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在发生-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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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是强调天分的。天分就是学者的个人条件，其中最重要、最明显的是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在努力程度大致相当的情况下（并且由于个人的利害关系，可以推定努力程度大致相近，当然这里也有偏好问题，下面会谈），一个人智力很高，很富有想像力，思维敏捷开阔，这会为一个人创造精品多出精品提供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最基本的条件。体力也很重要，许多科研都需要很强的体魄，能够坚持工作多少小时，无论是观察、思考还是写作；即使坐在计算机前一动不动写作，也会非常劳累，有时甚至比某些体力劳动还累。至于社会科学中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则往往更需要强健的体魄。如果说研究者的基本素质，可以说这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素质。
但是，我们应当注意，这方面的素质除了偶然的后天损伤外，基本是天生的，因此会是长期稳定的。应当承认，正常的人与人之间，在这些方面是有差别的；但是如果生理发育正常，从生物群体来看，人与人之间的这类差别又并不大。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灵长目动物，例如黑猩猩，与人类的差别也要远远大于正常人之间的差别。但如果从人类内部来看，不同的人之间的这方面的差别相当大，并且很难改变。爱因斯坦的天才恐怕就不是普通人可以通过努力达到的，请想一想他想像人以光速行进时的想像力和抽象能力就行了。在当代美国法学界，我在其他地方曾多次引用过的波斯纳，尽管其学术贡献还有待于后代评价，但其智识能力、精力和体力在美国法学界和法律界也常常令人感叹，不仅是一般的法律人，甚至是许多法律学人和其他学界的大师也都表示感叹。科斯就说过，大意是，波斯纳的写作速度比自己的阅读速度还快；德沃金则称波斯纳是“法律界的一个奇迹”。波斯纳在美国联邦第七上诉法院的同事在一份判决意见的脚注中就赞美波斯纳写的书比许多人一辈子读过的书都多。BankcarpAmerica；Inc。v。UniversalBancardSystems；Inc。；203F。3d477（7thCir。2000）。在经济学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才华也得到学界的普遍赞誉。这些传奇似的人物表明人的先天能力可能是有差别的。
在中国传统中，人们还常常会提出另外一些看似个人的条件，例如，学习刻苦、认真、坚持不懈、耐得住寂寞、珍惜时间、笨鸟先飞等等。并且在中国社会语境中，历来都赋予这些个人因素某种“道德”的品质，即所谓的道德文章，要求人们学习（但这也就暴露了这其实并非个人的，而是社会的）。我以前也非常相信这些；但如今不那么相信了。首先的证据是，在中国历史上，例如悬梁刺股，例如凿壁偷光，例如映雪夜读，例如囊萤夜读，例如程门立雪等诸多勤奋读书的故事中，那些故事的主人翁，我们大多记不得了，记得只是这些故事，这表明这些可能是当时最勤奋的学生后来并没有成为当时最杰出的学者。甚至，我怀疑，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故事，我们是否还能记得这些人。其次，这些因素即使真的在学术产出的数量和精品上发挥了作用，那也未必是个人的“道德”的品质。不能说一个写了200篇论文的学者就比写了100篇论文的“道德”更好，而且我们也几乎没有这么说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喜爱读学术文献的人，其实未必是因为他特别刻苦，完全有可能，他只是喜欢这种阅读。并且他的这种爱好和其他人爱看球、看电影、甚至爱看淫秽书刊仅就中性的偏好而言其实很难说有什么高下之分。如果说有差别，这个差别只是喜好钻研学术文献的人之偏好对社会往往直接有利，有贡献，而其他的爱好则可能更多对自己有利（其实也未必，一位在纳粹军火工业研究机构中出于偏好而忘我工作的物理学家至少在我们看来也许对社会更有害；而看球、看电影也拉动了消费，因此对社会也有部分利益）甚至对社会有害（看淫秽书刊按照目前的确信有可能使人违法犯罪）。至少就我所知，刻苦的学者从足球或电影或玩耍中获得的快乐不如他从阅读专业学术书籍或研究或写作或做实验中获得的多。
认真也未必是成就事业的保证。所有的儿童都会非常认真严肃地“过家家”，一遍遍重复，从不厌倦；许多人“打游戏机”也很较真，但并没有因此有什么创造或成就。认真仍然可能是因为认真的人能从那种看似“认真”的过程中获得乐趣。因此一个在旁人看到的非常寂寞甚至无聊（例如大人眼中孩子们的“过家家”）的事业，也许在实验者本人的感受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珍惜时间也可能是如此，一个人可能不是为了珍惜时间而赶紧工作，他／她可能只是感到这种工作是很有意思的。这一点甚至不仅是学人的而是所有人的经验，有趣的工作或事情会令人们感到时间过得飞快，而无趣的会议或报告令人如坐针毡。
社会一般都鼓励那些从总体上有利于社会的积极偏好，这是一种社会的激励机制。既然是一种社会激励，自然也会对个人进而对社会有一些影响，也许会起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影响即使有，可能也只是边际的，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是根本的。1970年代末，陈景润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科学道德的代表成了年轻学子的偶像，文学化传达的不完全信息曾令许多年轻学子毅然决然地因此也是茫然地选择了数学专业。徐迟：《歌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1978年1期；该文曾在当时的几乎所有大报上转载。但是，进了数学系后，许多学生最后都发现数学研究对于他们实在是太痛苦了，想刻苦，也无法刻苦。但最重要的是结果，如果把其他因素都考虑进来，我们并没有看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大学校园的大学生中产出了比其他年代更多更杰出的有创造性的数学家无论是按总数还是按学生比算。由此可见，这类社会鼓励和舆论导向对学术产出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可能都不很大。
最重要的是才华和对学术的偏好都不是一种“道德”。因此，这就无法或基本上不能通过社会舆论的引导和奖惩培养出来。偏好也许可能，可参看，GaryS。Becher；AccountingforTaste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但是，这种偏好也许只是一种“路径依赖”。在现实生活中，不少科研产品数量质量都挺高的学者其实常常当年并非是班级或现在也不是科研机构中学习最刻苦、工作最勤奋的学者；他们当中有许多可能都相当多才多艺，有的还很“贪玩”；有的也还可能有很多其他方面的毛病，甚至有严重的道德品质上的毛病。他们的“刻苦”形象大多出于普通人的误解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想像“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之类的；目的是前面说的社会激励机制。
这种分析并不是要颠覆社会的激励机制，其实，我恰恰指出了一个其实是出精品的最重要的条件热爱。这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第六》。但是热爱不仅很难培养，甚至很难解释。GaryS。Becher；AccountingforTastes；同前注4。热爱会让人比方说，广泛阅读各种相关文献，设想众多的可能，由此会培养出洞察力、学术眼光；热爱会让你把冷板凳坐成了热板凳；热爱能让你坚定，走自己的路，不理睬别人的风言风语；热爱能让人少受乃至不受其他的诱惑（这里的诱惑对于研究者来说已经是最大的）。但是就个人来说，一个人为什么热爱这一行而不是另一行，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5节 教育与训练
如果智力、体力和爱好这些个人性的因素真的不是可能通过教育培养出来或开发出来，也不是个人主观愿望可以有很大控制的，因此属于相对稳定的变量，那么作为一个社会来说，可能改变的就只是一些外部的条件，创造一些有利于内部条件发展的机制来促进创新，多出产品，多出精品。
现代人常常强调教育、学习和训练，特别是中国学界则历来如此。但是从现代的科研成果来看，学习和训练对人的智力或体力的影响其实并不很大，最多只有边际的影响；受影响的往往只是技能或熟练程度。最重要的证据是，中外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哲人没有接受大学或研究生的训练（尽管他们许多人都受过当时条件下的相对良好的教育），但是其成就绝不是今天的绝大多数博士可以望其项背的。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概念之际，他才刚刚进入大学，而且他当时读的也不是更注重学术的经济学，而是更注重职业教育的工商学。尽管科斯的经典论文《论企业的性质》发表于1937年，但是他的核心思想是在1932年21岁时的一次讲演中首先提出来的。请看，波斯纳：“罗纳德·科斯和方法论”；《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又请看，“科斯”；《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纽曼［主编］，法律出版社，2003年。另一个例子是美国的法学院，至今那些最好的法学教授基本还都没有博士学位，尽管美国法学院中有博士学位的教授数量在增加。对这种现象，波斯纳曾有过解释，认为这是因为其他行当的博士发现法律职业收入更高，因此转行，同时也与法学院的日益学术化有关。请看，《超越法律》；同注7。即使在现代中国，数学界的华罗庚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华罗庚（1910…1985）1924年初中毕业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熊庆来的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在杨武之指引下，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撰写《江村经济》时的费孝通可能是另外一个例子。费孝通是先在“江村”做完调查，然后去了伦敦经济学院在马林诺斯基指导下撰写了题名为《江村经济》的博士论文。而今天大量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包括中国如今大量的“海归”；尽管他们的各方面的研究条件都远远胜过前人，但其中绝大多数后来或将来都肯定不会有如此的成就。
我倒也不是认为教育、学习、训练完全不起作用。华罗庚毕竟只有一个人，而且他后来也进了大学；费孝通准备写作《江村经济》时也已经从燕京大学毕业，后来也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而且从现象上看，一般说来，有过良好教育的人总是更容易出优秀的成果。但，这还是没有真正证明教育训练对他们的学术生产起了作用。至少有一种可能，他们的成果也许并不是因为他们学习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更可能是因为学习本身特别是与之相伴的考试本身是一个筛选机制。通过这一机制已经将那些相对聪明的人都筛选出来了哪怕是学习的内容很无用，这些聪明人还是会在社会生活中做出其贡献。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的八股文考试。八股文虽然没有用，但还是选出了一批治国安邦的人才因为聪明人总要比笨人更善于应付考试的。
值得精细一点的是，尽管社会激励机制不会增加给定社会中有天赋的人之数量，并且对个体的创造性产出影响不大，但是社会的激励机制对这些有天赋的人在社会中如何配置却可能影响很大，并进而影响某个领域的学术创新和精品产出。20多年前，中国理科高考最优秀的学生都进入了数理化学系，而如今往往有相当一部分流向了计算机、信息和生物工程等院系了；在文科，20多年前，高考最优秀的学生大都进了文史哲学系，而如今都涌向了法经商学院了。（然而这并不如同某些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如今的市场因素起作用了。其实即使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这个市场也都存在。不仅20世纪70年代末学子选择数理化或文史哲也大都是冲着广义的收益去的，而且1970年代初许多人选择当兵、当工人、从事艺术或体育也都基于就业和收入的考量。因此，这一变化表明的更可能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需求的知识类型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也包括了政府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和前景的理解而施加的激励，例如科教兴国战略带来的以各种方式增加的科教投入）。这种变化就知识产出来说有好处。从总体而言，社会对知识需求的加大和对知识投资的增加（包括个体自身的投入）都会促使更多的人接受，或接受更多量的，教育、学习和训练。接受者一般说来会更适应现代的生活，也会产出更多现代社会需要的知识。因此，现代社会，似乎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产出多了；相比起来，人文学科的知识生产就少了。甚至，由于大量的优秀人才因广义的收入原因进入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内有天分的人可能相对数量甚至绝对数量都可能减少了。
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外部制度因素了。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6节 基本制度：市场与分工
上面的分析已经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社会的总体智力潜在资源是有限的（除了增加人口外），那么社会激励机制的转变导致的只是智力资源的配置变化。这个领域的人才增加会使得另一领域的人才减少，这个领域的创新和产出增加有可能导致其他领域的创新和产出减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的总收益或总产出是恒定的，因为资源的不同配置往往会有不同的社会总收益或总产出。因此，作为一个社会来说，真正有效率的学术产出问题实际上要受制于这一社会的需求。因此这也就并不要求，在一个繁荣发达的社会中，各个学科都保持同样的学术发展，增加同样的学术产出数量和质量。至于孰消孰长，则不是个别人的愿望所能决定的。
而且，就总体来说，也不应当由政府加大资金的直接投入来决定的。因为，如果假定有支付能力支撑的社会需求总是正当的，那么政府加大科研投入的政策措施就可能影响社会的需求，转而会影响社会的投入。例如，如果企业对科研成果需求很强，企业自然会主动加大对科研的投入；而一旦政府加大了这类投入，企业就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减少在这方面的投入，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政府对某一方面的投资增加实际只是部分或完全替代了企业在这方面的投入；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政府投入的社会收益也就无意中减少了，因此政府投入至少可能是低效率的。这也是经济学上为什么总是强调政府只提供任何私人都无法提供的公共善品的根本理由。当然，由于有关有支付能力支撑的社会需求总是正当这一前提假定是不真实的（因为有市场失败的可能），企业有搭便车的倾向，因此需要政府的投入来纠正。
即使政府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这也需要政府与市场的有效协调；而这始终会受到政府的信息费用的制约。因为无论政府如何信息灵通，它也不可能全面具体地了解社会的哪些部门有需求，需求多大，以及有支付意愿和能力的需求有多大。政府最多只能比较具体地了解它直接掌控的某些行业的信息，例如国防军工。因此，从理论上，以政府直接干预包括加大投入的方式来推动或提升科研产出的战略也许并不是很有效率的。
也许政府可以以其他方式来加大非货币的投入，或者吸引社会的投入，特别是在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