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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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也把避讳制度坚持到了最后，而且影响到了外国人。东京的一位名叫师广信子的针灸师，看了《末代皇帝》后，将一份书帖向报社公开。这份书帖上写着“广濑义忠第三女，赐名信子。宣统御笔”。上面还盖着皇帝的大印。这是一份命名书，是1931年溥仪写给师广信子的，当时师广信子叫广濑宣子。宣子的父亲是日本驻天津商社的职员，溥仪向他学打高尔夫球。溥仪感到宣子的名字与他的宣统相讳，就给她改名为“信子”，并写了这份命名书。广濑信子结婚后，依日本习惯改从夫姓，变成了师广信子。
以上所举的是“避君讳”的例子。封建地方长官，在自己统治的范围内，也大施淫威，不许冒犯自己的名字。
有句成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是，古时候有个叫王登的州官，他规定谁要冒犯了他的名字，就要受刑罚，遭鞭打。因为王登的“登”与“灯”同音，谁也不敢说“灯”，只好把灯叫做火。元宵节到了，官府贴出告示：“本州依例，放火三天”。百姓看了说：“这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在有些文人中，还讲究避家讳。
宋朝有个叫徐秋的人，因为父亲名“石”，他终身不用石器，出门不走石路，要人背着他过石桥。
杜甫的母亲名叫海棠，因此杜甫的诗中不写海棠。
苏轼的祖父名叫序。苏轼为别人的文章作序时，从来不写“序”，而把序叫成叙。苏轼的父亲苏洵则把“序”写成“引”。在苏洵的文章里竟找不到一个“序”字。《淮南子》的编者刘安的父亲叫刘长，《淮南子》中的“长”都写成“修”。
有个叫钱良臣的州官，教儿子读《孟子》。儿子读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这句话时，怕读出“良臣”二字，犯了父亲的名讳，挨板子打，读成“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气得老子死去活来。某君父名阿谷。一天，读《四书》，遇上“旧谷既没，新谷已登”一句，无可奈何，只得高声诵曰：“旧爹既没，新爹已登”。
五代时冯道的学生读《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句，因为要避冯道的讳，念成“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唐朝诗人李贺，父亲名晋肃，“晋”与“进”同音应当避讳。有人说他不应参加进士考试，为此韩愈写了一篇《讳辩》，批驳这种谬论。可是才子李贺竟终生未中进士。
避讳制度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疽痈，给当时人们造成很大的不便，而且给中国文化造成极大的混乱，时至今日我们还深受其害。
因为多数避讳用字，同是一本书，印刷时间不同，用字也不一样。这本书避这个字，重印后又改成那个字，读起来非常困难。让人摸不着头脑。
“昏”字，本来上边是“民”，下边是“日”，为了避李世民的“民”字，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有个成语“皮里阳秋”，从字面看，真不知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成语原来是“皮里春秋”。《春秋》是古代有名的历史书。皮里春秋意思是：肚皮里有本《春秋》，比喻表面不作评论，可是内心自有褒贬。到了晋朝出的书变成皮里阳秋，就因为皇帝的一个老婆名叫什么春。
五岳之中的北岳恒山，到汉文帝时叫常山，南北朝时又叫恒山，唐玄宗时又改成常山，唐肃宗又改成恒山。七改八改，使人莫衷一是。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原本叫启蛰，是避汉景帝刘启讳而改称的；野鸡本叫雉，汉高祖吕后取雉为名，于是才有野鸡一说。
为了让人们弄清复杂的避讳用字，著名史学家陈垣写了一本书，叫《史讳举例》，书中详细列举各朝各代避讳用字，想读古书的真得先看看这本书。
为什么会出现避讳这种制度呢？
《封神演义》中有一个张桂芳，他与别人交战时，必要来将先通报名字，动手的时候，大叫一声：“×××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对面那位就会啪地一下跌下马来。这个故事反映了，在古代由于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能力低下，认为名字与人体或灵魂有神秘不可测的联系，提到名字会产生一种力量，给人一定的伤害。现在有一些少数民族，如北美的因纽特人仍有这种认为。因此产生了不提尊长者名字的习俗。这种习俗发展而成了对尊长者的礼貌行为。在东印度群岛，没人肯讲出自己的名字，问尊姓大名，得通过第三者才行。美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对这种现象作了解释：“在这些未开化民族的人们看来，一个人从自己嘴里说出自己的名字，就是从自己身上吐出一部分自我，如果养成不知节制地夸谈自己名字的习惯，必将吐尽了自己的精力，毁了自身的健康，终落得体质衰弱，疾病羸瘦的境遇。然而，名字若由别人说出，便同自己没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不会因此而造成什么危害。”智利某部落的人相信，如果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就不能长大，身材就总是那么矮小。在印尼的巽他群岛，居民认为，如果某种庄稼歉收，那一定是田主没有留心说出了自己父母的名字。
非洲的马达加斯加人没有姓，他们的名字几乎都是从表示一般事物行为或性质的日常生活用语中选取的，如树木、花草等等，一旦某种花草被部落酋长相中，取为名字，这个词就会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不得随意滥用。
古代希腊，祭司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名字是受法律保护的，许多祭司的名字被刻在铜牌或铅牌上扔进海底，将名字秘密地藏起来。
中国的避讳制度，就是原始人对名字的种族认识的发展。叙叙家谱姓道名MINGSHUxingdao说
叙叙家谱小孩子常常会问：爷爷的爸爸是谁，爷爷的爷爷又是谁，一直问得大人回答不上来，而他们对大人的回答永远不能满意。这说明了，人从小就有寻根溯源的愿望，也可以说寻根问源是人类的天性。家谱产生的初始，就是为了满足这一愿望。
家谱又叫族谱、字谱、家乘、谱牒、宗谱，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应用文体，是记载家族世系的档案。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世系、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家谱与正史、方志共同构成了中国历史文献的三大支柱，是我们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国古代的牒谱学十分发达，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述：“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由此可见，司马迁的西汉之前就已经有家谱了，那么，家谱的历史就有两千年以上了。
其实在原始社会就有口头传诵的家谱，在有文字之前，人们已经在口头传诵着自己家族、部落的先人世系了。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史诗，这些史诗就是这种口头传诵的世系和事迹，实际上就是早期的家谱。最早的家谱是与文学、艺术连在一起的，通过演唱、歌舞，使家族历史世代相传。鄂伦春族跳的“依和那仁”，就是叙述家族史的舞蹈。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是欧洲氏族公社解体的记录，其中的诸神故事，就是经过加工的家谱。我国史书中记载：黄帝是少典之子，黄帝生青阳、昌意，昌意生高阳（颛顼），高阳生穷蝉，这些都是文字产生前，人们口头传诵下来的，已经是家谱的雏形了。
除了满足人们对远古的探求欲望，家谱的重要意义是“明世系，列支派，定尊卑，正人伦”。
最初的家谱范围很狭窄，只限于一族一支内部，而且平时秘不示人，多珍藏于宗祠和族长手中，也可以说，家谱是发行量最少的书。虽然发行量小，但种类却是最多的。从前每一个家族都有家谱，有的渊远流长，脉络清晰；有的时断时续，明灭可见；有的分枝歧出，枝叶繁茂；有的卷帙浩繁，有的文辞简约。到底有多少家谱，谁也没法说清。
富裕家庭的家谱形式为谱书，贫困的家庭则多为谱单。完整的家谱中内容一般包括：谱序、族源、世系表、移驻、家训、恩绩录、官绩表、祠宇、墓图、先世考、轶文、先人遗著名篇、列传等。谱单则比较简单，多是用宣纸、高丽纸、黄绸、白布书写的表格，其目的就是易于保存，易于收藏，使用方便。过去，每逢祭日，属于同家族的人便将家谱从祖宗匣中请出来，供在桌上，全家跪拜，以示不忘祖宗，祈求祖宗保佑。祭祖对孩子们也是重要的教育内容。
魏晋至唐代的家谱内容大致包括：郡望、源流、家族世系，首先是祖先的姓名，包括字、号，还包括小名、异名、别名，然后记载生平、官爵、生卒年、婚姻状况、兄弟姐妹及子女的入官、婚配的情况，以及著述、居住、迁徙、家族支系、坟墓等等，其中地望、家世、官爵和自己及兄弟姐妹、子女的婚配等情况比较详尽。
浙江长兴县梅山镇尚儒村的王家老宅，王姓“德”字辈后人王其大家中藏有八大卷《尚儒王氏宗谱》，这部家谱是64年前重修的，是“三槐堂”本。“三槐堂”王氏宗谱从传说的尧帝时的后稷开始，代代相传，至今已有约4500年，共达140多代。《怀宁马氏家谱》是目前所知中国回族历史上记事最早、最为完整的中原回族望族家谱。该谱创修于明成化四年（1468年），成书于成化七年，至清光绪二年（1876年）新修谱牒始告完成。谱牒以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奉召入华修《应天历》的西域穆斯林天文学家马依泽为始祖记事。重修本为木刻本，共16卷；70余万字，近2000页，重修本共印行83部。这部家谱是研究我国回族历史的宝贵资料，也是研究亚洲史的重要文献。
第二部分维系家族血脉
因为家谱的主要作用是维护家族团结，维系家族血脉清晰，所以，家谱不仅仅是一种文体，它还包含着古代严格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
家谱的首要任务是对一些礼法、族规作了明确规定。遵守礼法、族规的人，会得到表彰，突出的可记入家谱。而家族里的哪一个要是犯了大错，那么家族能够给他的最严厉的惩罚——开除家谱，不再承认他是家族的一员，死后也不许进入家族墓地。对于古人来说，进不了家谱，是最大的精神折磨。
家谱的另一重要任务是对取名作了规定。通过这些规定，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确定了行辈关系，从而把整个宗族团结成为一个整体。
命名的行辈规定，是家谱的主要内容之一。行辈字派又叫字派、祧字、字辈，这是中国传承千年的重要取名形式，一直到现代还有人使用行辈字。
字辈谱，即用表明同宗亲家族世系血缘秩序的命名字辈序列。字辈谱一辈一字，世次分明地传承下去。即使家族分迁，散居各方，或年代久远，支派浩繁，世系庞杂，只要按字辈谱取名，就可保证同宗血脉不致紊乱。行辈字一般都是由家族中的名人制定的，有的甚至写成诗。行辈用字既要考虑意义，又要照顾读音、字形，非常讲究。宗谱既强调行辈关系，就十分重视名讳，不允许出现重名。行辈字快要用完的时候，就由家族中德高望重的族长再次将其延长。比如浙江《唐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福禄永昌隆，和良端世美，才智瑞宁聪。湖北《汪氏宗谱》的行辈字派是：正大光明，成先于后，世泽延长，齐家有猷。有的行辈字对偏旁做出规定，如《红楼梦》中，贾家第二代都用“亻”旁，第三代都用“夂”旁，第四代都用“王”旁，第五代都用“艹”旁，如贾代善——贾敬——贾珍——贾蓉。
宋元以后，宗谱不但进入寻常百姓家，甚至影响到皇族。清廷皇室的行辈字派是两种方法并用，雍正皇帝一辈，名的第一个字都是“胤”，后一个字都是“礻”旁。乾隆皇帝一辈都是“弘”字，后面用“日”旁字。乾隆、道光、咸丰皇帝还分别规定了行辈字：永、绵、奕、载、溥、毓、垣、启、焘、岂、增、祺。《孔府家谱》中记载，乾隆皇帝赐给孔家的30个行辈字是：希言公彦承、宏闻贞尚衍、兴敏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1920年，孔子第76代孙孔令贻，继这30个字后，又续了20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因孔子与孟子都是儒家圣人，颜回、曾参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孟家、曾家、颜家，也用这些行辈字。谁是哪一辈分，一目了然。
家谱虽然多已成为历史，但是作为珍贵史料，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现实问题。福建省上杭县的兰、雷、钟三姓群众曾一度被误认为是汉族，三姓群众向有关部门申请恢复畲族成分。有关部门考证一些族谱后，认为，这些群众确实是畲族，使这些群众的民族成分得已恢复。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的故乡是现在江西省星子县，当地现存的《陶氏家谱》有30多本，100多万字。家谱中有陶渊明的画像和详细生平，还有不少其他书上没有记录的诗作，这些为研究陶渊明的事迹提供了难得的资料。《韶山毛氏族谱》是毛泽东家的家谱，共16卷，29册，谱中记载了毛泽东的先祖元朝至元年间为避兵乱，从江西迁往云南，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因为军功拨入湖南湘乡，后来有一支定居湘潭的经过。
《水浒》的作者曾经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江苏省发现的《施氏家谱》、《苏迁施氏家谱》中记载：1453年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有“先公耐庵……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为确定施耐庵是《水浒》的作者，提供了有力证据。
由于家谱内容广泛，记叙详细、缜密，是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民族学、经济学、宗教的宝贵资料，受到许多学科学者的青睐。但家谱多秘不示人，印写数量很少，极易失散、损毁，发现、保护、整理家谱是一项很急切的工作。可惜的是，许多珍贵的家谱被当成“四旧”焚毁，有的被当成废纸抛弃。如果你发现了过去的家谱，应当找专家鉴定，也许那就是一件宝贵的文物。
许多人提问，那么现在家谱还有没有意义，它应成为历史旧迹消失还是接着续写下去。
首先，要告诉大家，外国人也是有家谱的，不过和中国的形式不一样，不像中国那样写成谱书、谱牒罢了。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竞相兴起了家谱热，美国阿力克斯·赫利的长篇小说《根》，写的就是有关家谱的故事。因为这部书，美国人对家谱兴趣大增。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人民来自世界各地，人人都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什么地方移民来的，有些人远涉重洋到欧洲、非洲找“根”。欧洲人也对家谱同样兴趣盎然，伦敦有个一万多人的“家谱学协会”。意大利各教区保存着丰富的家谱档案，为寻根问祖的人提供资料，甚至出现了“代客寻根”的专门机构。巴黎一位举目无亲的独身老妇女，在寻根中找到了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澳大利亚家谱协会主任尼克瓦海尔说：“人们热衷于家谱是因为在当今变化和分裂的社会里，家谱给人一种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