石越见过礼后，又和司马梦求等人一一见礼完毕，这才侧着身坐在下首宾客之位。石越打量着蔡京的仪态，见他身躯修长，须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一身绿袍并不太新，却是洗得极干净，往那里一坐，倒真是个美男子。虽然明明知道这是个著名的奸臣，心里却也不禁起了几分好感。因见他嘴唇微动，欲言又止，便笑道：“元长此来，必有教我之事。”蔡京连忙抱拳说道：“不敢。不过下官确有一点想法，想向大人讨教，不知道是否可行。大人名闻天下，必然能谋善断，下官也好从中有所长进。”石越明知道这等话不过是乖巧的谀词，却也颇觉顺耳。读者在《十字》中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奸相的蔡京。蔡后来成为了石党的一员。
尤其要说到《新宋》中几个女性，都写得都性格分明，跃然纸上。桑梓儿、楚云儿、王昉、柔嘉县主，总之，使读者看着顿生怜情爱意，大概，也对被如此多的可爱而又可怜的美女包围起来的石越，顿生了妒嫉吧。
在旧版中，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是用“石越”。那么，结构也就随之改变了。
我注意到，在旧版中，作者是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而在新版中，则是用第三人称“石越”了，那么，作者是考虑到结构问题了。作为长篇小说，《新宋》采取的是一种结构现实主义，从不同人的角度，从不同的场景，来还原历史的全貌，有时候写石越，有时候写王安石，有时候写赵顼。对于鸿篇巨制来讲，这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所以，不厌其烦地说这一切，是因为它们对于幻想小说的创作者来讲，是有启示的。作者除了要创造一个奇特的、好看的、让人拍案叫绝的故事之外，还一定要研究人物，研究生活，研究语言，研究结构。不管怎样，一定要记住，这是在写小说，而不是在写论文。
但是，若要苛刻一些讲，《新宋》还没有达到伟大的文学境界，比起我们读过的许多中外著名的历史小说来，它还没有期待中的那么爽落，那么的传神，那么的充满生活的原汁原味（应该说，作者对宋代生活的描述还是不够的，有时候，人物也没有完全地融入其中，这方面，可以拿同样是“架空历史”的《金瓶梅》作一下对比），作者没有进一步去丰满笔下的人物，人物有时候就成为了推进对话和展示理念的工具，这时候，人物有着为历史事件的进展而穿帮之嫌。作者对于契丹人的刻画，我也不是很满意。一些在我看来本该浓墨重彩的人物，不知为什么，也没有作大力的描绘，比如，沈括，他就比较苍白。因为只看了第一卷《十字》，所以，命运大跌宕感也还是没有。也许，在随后的几卷中，才会递次展开来吧？是我多虑了。
不管怎样，作为《新宋》这样一部作品，似乎已经可以让人叹为观止了。就它的涉足的领域而言，已经达到了“创世”的神效（上帝干了七天活，创造了人类和现实世界，而小说家干第八天的活，创造上帝没能创造的人物和世界）。而且作品中还透露出了更多的让人思考的信息。
现实
在对《天意》的评点中，我曾谈到，让我感兴趣的是，当代人为什么会迷恋一种虚拟的历史呢？一种解释是，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太长，而对它的诠释又不满意，因此总是试图修改吧？在电视和电影中，产生了戏说一类东西。
但是，《新宋》更为核心的方面，似乎并不是对过去的历史不满意，而进行的重新解释。当然这方面的因素也有，但是，更多的，还是对“当下”的某些思考的映射吧？正是这种思考，在不少年轻作者写作的幻想小说中却处于缺位的状况，使这些作品根本留不下来——它们有着华丽的包装，却没有灵魂。
读《新宋》时，我常常在想，为什么作者没有选择他本人熟悉的西汉史？作者给出的理由是有关宋史的一道题没有答上来。但宋史的一道题没有答上来，就有这么严重么？就有必要去弄一部50万字的小说么？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宋史本身产生拷问。严复曾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恶为善，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则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超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总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是中国的一个关节点。甚至可以说，一旦我们改变了宋，就改变了整个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的未来。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宋朝是亲切的，它可能是有生以来我们第一个“遭遇”的中国历史朝代，或者说，这一代人对于整个中国历史的感性认识，最初其实来源于“文革”后期的“批水浒“（《水浒全传》的扉页上还印有毛主席语录。记得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我已经能够背出全部一百零八将的绰号了）。随后是沉湎于“说岳”的连环画。小时候看到的，必然会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这只是个人与历史的一种巧合吧，但也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种造化。
就《新宋》而言，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其实是当代思想与古代思想的激烈碰撞。这这样的背景下，架空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单为研究宋史，直接还原一个王安石变法的故事好了，用不着弄一个现代人来掺合。而作者也没有选取另一种架空，比如加入大量武侠元素，把它娱乐化，把它变成戏说。作者恐怕不能违背自己内心的命运呼唤。
那么，为什么选取熙宁二年到七年？直接地看，是因为有了王安石的改革。熙宁变法，据说甚至得到过革命导师列宁的高度评价。而此事至今没有定论，熙宁变法成为了宋史乃至中国历史里一个最具诱惑力的历久弥新的大题目。我想，它对历史系学生产生的诱惑力，那正是很大的吧。《新宋》的诞生，哪怕有再多的巧合因素，也是因为宋史本身有太多可写的了。是历史决定了现实，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