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在发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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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1994年。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法学著作翻译是相当分散和零散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能够翻译的人才很少，可接触到的外文法学著作也很少，出版途径也很不畅通。因此，尽管当时由于中国还没有加入相关的版权公约，国内也还没有制定版权法，但是，翻译出版的法学著作（包括法典）仍然很少。
1980年代末开始了外国法学著作的系统翻译，并且从1990年代初开始出版。从这时开始，翻译者基本完全是年轻一代的学人。最早的是1990年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世界法学汉译名著》。斯坦、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1990年；菲利：《犯罪社会学》，郭建安译，1990年；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1991年；边沁：《法理论：刑法典原理》，孙力等译，1993年。但是尽管这一译丛的名字很大，但影响并不大，因为翻译的种类很少（仅仅四种）。接着就是由江平挂帅的《外国法律文库》；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1993年；密尔松：《普通法的历史基础》，李显冬等译，1999年；莫里斯：《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李双元等译，1998年；霍恩、科茨、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楚建译，1996年；加罗法洛：《犯罪学》，耿伟、王新译，1996年；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1996年；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1997年；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1996年；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1996年；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3卷），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2000年；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1997年；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1996年；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程家瑞［编］，赵秀文选译，1993年；魏伊丝：《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国际法、共同遗产与世代间衡平》，汪劲、于方、王鑫海译，2000年；吉尔摩、布莱克：《海商法》，杨召南、毛俊纯、王君粹译，2000年；科宾：《科宾论合同》；王卫国、徐国栋、夏登峻译，1997年；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1993年；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1995年；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1998年；韦德：《行政法》，徐炳译，1997年；盖斯特：《英国合同法与案例》、张文镇等译，1998年；詹宁斯、瓦茨［修订］：《奥本海国际法》，王铁崖等译，1995年；劳森、拉登：《财产法》，施天涛等译，1998年；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希尔斯、莱因斯坦英译，张乃根译，1998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黄道秀等译，1999年；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1999年。从1993年出版第一本著作，至今已超过10年，但是一共才出版了约25种，平均每年只出版2。5种。1992年之后，中国的法学著作和法典的翻译均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仅就法学著作的译丛而言，就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后陆续推出诸多罗马法译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1992年；格罗素：《罗马法史》，黄风译，1994年；斯奇巴尼［选编］：《司法管辖权审判、诉讼》，黄风译，1992年；《正义和法》，黄风译，1992年；《债契约之债》，丁玫译，1992年；《债私犯之债，阿奎利亚法》，米健译，1994年；《民法大全选译，II家庭》，费安玲译，1995年；《人法》；黄风译，1995年；《遗产继承》，费安玲译，1995年。1994年推出的由季卫东、贺卫方、张志铭主编的《当代法学名著译丛》（原定10种，后出版9种）；诺内特、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1994年；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1994年；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唐越、苏力译，1994年；弗里德曼：《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李琼英、林欣译，1994年；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1994年；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关于现代契约关系的探讨》，雷喜宁、潘勤译，1994年；麦考密克、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1994年；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1994年；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申政武等译，1994年。1997年由三联书店推出的由梁治平、贺卫方主编的《宪政译丛》（共11种，已出齐）；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1996年；亨金：《宪政·民主·对外事务》，邓正来译，1996年；亨金、罗森塔尔［编］：《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郑戈、赵晓力等译，1996年；詹宁斯：《法与宪法》，龚祥瑞、侯健译，1997年；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张志铭译，1997年；罗森鲍姆［编］：《宪政的哲学之维》，郑戈、刘茂林译，1997年；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1997年；埃尔斯特、斯莱格斯塔德［编］：《宪政与民主：理性与社会变迁研究》，潘勤、谢鹏程译，1997年；埃尔金、索乌坦［编］：《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周叶谦译，1997年；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译，1997年；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周勇、王丽芝译，1997年。1999年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由罗豪才主编的《公法名著译丛》（已出6种）；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1999年；奥里乌：《行政法与公法精要》，龚觅等译，1999年；
第二部分 法学著作的翻译第11节 概况（2）
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冷静译，1999年；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2002年；洛克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2002年；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2002年。由法律出版社推出的丹宁著作6种；分别为《法律的训诫》，杨百揆、刘庸安、丁健译，1999年；《法律的正当程序》，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1999年；《法律的界碑》，刘庸安、张弘译，1999年；《法律的未来》，刘庸安、张文镇译，1999年；《家庭故事》，刘庸安译，2000年；以及《最后的篇章》，刘庸安、李燕译，2000年。2000年由法律出版社推出的、由米健主持的《当代德国法学名著》丛书（现已出7种）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2000年；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学告别演讲》，米健译，2001年；克斯勒：《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郭锋译，2000年；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2000年；雅科布斯：《规范·人格体·社会法哲学前思》，冯军译，2001年；克茨：《欧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等译，2001年；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2002年。以及《牛津法学教科书译丛》；阿狄亚：《合同法导论》，赵旭东等译，2002年；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2002年；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等译，2001年；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2000年。2001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由苏力主编的《波斯纳文丛》（共11种，已出齐）、波斯纳：《法律学问题》，苏力译，2001年；《超越法律》，苏力译，2001年；《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苏力译，2001年；《性与理性》，苏力译，2002年；《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2002年；《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邓海平译，2002年；《衰老与老龄》，周云译，2002年；《法律与文学》，李国庆译，2002年；《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2002年；《法律理论的前沿》，武欣、凌斌译，2003年；以及《反托拉斯法》，孙秋宁译，2003年。由江平挂帅的《美国法律文库》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2001年；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2001年；列维：《法律推理引论》，庄重译，2002年；卢埃林：《普通法传统》，陈绪纲、史大晓、仝宗锦译，2002年；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正义》，金朝武、胡爱平、乔聪启译，2002年；布莱斯特等［编著］：《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张千帆等译，2002年；埃里克森：《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2003年。和罗马法翻译系列，优士丁尼：《买卖契约》，刘家安译，2001年；斯奇巴尼［选编］：《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费安玲译，2001年；斯奇巴尼［选编］：《物与物权》，范怀俊译，2000年；斯奇巴尼［选编］：《契约之债与准契约之债》，丁玫译，1998年。由中国法制出版社推出的由许章润、舒国氵莹主编的《西方法哲学文库》（已出3种）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2001年；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董炯、彭冰译，2002年；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2002年。以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起推出的《世界法学名著译丛》（已出两种）。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2001年；德沃金：《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刘丽君译、林燕平校，2001年。此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推出的《比较法学丛书》中也有数种翻译著作。达维：《英国法与法国法：一种实质性比较》，潘华仿、高鸿钧、贺卫方译，2002年；格罗斯菲尔德：《比较法的力量与弱点》，孙世彦、姚建宗译，2002年。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丛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但仍然有许多独立的然而是重要的翻译。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德肖微茨：《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1994年；边沁：《政府片论》，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解兴权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李双元、张茂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庞德：《普通法的精神》，唐前宏、廖湘文、高雪原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波斯纳：《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与审判》，彭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克罗曼：《迷失的律师法律职业理想的衰落》，周战超、石新中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其中有些单独的一本著作，就其规模而言则至少相当一套丛书，例如新近由法律出版社推出的、由许明月主持编译的《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字数达到了480万字，皮特·纽曼［主编］：《新帕尔格雷夫法经济学大辞典》（3卷），许明月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在所有译丛中，其规模仅次于已出版的《外国法律文库》。
从上面的简单回顾，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法学著作的翻译基本上集中在过去10年，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法学对外全面开放的10年。这种状况首先与1992年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关。但同时也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学成为显学，市场对法学著作需求激增，中国社会稳定，人们的经济消费能力增加有关，也与前10年的法学教育培养了一批新译者等诸多社会条件有关。因此，只要中国社会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就可望法学翻译在至少下一个10年里继续有较大发展。
尽管有这许多翻译，但一个简单的回顾会显示，我们仍然缺失一些重要的翻译。例如，仅就美国法学家而言，就缺少了霍姆斯的《普通法》以及他的其他重要著作；又比如，朗·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是国内学者经常引用的，也公认是一部重要著作，但是至今没有翻译过来。至于其他国家的重要学者，错失的则可能更多。好在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长期以来重视罗马法原作和研究著作的翻译，并且在米健的推动下，正开始系统翻译当代德国法学著作。《公法译丛》也明显关注了法国公法著作的翻译。还有许多学者更关注并且已经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法典。因此，我们可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更好更多的法学著作的翻译。
最后，也许必须强调的是，其他学界的翻译者也翻译了一些对法学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几乎已经成为法学学者常引的著作，例如哲学界的罗尔斯的《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万民法》等，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万民法》，张晓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以及《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999年；赫施：《解释的有效性》，王才勇译，三联书店，1991年。尼采的众多著作，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著作，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文跃然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新制度经济学的一系列译著，例如科斯、贝克尔、德姆塞茨、巴泽尔、诺思、威廉姆森的著作对当代中国法学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译，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盛洪、陈郁译校，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陈昕［主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王业宇、陈琪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陈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费方域、段毅才译，1997年；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威廉姆森：《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张群群、黄涛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社会学界的福柯、例如，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第2版，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年。布迪厄例如，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以及人类学家吉尔兹例如，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ND043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的著作都对法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中国当代的法学界已经开始了同其他学界的知识交叉和交流。
第二部分 法学著作的翻译第12节 问题之一：译什么？
尽管成就很大，但是我认为还有许多问题必须研究，而不能限于讨论从先前的翻译理论中演绎出来的问题；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和变化了的社会条件，提出中国法学翻译（其实也可能是许多学科的翻译）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在翻译理论和实践的互动中提出新的翻译理论。下面几节将分别讨论一些初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