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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说名道姓-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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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李、陈、胡、后黎、新阮、旧阮八个封建王朝,这些王朝都是以国君的姓名为名的,为了强调家天下的尊荣,又把这些姓尊为“国姓”。德意志和法兰西的贵族,为了标志自己的出身,在姓名中加入“德”、“冯”等音节。大多数国家都曾经历过贵族独霸姓氏的特权阶段。朝鲜公元6世纪末开始有姓,但仅限于少数上层贵族,公元936年仿效中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时,才以政令形式让庶民百姓采用汉族式的姓,但下层人民还是没有姓。    
    在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用姓名作为维护特权的工具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以姓名来对人民进行精神压迫。    
    奴隶社会,奴隶是主人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自己没有命名的权利。古希腊的奴隶主给奴隶安上一些粗俗、下流的名,甚至用数字和字母称呼他们。到了封建社会,地主家的仆人、佃户,也常常被迫使用主人的姓。著名作家柔石,原名赵平复,他以前的名叫赵平福,一个老财主看中了他的名,强迫他改叫赵平复,把“平福”二字做自己儿子的名。我国解放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时,遇到许多不知道自己名的人,他们终生被称为阿狗、小毛、老五、毛头……    
    在标榜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使用姓名的权利并不平等。    
    


第三部分姓名的法与案

    以演莎士比亚剧闻名的英国电影明星劳伦斯·奥立佛的姓,本是奥立维。他在自传中写了其中的原因:“我跟好莱坞‘雷电华’在影片公司签订了合同。该公司的老板施尼采派人叫我去,恶狠狠地威胁道:‘快把那个该死的字母去掉吧,叫劳伦斯·奥立佛有什么不好?如果你坚持己见,我们就不用你了,也不能捧你。’”为了不被解聘,奥立维改变了自己的姓,变成了奥立佛。    
    封建统治者还利用姓名宣传迷信,愚弄人民,为其政治服务。    
    刘春霖是中国最后一个状元。考试之后,考取第一名的是朱汝珍,名单呈给慈禧太后御批,慈禧看到“朱汝珍”三个字,大为震怒,一笔勾掉了。原来,慈禧不久前害死了珍妃,一看到“珍”字,十分恐惧。又因为朱汝珍是广东人,洪秀全、康有为、粱启超、孙中山都是广东人,慈禧恨透了广东人。当时全国大旱,刘春霖的“霖”正是“干旱时的大雨”,慈禧大喜。于是,排在后面的刘春霖当上了状元。    
    有“袖珍大力士”之称的举重冠军苏莱曼诺尔古,原姓苏莱曼诺夫,是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1984年保加利亚政府规定,国内的土耳其族人必须改用保加利亚姓氏,苏莱曼诺夫被改成沙拉曼诺夫。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他愤而出走,到土耳其后改用土耳其姓“苏莱曼诺尔古”。    
    巴勒斯坦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被以色列“定点清除”后,巴勒斯坦人给这一天出生的新生儿全起名“亚辛”,以为纪念,同时表示,一个亚辛倒下了,千万个亚辛站起来了。    
    姓名在历史上曾经扮演过不少角色,对姓名的观察、分析、研究都离不开当时的政治。    
    在国外,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活动也在人名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拿犹太人为例,每一次排犹反犹浪潮,都在犹太人的姓名中留下痕迹。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反犹浪潮,无家可归而寄身各地的犹太人不得不遵守居住国制定的一系列关于犹太人取名选姓的侮辱性强令。如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只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个姓,而在名字的选取上,“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驴脑袋”等名则成为他们不得不选择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历了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这些运动也留下人名痕迹。    
    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发现,近半数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男性公民,取名“建国”。抗美援朝时期出生的人,叫卫国、援朝、抗美的名非常多。50年代,是共和国集中精力建设时期,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非常多。大跃进时代,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随处可见。三年困难时期,自力、更生、抗洪、图强等名出现高峰。60年代,学雷、敬锋、志农等名,成为风尚。文化大革命时期,文革、红卫、卫东、立新、要武、红、忠,成了时髦名。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化繁荣,思想解放,人的名字于是也呈现出多样性与人性化,倩、晶、媛、妮、蕾等之类的美名、雅名群起而来,带洋味的名,如安娜、安妮、丽莎之类的又重新抬起了头。单字名多了起来,不注重性别的中性名字也大受青睐。取名越来越讲究艺术和寓意,并注意谐音与一语双关。贵、荣、丽、花、福、财、宝之类的名字已被视为俗气,政治化和具有时代政治特点的名销声匿迹。姓名与命运有关么?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姓名与命运有关么?人的取名,的确与人生有些关联,否则我们就不会挖空心思地为孩子起名了,随便阿猫、阿狗的叫一个也就得了。    
    人的名,是跟随人最紧密的语言符号,好的有意义的名自然会对人的一生有一定的影响。男孩子名中有“勇”,让他时时有“勇”相伴,这对养成孩子勇敢、坚强的性格,是有一定影响的。男孩子起名讲究响亮,有阳刚之气;女孩子起名讲究靓丽动听,有柔和之美,这对人的性格形成必然产生一定的影响。反之,如果男孩子起个女孩名,这对男子的成长是不利的,不但容易让人当成女性,而且自己也容易产生女性心态、行为,这样很容易造成性别的错位。    
    但是人名对人生的影响必定是有限的,人的社会存在才是人性格、品质、思想的决定因素。咱看看这几个人名:孙桂枝、孙美珠、孙美瑶,一听就是女孩子的名,可这却是几个山大王。1923年,孙美瑶在山东劫持火车,绑架外国游客,造成了轰动世界的“临城劫车案”。可见,人名对人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杜月笙、别廷芳这些名典雅、文气,可这些人却以暴力闻名,真可以说是名实不符的典型。    
    人名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应当为孩子起个好名,但是许多家长只是做到这一点,就不再管了,这是不可取的,正确的作法是,在孩子能够理解的时候,经常对他(她)讲解这个名的深层含义,并时时提醒为这名而努力做事。这样,好的名,才能有好的效用。在日常交往中,也应当经常以欣赏的态度看待别人的名,这对别人、对自己都有益处。如果有许多人这样做了,人名的教化功能才能得以发挥,人名也就从单纯的符号转变成教育资源了,人名对人生的影响也就得以发挥了。    
    突然间,市井间一下子冒出了许多的“起名斋”一类的起名公司,这些公司以帮助别人起名为业,有的确实能为人起出好名来,但有许多是从迷信出发,讲的是姓名的笔画与人生的关系。    
    姓名的笔画真的与人生有关么?人的姓名真的能预示吉凶祸福么?    
    过去曾有男孩取女名,女孩子取男名的风气,认为这样魔鬼就分不清谁是谁了,孩子就好养活了。还有的地区,专门找难听的名起,什么狗剩、什么鸡娃,认为这样一来,连魔鬼也不喜欢这孩子了,这样的孩子就不容易遭难了。那个时候,婴儿死亡率极高,而现在没人用这些难听的名了,婴儿死亡率反而降低了。这说明人名本身并不可能避祸。    
    现在,有的人在姓名上讲起来阴阳五行、八字生肖,复杂极了,他们说,吉名自有吉象,凶名易出凶事,“有其名必有其实,名为实之宾也”,“奋斗三生不如取一佳名”。名字的好坏,不仅影响了人们命运的吉与凶,同样也会影响到其他事。他们说,人的八字中总是有缺陷的,只有按他们所说的,在起名时加以补救,才能避凶趋吉,免遭厄运。自然了,你得花点银子,否则人家是决不会白为你起个好名的。其实,这些东西纯是无稽之谈,没有一点道理。可惜的是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一些人相信这一套。    
    我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一书中说“名自命也”,以“命”解释“名”。有人就依据这句话,证明人的名,就是人的命。这是不懂古文,妄解古人。其实《说文解字》所说的“命”,与我们现在理解的“命运”的“命”并不是一个意思。“名自命也”的“命”是“名”的同义词,“命”就是“名”,“名”就是“命”,这是同义词互相解释。《管子·法法》:“政者,正也,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这里的“命”就是“名”。《史记·伍子胥列传》写伍子胥被害后,“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这个“命”就是取名的意思。    
    战国哲学著作《尹文子》中说:“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有人又附会出:察辨事物,必先定名然后才可以成事,事物的成败得失,又可以检验其名。其实人家尹文子讲的是逻辑,他说的“名”就是概念,他说的“形”可以理解为概念的内涵。尹文子说的“名”并不是人名的“名”。    
    姓名与人生命运休戚相关,姓名决定着人将来的穷富得失、祸福运禄的观点,起源于人类对世界认识能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代,那时候人们有许多问题不能理解,只好用迷信的方式解脱自己。而现在已经进入了电子时代,竟然有人使用电脑对姓名算起命来,这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嘲讽。    
    宋哲宗时,苏轼、苏辙兄弟因反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而被贬,苏轼放逐到海南的儋耳;苏辙则迁往当时荒凉的广东雷州。当时人分析,苏轼字子瞻,沾着了儋耳的“儋”;苏辙字子由,“由”同了“雷”字的下半部。哥俩被放逐,是他们的姓名中早已伏下先兆,若早知如此,当初改一改名字,就可免除这番厄运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王安石的“石”是“”的一半,为什么没有被流放到雷州附近的川?再说了,那“雷”字下部也不是“由”呀,那明明是个“田”么。    
    宋高宗时,洞庭湖义军首领杨么,凭恃君山险要地势,说出:“欲犯我境,除是飞来”,后果然被岳飞所灭。有人说了:杨么出口没有遮挡,带出个“飞”字,失败就败在这个字上了。当时义军所占不过洞庭湖中一个小山,人马不过几千,即使不说这些话,即使不是岳飞,也是要失败的,与一个“飞”字有什么关系。如果杨么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了“欲犯我境,除是地下出来”。人家也有话说:“岳”是上“丘”下“山”,山丘就是从地下钻出来的。这么说也不行。怎么说他才能不败呢?其实杨么是被叛徒黄佐、杨钦出卖的,否则不一定被岳飞很快攻破。    
    清末曾国藩在牛庄战役之际,重新招用赋闲在家的提督黄大胜,黄大胜临出师时,亲自点兵,首呼第一排官兵姓名,这人叫“易长清”,在黄大胜满口湘音读来,变成了十足的“一场清”,队伍中的乡人听后窃窃私议,以为不吉之至。后来在牛庄与英军鏊战,果然全军覆没,黄大胜也死在战场。有人对这件事又作开了文章,我们设想一下,不是有个“一场清”换个占卜家知道的好名字,腐败的清军就能打败日本军队么?如果占卜姓名真的能决定胜负,那可好了,用不着参谋了,用不着将军了,只要带上他们占卜师,就可无往不胜了。日军统帅是乃木大将,要让我说,“木”字是:“杀”掉了头。这名更糟糕。可他们怎么胜了?    
    其实,那些占卜姓名的人,倒多数是自己时运不济,只得靠卦摊上混这么点小钱过日子。他们早就应该将自己的名改成将相之名,飞黄腾达了,不必在街头摆摊受罪。    
    王莽是最讲算命这套的,他当皇上时,朝廷上下卜算、图谶、符命、瑞应大肆风行。可算来算去,算命者没算好自己,王莽的皇帝之梦没做几天就下台了。    
    王莽靠图谶任用官员。有个看门的人叫王兴,容貌酷似图谶所绘人物,王莽就拜他为将军,并将孙女下嫁给他。一个叫王万盛的卖饼小贩,也因名中有“盛”而官拜将军,其余同姓名的,王莽也一律赐为郎官。这样的皇帝自然是当不久的。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原型叫章闰水,闰水的名字,就源于阴阳五行。他是“闺月生的,五行缺土,所以他的父亲叫他闰土。”可他取名中有“闰”了,也有“土”了,好运应该来了,可日子反倒越过越糟。鲁迅已经说了,造成闰土贫苦的原因是“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并不是他的名。    
    西安市某民办高校一男生毕业后,应聘一家公司的客户服务主管。老板对他的人品、才学都很满意,但一听说他姓“贾”,立马拉下了长脸,不再谈聘任的事了。最后道出理由是:姓“贾”会让人怀疑公司的信誉。    
    据《城市晚报》报道,一位女士只因姓裴,求职竟遭许多商家拒绝。据裴女士讲,她想找一份营业员的工作,首先到长春市黑水路一家经营布料的商家应聘,老板初步有了用她的意思。可是当裴女士说出自己姓裴时,老板却说:“你等电话通知吧。”这一等就音信全无。裴女士又来到一家卖服装的商家应聘,老板对裴女士很满意,同意她第二天上班。可是当裴女士拿出身份证时,老板一看却摇头了。裴女士连找了10余家均告失败。最后一位女老板向她道出了原由:“你说你姓啥不好,偏姓裴(赔),有哪个商家愿赔钱?”征得父母同意,裴女士改姓母亲的姓氏“刘”。很快,一位老板看中了她,“刘女士”的工作很容易找到了。但她心里很不舒服:“我的姓氏有错吗?”    
    还有一位“裴”姓同学,因为这“倒霉”的姓氏失去了即将到手的会计职位,老板说“裴”和“赔”同音,不吉利。    
    


第三部分姓名与政治风云姓名与命运有关?

    个别商家用人时,不录用姓黄的、姓裴的,怕买卖“黄”了、“赔”了。可是这些人却忘了,当年上海的大买卖人中有一个叫黄楚九的。    
    图个吉利,讨个口彩,人之常情,这无可非议,但陷入了迷信,正好是自己走进了悲剧。怎能因为姓名就放弃了人才?因为迷信、无知、愚昧,在社会转型期,姓名竟成了发展经济的障碍,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在姓名上讲迷信,真是害人。千万别信那一套。怎样使用人名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怎样使用人名说这事儿,先从我自己的名开始。我姓张,名港。照理说,我这姓极寻常,名也不是生僻字,可是竟也常常被人弄成“别人”。让人喊成“张巷”的有之,喊成“张卷”的亦有之,喊出来“香港”,还得让我答应。真是没招。写就更不用说了,我的名,一劈两半“张三巷”,取头去尾的“张洪”,什么样的都有。让人苦不堪言。别人对不起我,可也有自己对不起自己的时候。有一回,我签了个字,因为常被别人写成“张岗”,自己顺水推舟也写了“张岗”。可是,后来坏了大事,人家说这人不是我,我不是这个人。麻烦透了。    
    正确对待别人的名,正确使用自己的名,看着事小,说头不少。    
    我们每人每天都要接触到许多人名,一个人的一生能接触多少个人名因人而异,很难说得清,就算是一天接触100个人名吧,那么,一年就是36500个,10年就是365000个。如果你是邮递员、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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