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在发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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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政府可以以其他方式来加大非货币的投入，或者吸引社会的投入，特别是在政府没有足够的货币投入之际。事实上，中国目前似乎就大量采取了这类措施，例如社会表彰或类似的措施。这样一些重视科研的措施尽管用意良好，可能也有某些收益，但是也带来了或可能带来某些负作用。例如，重视人才，至少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措施之一就是让一些科研相对比较优秀的人担任行政职务（包括科研机构的职务）、我的一个研究就发现，过去5年里中国法学界在法学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最多的50位学者，有超过2／5的正担任着各法律校院系的正副职务。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同前注1。社会职务（科技界或某个学界的代表）。这其实也是忘记了社会分工和人才的比较优势。尽管并非科研好的人都不能当“官”，但至少相当一部分科研人员并不适合当“官”，即使对他所熟悉的行当除了他自己的科研项目也未必有能力管理好；这种工作会大大挤占他的科研时间和精力，更不可能搞出精品；对于社会科学研究则可能更不利，职务往往会拴住学者，使他／她无法进行社会科学更需要的社会调查和田野研究，只能更多转向利用第二手的资料。而且，人都是有弱点的，即使是优秀的科学家、研究者也不例外。他／她们也会受到名誉地位的诱惑，特别是当遇到科研困难或因为年龄增长、能力开始衰落之际。如果既有的职位成就能给他／她带来超过继续研究可能带来的利益之际，他／她就可能“弃笔从戎”；我的同一研究也发现，在发表核心期刊论文最多的学者中，50岁以上的很少。同前注1。“由学入仕”。这还可能引发更多的学者“弃笔从戎”，以学术机构的职位竞争替代学术产出和产品的竞争。　　　　
　　　　不仅如此，这类措施还会带来其他问题，会使那些有管理能力的人不能充分发挥其管理的长处。由于学者未必有管理能力，于是就要设“常务”的副校长、副院长、副所长；这样一来，官多了，效率势必低了。许多擅长做行政的内心也会很失落，甚至问题更大，因为这不但会促使一些学者利用行政职务和权力来参与学术研究，甚至攫取学术地位，还会促使一部分身在科研机构但科研能力不足的人努力争取当科研机构的“官”。这种社会激励机制因此进一步混淆了学术行政管理和学术研究。当代中国之所以许多人一当官，“学问”就大起来了，作品就多起来了，作品就获奖了，就容易得到资助，这就是官学不分的后果。这是很糟糕的事，从各方面看都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真正的激励科研精品产出的战略一定得是以市场经济逻辑为导向的科研发展战略。注意，我讲的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而不只是一切都向“钱”看。首先是知识的需求和产出就总体而言应当由市场来决定；其次，市场经济的逻辑是社会分工，个体的自由选择、自由流动、自由组合以及自由竞争和淘汰，最终由社会公共选择来判断。所有其他的学术措施，包括学术规范、科研投入、集中攻关、学术导向等，都必须建立在这一最基本的制度基础上。　　　　
　　　　因此，学术产出制度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创造这样的社会制度条件和微观制度条件，让那些热爱研究、喜好创新并且这些研究和创新对于社会有积极的意义，为社会所需要的人更多可能获得研究的岗位，占据着这些岗位。从长期的发展来看，我认为，这个问题才是科研产出中人类可能有所作为的最为根本的制度问题，甚至是促进学术精品出现的惟一问题，即通过创设一套或是许多、相互配合的制度，使人们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让每个人都在他喜欢且最有能力履行的岗位上。这一点要比国家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可能更重要，因为只有当资金同恰当的人力资本结合之际，才可能真正产生效益。学术成果确实是钱堆出来的，但也不是只要堆了钱就出来了，因此堆钱也要看堆给谁了。　　　　
　　　　这样做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是最好的。对于个人来说，一个人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他／她就会如鱼得水，干柴烈火，是太幸福了。他／她不会只是为了努力而努力，不会为了刻苦而刻苦，他／她努力“工作”，因为这对于他／她自己就是愉悦。对于个人来说，这样的投入是最有效率的投入，因为他从工作本身已经获得了很多收益。我们在学校中，就常常会遇到这样的老师，他／她个人非常喜欢讲课，因为讲课不但可以充分展示个人的才学，更重要的是在讲课中，面对学生的提问，往往会获得新的启发；甚至有许多问题只有在讲课时才能有更好的（准确且易懂）语言表述，因此对他的论文撰写有帮助。在这里，这样的教员的个人投入回报率会高于其他教员，因此是有效率的。对于社会来说，这同样是有效率的。喜欢工作的人一般说来都会更少花心思去想待遇，想挣钱，想提拔或拉关系。这不仅因为他/她的注意力会更少在这一方面，而且因为在这方面花时间和心思都有机会成本的问题。这倒也不是说他／她不想出人头地，完全不想收益，但这种想法往往是工作的副产品，而不是他／她的主攻方向。有时，在一般人看来，他／她甚至会“不计报酬”，事实上是少计报酬，因为这个工作更有吸引力，做这份工作就已经是一份报酬了。这就是许多学者大家为什么不那么看重金钱、职位、地位、名誉的根本原因。而这种不看重又会反过来节约他的时间，节省了他的机会成本，从而更加“专心致志”，搞出精品。　　　　
　　　　而如果社会配置人员的位置不对，让一个不喜欢科研的人占据了科研的岗位，那么，如果你要想让他努力，就必须用更多的其他的收益来激励他从事科研，促使他搞出好产品，这些其他收益包括了工资收入、住房条件、科研条件、社会地位甚至行政职务等；甚至即使如此，他／她自己也未必总是能专心致志，因为正如上一节论证的，个人的偏好是不会因为激励的改变而改变的，能改变的只是某些行为方式而已。因此，即使行为有所改变，这对社会和他／她本人来说，都不是最有效率的投入和产出。　　　　
　　　　如果稍微具体一点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促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快社会的劳动分工，包括科研上的劳动分工，让那些喜欢和热爱研究问题的人占据研究的岗位，让喜好和热爱其他工作的人在社会中能找到他们的工作，不都挤在科研机构。应当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这一点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近年来的人才流动也正在加快我们社会的劳动分工。但是，这种状况还没有彻底的改观，至少在许多科研机构。当年计划经济条件下分配来搞科研工作的人有些并不适合也不很热爱科研工作，但目前还承担着这样的工作，甚至还担任着科研的领导工作或规划工作（因为这都是行政工作）。因此，一类人对科研并不爱好或不十分爱好，但不得不强打精神做科研，而另一类爱好科研的人又无法专心做科研。在学校，例如，有的人更热爱教学，教学效果也很不错，却并不适合科研，但是我们目前的体制要求至少在一些重点院校内，所有的教学人员都要搞科研。这就自然而然地会降低科研成果的总体水平，甚至一些人为了应付生活的压力，会采取一些违反学术道德甚至学术腐败的行为。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7节　学术制度：传统与批评

　　　　与社会劳动分工相联系的必然是学术竞争机制的完善和学术传统的形成。这对于多出学术产品和精品非常重要。其实，衡量学术精品的真正标准是学术传统，因为只有内行才能真正对学术成果作出恰当的评价。学术传统也还是一个学术信息的系统，只有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才能真正了解社会需求，才能形成市场价格，才能了解需要多少投入，才能够计算成本收益。而我们目前的科研评价标准或立项标准往往是社会的。我不是说社会的标准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的学术成果的最终标准必定是社会的。只有经历了长时间的社会考验的成果才可能是精品。但是鉴于这种长时段的评价往往不可能，特别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方面，甚至部分的自然科学成果也是如此（只有部分技术型产品可能会有即刻的评价），因此只能靠学术分工形成的学术传统内的学人来评价。否则陈景润的成果一定不被人理解，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在当代的宏大的现代化话语中也一定不被人接受。我们目前由于学术分工不明、学术传统不足，因此就总体而言学术评价机制比较糟糕。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被标签为“精品”，也很可能不精，有的甚至很糟糕。应当说，现在的学术评价体制从总体上看缺乏足够的学术公信力。　　　　
　　　　说到学术传统，可以说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尤为缺乏，特别是缺乏实证研究。一方面，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科学主要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进来的，而且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相对说来更需要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社会对基于经验和实证研究的知识需求也会增大，因此从总体上必然出现一个知识类型或知识格局的转变，即在通常的“文科”中，社会科学必将且应当有一个更大、也更快的发展。我们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本来就缺乏，而且由于缺少这种学术传统，我们目前有许多号称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其实太人文化，太哲学化，往往讨论一些抽象的理论、概念和命题。由于这些研究项目往往题目很大，有所谓的广阔的哲学关怀，又是从宏观上并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却往往容易获得现有的学术界的关注，甚至获奖，产生了不好的引导作用。相反，由于缺乏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那些真正细致的实证研究，会被认为“题目太小”，缺乏普遍意义，往往得不到真正的重视和推荐，甚至很难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持（而事实上，实证研究更需要经费支持）。而没有实证研究，所谓的理论研究或创新就只能是空对空，只能是对概念的注释，只能是玩文字游戏。甚至就这种所谓的科研成果展开认真的学术批评也很难，因为它大，也因为它空。　　　　
　　　　因此，这样分析的结论就是，极端一点，至少在一些基础性和创新性研究中，我甚至怀疑诸如精品战略这样的提法或与之相关的措施。所谓精品战略的基本假定是，我们可以事先知道什么研究可能出精品，出高水平的成果；并希图通过某些措施来促进“精品”的出现。但是在科研中，除了某些实用性研究（攻关），某些技术成果的转化，还可能采取这种战略，在基础性研究中，研究结果往往是高度不确定的。精品的确认一定需要时间和市场。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往往年事已高，但令其获奖的作品却是其年轻时的成果。这表明，基础性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成果评价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说时间其实还不准确，时间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它代表的是学术市场的竞争。只有那些在学术竞争中存活下来的时间长才可能是精品。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看到，有时学术传统和同行评价也都不是可靠的。一个学科传统有时也会构成一种偏见，需要新的学术增长点，需要加入新的知识和传统，需要交叉学科。真正可靠的评价标准可能是时间。因此，强调出精品的思路中或多或少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因素。　　　　
　　　　我并不是不急功近利，只是知道有些研究不可能急功近利，否则是既无功也无利。如果我们真正想出精品，要急功近利，那么可能惟一真正有效的标准就是劳动分工体制和由此形成的广义的市场（包括学术的市场）以及竞争。但这样一来，我就又回到了我开始的观点了。　　　　
　　　　注意，学术传统的建立是在竞争中产生的。这种竞争一方面是社会需求，这是外部制度制约；而另一方面就是学科内部的批评。目前国内的学术批评特别是社会科学界是很不够的。这首先是因为学术批评曾经是一种剥夺学者政治和学术生命的武器。恶劣的记忆带来了至少是两种禁忌，一是警惕任何批评，特别是那些可能具有政治意味的，一遇到这种批评，就会警觉起来，力求不让这种批评发生；二是自己也不愿批评了，既然批评已经被糟蹋了，也就自觉不做那些有嫌疑犯忌讳的事了，这叫做“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需要时间，但也更需要学术的批评来改变这种状况和心态。批评多了，可能也就不觉得什么了。其次，是因为中国学术群体还太小，流动性也很小，计划经济的痕迹在学术界留下了很重的印记，因此中国学术界基本上都是一个熟人圈子。这个熟人圈严重阻碍了学科内部的批评。只要稍微留心一点，就会发现，近年来，人文社科学界的几次批评和交锋几乎都是跨学科，跨单位的。例如葛剑雄、曹树基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的批评，“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历史研究》；1998年1期；曹树基对王铭铭的批评，曹树基：“中国村落研究的东西方对话评王铭铭的《社区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1期，页119…133；有关“长江《读书奖》”的争论，请看，中华读书网［编］：《学术权力与民主：“长江〈读书〉奖〃论争备忘》，鹭江出版社，2000年；对经济学家例如盛洪和樊纲的批评，请看，秦晖：“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姚新勇：〃‘不道德’的经济学的道德误区，〃《读书》；1998年11期。　　　　
　　　　因此，增加学术的产出，增加学术批评的数量居然成了展开学术批评的一个重要条件。表面看来，这似乎没有道理。但是有道理的。产出多了，关注点势必也会多了，即使有批评，大家也不会只关注一点，学术批评的压力就自然而然减小了。人一多，大家的关系也就不可能都那么铁，那么“哥们”，也就拉得下面子批评了；久而久之，熟人之间也会展开和接受批评，不会认为是“找茬”、“挑刺”了。　　　　
　　　　甚至，更大量的产出，哪怕不都是精品，还有维系和支持这个学术竞争和批评制度的意义。多了，人们的鉴别力才能得以提高。事实上，人们并不是通过读少量的精品来培养其鉴别力的，而是通过比较培养起鉴别力的，这样才可能发现流派，并促成传统。分类的出现其实与数量有很大的关系，而不仅是与差别有关。还必须指出，“一将功成万骨枯”，在科研上也是如此的。大量的非精品和最终的少量精品特别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同时存在，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判断），而且是必要的（规范性判断）。因为，只有在大量的科研成果的竞争和演化中，才可能最终涌现公认的“精品”。因此，在改革现有科研体制的前提下，更大量的投入，吸引更广泛的人参加科研，产出更多的哪怕是粗等的产品，但只要不是自我复制，只要是逐步推进，那这就是精品出现的前提。而且，也就在大量的产品竞争中，才可能形成流派。“独孤求败”是不可能有进步的，其实是一种悲哀。


第四部分　学术产出的制度问题第28节　小结

　　　　中国社会，包括许多学者，不知道是由于道德传统，由于传统社会中无法避免的知识垄断，还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