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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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改名风
王莽这个人对“名”特别重视，他一上台，就闹起了一股改名风。首先把中央各级官名改了，然后是大改地名。今天改了，明天又改回来，弄得人不知所措。后来，甚至将“匈奴”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由此引发了民族战争。王莽对姓名更是大下功夫。他对自家的“王”看得特别重，对许多刘姓皇族和有功部下赐姓“王”，以示恩宠。
《汉书·王莽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王莽的长孙叫王宗，要是慢慢地等，靠死爷爷和爹爹，这个王宗是可以当皇帝的，可是，他性子太急，等不得了。自己弄了天子的衣服、帽子，穿上让人画出了画像，还刻了铜印三枚，与其舅舅合谋，准备抢班夺权。可水平有限，事情暴露了。虽然是亲孙子，但这事也不能轻饶，王宗一看不好，就自杀了。虽然人死了，但“政治权力”也要剥夺，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这道命令不琢磨是看不出门道的。“制作”就是法令，王宗本来名是两个字，叫“王会宗”，是依法令后改成的“王宗”，现在犯了法，得再改回去，还叫原来的“王会宗”。从王莽这道命令可以看出三个问题：一、王莽之前的人名用字数是不受限制的，他自己孙子的名都是两个字。二、王莽上台后，曾经下过“去二名”的“制作”，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不准用双字名。三、人犯罪后，恢复二字名，以示处罚。
《汉书·王莽传》又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之语，意思是说，匈奴单于依顺王朝的法令，去掉二字名中的一个字。可见，当时不但有禁止使用双字名的法令，而且还影响到了匈奴。
由于王莽的法令，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后来虽然王莽说话不算了，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风气，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不光彩的事。如果是现在，人人全是单字名，那麻烦可就大了，因为单字名很容易造成重名。但是当时人口并不是很多，人的活动范围、交际半径也有限，单字名并没有对社会造成太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单字现象得以沿续，一直到三国时代。
三国时的人名，告诉我们，人名有极强的阶段性，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命名特点。知道了这些，有的人一看名，他是什么时代的，也就能估摸个差不多。
“司母戊鼎”是我国最著名的青铜器，其中的“戊”就是商代的一个人名。商周两代人好用天干、地支作为人名。商汤王之后的商王有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等等。辅佐周文王的傅丁，及后来的庖丁，秦国名将白乙丙，也以天干、地支为名。天干、地支，其实就是现在的数字，跟一二三四一个意思。
春秋战国人，姓名中间常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申不害、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这个习惯一直沿续到东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这里的“不”只是发声词，并没有实在意义。春秋时还有个习惯，有姓名之间加“之”，如介之推、烛之武、孟之反。春秋战国之前，取名很随意，常常是指物为名，孔丘、颜回、孔鲤、司马牛、李耳、墨翟，这些名都是出生那一刻，大人见到了什么，就以什么取名。
汉代人名非常重视排行字，名或字中常有“孟”、“伯”、“仲”、“季”、“叔”、“元”、“长”、“次”等字。汉代人的字中还多用“子”，如，司马迁字子长，苏武字子卿，赵云字子龙，韩安国字子长。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我国兴盛起来。人名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文中论及，时人以瞿昙、悉达、菩提、菩萨、罗汉、弥陀等佛教人名或术语直接用于人名的就达36种之多，而用与佛教有关的一个字如“佛、僧、昙、法、道”等同其他字配合成名的，就更是多了。《南北史表》载，当时，“僧”字在命名上的流行，仅次于“之”字。这时候，字常是名加一个字组成的，如，谢安字安石，杨秉字秉节，范宣字宣子，颜延之字延年，侯景字万景。名中带“之”也是这个时期的特点，如，王羲之、王献之、祖冲之、裴松之、顾恺之、刘牢之。
魏晋南北朝还是民族文化大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北方十六国绝大多数为少数民族所建。北魏时，鲜卑族的孝文帝拓跋曾下令鲜卑人改汉姓，并首先将自己的姓“拓跋”改为“元”。一共有144个鲜卑姓改为汉姓。改贺葛为葛，是类为高，去斤为艾，屈突为屈，独孤浑为杜等。鲜卑人宇文觉建立北周后，又令所有改为汉姓的鲜卑人恢复原姓，并以鲜卑姓赐汉族功臣。于是，出现了一批新姓，如长孙、宇文、徒河、普六如、大野等。
唐代人名更多地承接了南北朝的习惯用法，自身的突出特点是喜欢用排行称呼，在唐诗标题中就能见到：元二、卫八处士、张十八员外、刘十九、丘二十二员外，公孙大娘、黄四娘。因古人是大家族一起排行，就有了“李二十五”、“赵三十二”。唐代人名中“己”、“予”、“彦”，也比以前多了起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异族外邦争相来朝。如李白之父来自西域，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胡人，但他们全用的是汉族姓。许多外族人姓了“李”，有的是自己想沾皇帝的光，有的是皇帝赐给的。
唐人和宋人不但喜爱用排行称呼，民间取名也常用数字，如一个人名“四六”，原来是出生时，父亲24岁，母亲22岁，加在一起是46。如果娘23，爹25，生下孩子就叫“四八”。从宋代开始，双字超过了单字名，以后双字名越来越多。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是我国命名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一是，名中多用“哥”、“奴”等字；二是许多人有两种语言的名，如，辽太祖，一名阿骨打，又有汉名；金代的兀术，又名宗弼；金世宗名哈喇，又名。同时，也有一些汉族人取了少数民族名。
现代人名时代特征更为明显。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与山西大学利用计算机对全国7个地区的人名用字作了统计，女性人名用字频率最高的四个字分别是：
北京淑、秀、英、玉
上海英、华、芳、明
辽宁玉、桂、英、华
陕西英、芳、秀、玉
四川华、秀、英、明
广东亚、英、华、明
福建丽、秀、华、明
新中国之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六个字是：英、秀、玉、珍、华、兰，而1949年到“文革”则是：华、英、玉、明、秀、国。“文革”中是：红、华、军、文、英、明，“文革”后却成了：华、丽、春、小、燕、红。从人名用字的变化，完全可以看出社会的变革及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唐朝人不敢吃鲤鱼——谈避讳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唐朝人不敢吃鲤鱼——谈避讳大鲤鱼，多么诱人的美味，可是唐朝人愣是不敢吃。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上有这些记载：唐朝法律规定，鲤鱼不能叫鲤鱼，不许吃，捕获后必须放回水中；出售鲤鱼者要挨60板子。这真是怪事一桩。
原来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鲤”与“李”同音，吃“鲤”等于吃“李”，当然吃不得。这叫犯了讳。
欧美国家将以人名做其他事物的称谓当做一种荣耀，而中国古代却反其道而行之，有一种不许提某些人姓名的避讳制度。
避讳，虽然不算是我国的“特产”，但是中国封建专制使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谓避讳就是，臣民不能直呼也不能写皇帝和官吏的名字，后人也不能直写长辈的名字，尤其是皇帝的名字，更是谁也碰不得。谁违反了这个制度，就是犯下了大不敬的罪，是属于“十恶不赦”之一，重者要杀头问斩。帝王、官长、先辈的名字不能用，这叫做避嫌名。如果要是遇到这些字了，必须改用别的字，或者用同义词代替，或者减少笔画。例如，隋文帝杨坚，他爹叫杨忠，隋朝不但避讳“忠”字，因“中”与“忠”同音，也得避讳。凡“中”皆改为“内”，中书省改为内史，中牟县改为内牟县。唐朝开国皇帝是李渊，遇到“渊”字要改用“泉”、“深”等同义词代替；清朝雍正皇帝名叫“胤”，江苏省有个仪真县，就改名为仪征县。
避讳制度，大约是从西周开始的，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子楚，秦国人就把楚国叫做荆国。“正”与秦始皇嬴政的“政”同音，为了避讳，始皇下令全国，把“正”念成“正（ｚｈēｎｇ）月”，不读“正（ｚｈèｎｇ）月”，从此一直把正月念成“正（ｚｈēｎｇ）月”。楚霸王项羽名籍，籍姓只好改为席；汉宣帝名询，“荀”、“询”同音，荀姓只得姓孙，连他们的先人荀卿也被冠以孙卿。
汉朝是避讳制度大兴时期。汉高祖刘邦时，改“邦”为“国”，《论语》中有“何必去父母之邦”，变成了“何必去父母之国”。汉文帝叫刘恒，春秋时齐国有个田恒，这会儿改写成了“田常”；北岳恒山，在《史记》中称为“常山”；奔月的嫦娥，本来叫娥，因“”与“恒”同音，才变成了“嫦娥”。因为西汉元帝叫刘，姓的改成姓盛。现在山东省有个寿张县，这个县本来叫寿良县，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叔叔叫刘良，为了避讳“良”字，改成了“寿张”。山东省有名的微山湖，得名于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微子启是有名的贤臣，因为汉景帝叫刘启，微子启只好叫微子开了。东汉以前没有姓严的，只有姓庄的。到了东汉明帝时，因明帝叫刘庄，庄不能姓了，改成严姓了。到了三国时，有的严姓又恢复了姓庄，有的继续姓严，结果出现庄、严两姓。“庄”、“严”同义，庄、严两家也是一脉相承。
晋武帝司马炎取代曹魏当了皇帝，追尊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晋景帝，令天下避“师”字之讳，姓师的倒了霉，只好减笔画改为“帅”。后来帅姓有的恢复了师姓，有的沿用帅姓，成了师、帅两家。汉安帝的父亲叫刘庆，姓庆的为了避讳，如法炮制，找个同义词“贺”，改成姓贺，庆、贺本来也是一家子。为了避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讳，将昭阳县改为邵阳县。王嫱，字昭君，就是《昭君出塞》中的王昭君，改为明君、明妃。古城南京三国时叫建邺，为了避晋愍帝司马邺的讳，才改成建康的。
唐朝，不但不能吃鲤鱼，还不能提“虎”字。江南人有一种大便器叫马子、马桶，其实这种东西古已有之，汉朝人叫“虎子”。到了唐朝不行了，避“虎”字，没办法，改为“马子”。都怨唐太祖的爹叫李虎。
武则天当上女皇帝，造出十几个怪字，她给自己起个名叫“”（读ｚｈàｏ，照），这个“”就是她造出来的。为了避她的名讳“诏书”改称为“制书”。
唐以后是五代十国，北方是五个暂短的小王朝，南方是十个割据的小国。短则短矣，小则小矣，避讳却是必不可少的。
王审知在福建建立个闽国，“沈”与“审”同音，福建的沈姓为了避王审知的名讳，而改姓尤。
西楚霸王项羽的叔叔项伯，身在楚营心在汉，替刘邦办了不少事，刘邦当上了皇帝，不忘他的功劳，赐他姓刘。五代时他的后代子孙，因“刘”、“”同音，为避吴越王钱的名讳，去掉“刘”的卯头刀旁，改姓为金。
那时候，对违反避讳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的就是犯了“大不敬”罪，算是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也决不宽大。避讳制度在宋朝达到了极点，玄、朗、敬、镜、弘、殷、匡、胤、义、祯、通等字全要回避，而且国家有明确的规定，违者处以重刑。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和尚，因此连“僧”字也避；他又是被称为贼的起义军首领，连“贼”字也避。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本是给皇上打溜须，没想到，朱元璋勃然大怒：“生者僧也，以为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这么的，学府教授的头不与身体相连了。
北宋有个大臣，叫文彦博，祖上本来姓敬，他的曾祖父在后晋做官，后晋高祖是臭名昭著的儿皇帝石敬瑭，“敬”字犯了讳。当时有规定“为了避讳，敬字得拆开，一分为二。凡是姓敬的，要么改姓文，要么姓苟。文彦博的曾祖父姓了文。可没多久，后晋为后汉所灭，上来的皇帝叫刘知远，姓敬的不存在避讳问题了，又都恢复敬姓。可过了十多年工夫，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赵匡胤的爷爷名叫“敬”，这样姓敬的又犯了讳，只好再次姓文。
无独有偶，勾姓有好几千年了，到了赵构当皇帝时，因当时“勾”与“构”同音，为了避赵构的名，有的改姓钩，有的改姓苟。
第一部分封建礼教走上极端
宋朝，封建礼教走上极端，开始避孔子讳。凡遇“孔丘”，就读“某某”，单遇“丘”，则读成“区（ōｕ欧）”或“休”。
元朝皇帝是蒙古人，不大讲这套，元代避讳不严格。
明代的“十三陵”原来选在一个叫屠家营的地方，永乐帝大怒，皇帝姓朱，猪进了屠家，那还得了，这叫犯了地讳。后来，足足用了两年，才选好了“十三陵”的位置。正德皇帝朱厚照干得更绝：不许百姓养猪。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乙卯，上至仪真。时上巡幸所至，禁民间畜猪，远近屠杀殆尽；田家存产者，竟投诸水。是岁，仪真丁祀，有司以羊代之。”朱厚照禁止养猪理由有二：第一，“猪”与皇帝同姓，要避讳；第二，朱厚照生于辛亥年，属猪。这一弄，株连到猪，全国的猪差点儿绝种。第二年清明祭祖，一时竟找不到猪。以后由于大臣们婉言劝谏，朱厚照也自觉过分，才废除这道叫人哭笑不得的禁令。
满清进关以后，也学起了避讳来。康熙皇帝叫玄烨，凡是“玄”字都要改为“元”，“烨”字改为“煜”。玄鸟成了元鸟，玄黄成了元黄，玄孙成了元孙。到了雍正、乾隆，变本加厉，因而构成的文字狱例子很多。为了避孔子名讳，雍正时明确规定“凡系地名，改丘为邱”。从此才有了个“邱”字。
吴三桂在云南称帝没几天，就搞出了一套避讳制度。“三”改为“叁”，“桂”改为“贵”。桂林改成了“建林”，桂阳改成了南平州，桂东改成了义昌县。离他的地盘很远的襄阳，也因他爹叫吴襄，而改成了汉南府。
乾隆时，江西举人王锡侯编《字贯》一书。巡抚海成发现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窃喜，赶紧上告皇上，想弄个检举有功。没想到，乾隆不仅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连海成巡抚也以未能明言《字贯》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之罪，革职查办，最后判了斩刑缓期执行。这事连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江西布政史、按察史等也受了株连。
农民起义建立的太平天国，竟然也讲起了避讳，而且既繁琐又严格。为避上帝称号，上海改为尚海；为避北王韦昌辉的名讳，武昌改成了武（读ｑｉāｎｇ）。
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把避讳制度坚持到了最后，而且影响到了外国人。东京的一位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