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面料-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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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约12世纪中叶纹章出现后，仆人衣服上的条纹与纹章的规则有了某种结合。为领主服务的仆役和军官的衣服上的双色条纹开始与领主纹章的颜色相一致，即使领主的纹章中并无条纹图案。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了以后人们所说的号衣。此外，渐渐地在颜色各半的纹章图案服装—也是说分为上下两半不同颜色的服装—与条纹服装之间形成了相等关系。这种相等关系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对于仆役的号衣以及前面谈论过的被社会排斥的人和被天主弃绝的人所穿的服装来说都成立［42］。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今天的人们已经不这样看了），从结构的角度看，在强调简单的双色（颜色各半）与两种颜色交替出现的双色（条纹）之间的同一性方面它具有代表性。它还有很强的借代性，因为可以只是衣服的一部分是条纹的或颜色各半的，却相当于整件衣服都是条纹的。紧身长裤和袖子常常就是这种情况。颜色各半的紧身长裤（想想圣人约瑟夫吧）或袖子足以强调反面特征，不管是道德方面的还是社会方面的。在中世纪的文化中，部分总是相当于整体。　　　　
　　　　在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叶之间，仆人的条纹最为流行。不但男人穿，女人也穿。在画像中身穿条纹罩衣、长裙或围裙的女仆比比皆是，同样常见的，特别是1500年左右，是画上穿条纹衣服的侍从、仆人和黑奴。在这里仆人的条纹还有一层异国情调的重要含义。这一现象首先出现在意大利，还有威尼斯，威尼斯大贵族从非洲运来一些年轻人做宫奴［43］。非洲色彩很快成为时尚，在半岛大部分地区流行开来，随后流行到阿尔卑斯山另一边。每个宫廷都有它的“黑奴”，人们喜欢给他们穿上条纹服装。这表示他们来自东方（在中世纪人看来，非洲在东方），是异教徒出身和仆人身份。尽管在1560～1580年以后这种做法一度降温，但在17～19世纪再度流行。　　　　
　　　　仆从地位在条纹与黑人之间建立起的联系在绘画和版画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从15世纪末开始，例如，在“崇拜三王”场景中，黑人之王多半被穿上条纹服装［44］。在16世纪，这成为真正的肖像标志。巴尔塔扎*既不是奴隶也不是社会地位低下的人，而正好相反，不过习俗渐渐将条纹衣服和非洲人联系在一起，无论其社会地位如何。因此像委罗内斯这样的画家从不会忘记给他笔下的黑人画上条纹服装或者—这是自成一体的大艺术家的独到之处—在黑人旁边画上一个穿条纹服装的人。　　　　
　　　　黑人与条纹之间的这种联系在雕刻、戏剧和所有需要化妆的演出或仪式中有特别长的生命力。在现代只需穿上条纹服装就能把自己变成“野蛮人”，就能破坏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服装上的条纹甚至超越了非洲范围，变成了一切异国情调的形式或停留在自然状态的生活的统一标志［45］。美洲印第安人以及随后的大西洋土著人也被描述为带条纹的，或者是在他们的衣服上，或者是在他们的纹身图案中。对西方人来说，条纹，至少某种条纹，已经变成了那些被认为是最不“文明”的民族必不可少的标记。　　　　
　　　　仆人的条纹并未因此消失。不管是否与纹章有关，它以号衣为载体穿越整个旧制度时代并通过条纹背心的接力一直存续到本世纪中叶。条纹背心诞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通常是黄色和黑色相间的，在欧洲和美国很快成为随身男仆和膳食总管的特殊标志［46］。今天穿条纹背心有点儿过时了，但在电影、漫画和连环画中还时常能看到，在这三个创作领域中服装特点起着重要作用。有了竖条纹背心，一位膳食总管就不能不被看做是膳食总管。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哈多克船长的膳食总管内斯特，这是埃尔热在《丁丁历险记》中塑造的人物。不管是在什么场合，内斯特总是穿着他的条纹背心。　　　　
　　　　在上个世纪末的英国，穿这样背心的仆人有一个外号叫“老虎”，这常常是指非洲人。仆人的条纹、异国情调的条纹和动物的条纹（猫的条纹）合并为一种隐喻，多少有点儿贬义色彩。很久以来主人的房间里已经不再有“老虎”了，但一直到20世纪中叶还能在广告中看到他们。　　　　
　　　　中世纪的条纹和旧制度时代的号衣的另一种延续是在制服中。首先是平民的制服（猎场看守人、市政主管官员、各种低级公务员），随后是军服，在这里，条纹和纹章又一次结合在一起，为的是建立象征体系，组织团体，区分这些团体内部个人的地位。在军人中是“Landsknechte”（这个词的法语翻译可以直译为：“国家的仆人”，即为大国效劳的德国雇佣兵）从15世纪开始首先使用条纹服装将自己与别人区分开来。从17世纪开始，当制服（现代意义上的制服）真正诞生时，军人的条纹与各种旗标、旗帜、旌旗一起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的许多军团中流行开来。稍后我们再来看看它是如何通过另一途径触及海军的。　　　　
　　　　


三、从横条纹到竖条纹和弯曲条纹（16—19世纪）从仆人的到罗曼蒂克的

　　　　与在整个旧制度时代长盛不衰的仆人的条纹并存的另一类条纹在近代流行开来，它不再是魔鬼般的或贬义的，正好相反它是褒义的，这是贵族的条纹，有时是上流社会的条纹，是品味高雅的条纹。从16世纪开始一直流行了几十年，后来盛行于18世纪后半叶前罗曼蒂克时期。这类条纹首先出现在衣服上，后来，逐渐出现在其他纺织物载体上，特别是家具布上。　　　　
　　　　事实上，从中世纪末期开始这一现象已在意大利北部的好几个城市中孕育。在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将近14世纪中叶时大瘟疫刚刚过去，历经艰难后生存下来的喜悦驱使年青贵族和有钱绅士们去追逐各种奇装异服。在这些奇装异服中最重要的一类就是带条纹图案的服装。这些条纹主要出现在袖子上和紧身长裤上，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不是横条纹，就像人们强加给被社会排斥的人和被天主弃绝的人的横条纹一样，而是竖条纹。这种改变或多或少减少了穿条纹衣服仍然并且永远招致的非议，但还不足以完全堵住人们的嘴。破坏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的含义—那些有此表现的人大概想要这么做—仍然明显面对法律和权威［47］。这一新形式不可能长久存在，在1380年以后它已经较为少见了，但并未完全消失。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它仍然受到冷落，当时古板的勃艮第宫廷把它的价值准则及对礼仪及服装的“领导”强加给整个欧洲。直到这一世纪末，特别是1500年左右，竖条纹的形式才再次流行。首先是在德国，随后是在意大利，再后来是在法国和英国。时代变了，这些“时髦的”条纹不再像以前的条纹一样蒙受耻辱。有几位君主甚至作出榜样，穿上条纹的紧身短上衣或紧身长裤让人画像（例如克卢埃为弗朗索瓦一世画的像以及荷尔拜因为亨利八世画的像）。王储们争相仿效，竖条纹成为贵族的条纹，而横条纹仍然主要是仆人的条纹。只有继承了勃艮第的严肃风格的西班牙宫廷抗拒这一普遍潮流，竖条纹的第一次高潮大约出现在1520年左右。随后，新教改革、战争、经济困难、政局动荡、宗教纷争、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这些都为更严肃和更正规的服装的回归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些服装上花里胡哨的条纹无立足之地。［48］　　　　
　　　　17世纪上半叶二三十年代时条纹突然卷土重来。2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西班牙时尚在服装中打开了一个小小的游戏的口子，条纹试图插入其中，特别是在男式服装中（袖子、燕尾服、紧身长裤）。这些条纹一般都是深色的，是赭石色和褐色交替、黑色和紫色交替，有时是绿色和金色交替。这一形式只涉及贵族并且没有持续多久。它与三十年战争一同结束，时间是接近这一世纪中期时，德国雇佣兵以及他们的斑纹服装也许推动了条纹的流行，但或许也是使它受到诋毁的原因之一［49］。　　　　
　　　　随之而来的是一段长长的没有条纹的时期，小小的例外是世纪末的宫廷长袍和女装配件。不过法国的传统品味及意大利或日耳曼的巴罗克风格都不对条纹表面或服装发生兴趣。只是对东方和土耳其的某种好感时不时地强调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条纹。　　　　
　　　　在摄政时期的法国，随后将近18世纪中叶时几乎在整个欧洲，条纹较为普遍了。当时人们喜欢装扮成苏丹或苏丹王妃，一块条纹织物就足以给服装增添东方色彩。　　　　
　　　　在1775年以后一切都变了。在美国独立战争的10年中，一代人之前还很少见和具有异国情调的条纹开始侵入服装、织物、象征物和装饰物的领域。这是罗曼蒂克的条纹和革命的条纹的开端，它诞生于新世界，但将在旧欧洲的土地上找到特别肥沃的土壤。事实上这是一种规模宏大的现象的前兆，这一现象将持续半个多世纪，涉及所有社会阶层，并将彻底改变条纹及条纹表面的视觉地位和文化地位。　　　　
　　　　自中世纪以来条纹一直具有的贬义性得以削弱，这有利于新类型条纹的涌现。这种贬义性并未完全消失—稍后我们会看到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它是如何继续存在的—在17世纪还比较突出，到18世纪不那么明显和普遍了。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自然主义者们有关斑马和在价值体系中给予这种动物的地位的论述。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动物学家们把这种“野驴”看做是危险的和不完美的甚至是不洁净的动物，但布丰却把斑马看做是最和谐的动物之一：“斑马在所有四蹄动物中或许是身材最好、穿着最优雅的动物，它有马的外形和优雅、鹿的轻盈以及黑道和白道相间的条纹皮毛，条纹的分布是如此规律和对称，似乎是大自然用尺子和圆规给它画上的。黑白交替的细条纹互相平行、轮廓分明，就像条纹衣料上的长条一样，十分奇特；条纹不仅分布在身体上，而且还分布在脑袋、屁股和腿上，甚至在耳朵和尾巴上。雌性斑马的条纹是黑色和白色相间，雄性斑马的条纹是黑色和黄色相间，不论雌雄，短而细并且茂密的毛都呈现出鲜亮的颜色，光泽使得颜色更加美丽［50］。”　　　　
　　　　布丰是启蒙运动之子，条纹不会令他感到焦虑也不会让他觉得厌恶，这与他的前辈们不一样。相反，条纹令他惊讶，令他着迷，正如后来令他的读者和同时代人惊讶和着迷一样。当然，条纹的罗曼蒂克色彩成为时尚既不归因于布丰也不归因于《自然史》，不过这部著作完全证实了对待条纹的新态度：条纹可以开始流行了。　　　　
　　　　流行起源于18世纪70年代末法国及那些仇视英国的国家的亲美情绪。美国独立战争也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有13道红色和白色条纹，代表反抗英国王权的13个殖民地的美国国旗是自由的写照和新观念的象征［51］。条纹因而很快获得了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地位：穿在身上、戴在身上、挂在家里或外面，可以表达自己敌视英国或赞同自由运动。不过，显而易见，这也是一种着装潮流，不管是在法国还是在欧洲都迅速地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即使是一开始被当做靶子的英国，在18世纪80年代末也“穿上了条纹”。从那以后，在古老的大陆上到处都能看见条纹：长衫、上衣、男式齐膝紧身外衣、大衣、男式礼服、背心、衬裙、女式短上衣、短裤、短袜、长裤、围裙、饰带、披肩，不管是在宫廷还是在乡村，大部分衣服都是或可以是条纹的。贵族的条纹和农民的条纹有时共存，有时混同，正如在画家和雕刻家留下众多证据的田园和乡村场景中一样。　　　　
　　　　条纹的新形式从服装领域逐渐扩展到室内装饰和家具布置的领域：壁橱、门帘、挂毯、家具和各种床单、被单上都有了这种与前一个时代的花环、小花纹以及中国工艺品风格不同的朴实的规则图案，因为新古典主义的品味也有利于条纹的流行。这些条纹是垂直的细条纹，颜色比16或17世纪更明快。常见的组合是红色—白色、蓝色—白色、绿色—白色、绿色—黄色。条纹使房间显得开阔，能够活跃气氛，令它所依附的表面焕发光彩。在法国的装饰艺术领域，路易十六时期的风格已经终结，督政府时期的风格主要是大量使用条纹［52］。　　　　
　　　　事实上，几年来在人们的意识中条纹已经成了正在进行的大革命的象征　。　　　　
　　　　


三、从横条纹到竖条纹和弯曲条纹（16—19世纪）革命的条纹

　　　　很难断定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大量使用条纹和条纹表面，以致后者最终与束棒、梭镖、红白蓝三色标志、玛丽亚娜的形象和自由女神的帽子一同进入了象征图集。在1989年，大革命200周年的纪念日，所有仪式，所有表现大革命的场面都大量使用条纹物品、衣服和织物。没有条纹就没有革命的气氛。两个世纪以来，在绘画、雕塑、画册、戏剧及后来的电影、电视、连环画中，一切革命的装饰都是带条纹的装饰，所有爱国者或无产者都穿条纹背心或长裤。是否可以从中看出魔鬼的、江湖艺人的或刽子手的条纹残留的影子，他们三个—像无产者一样—都是现行秩序的破坏者？是否可以以逆推的方式对巴士底狱的栅栏、恐怖时代监狱的栅栏与大革命时期的人如此热衷的服装条纹进行既带梦幻色彩又如几何学般精确的对比？　　　　
　　　　然而，18世纪末的条纹既不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也不是它的专利。我们刚才介绍过它来自美国（直到今天，条纹还处处保留了某种美国式的内涵）并且在1789年以前开始流行于旧大陆。一开始这一现象远远超出了法国的范围。此外，在法国，一直到宣布成立共和国，穿条纹服装的人既有旧制度的捍卫者，也有新时代的拥护者。那么，从这一天起，它是如何变成专门宣扬共和、爱国、甚至起义思想的呢？　　　　
　　　　首先是因为红白蓝三色标志和三色旗。两者都是条纹表面，但不同于传统的条纹（它们是三色而不是双色，是一个序列而不是重复出现的序列），不过在节奏上有相同的价值和感觉。红白蓝三色标志在视觉上与靶子类似，通常由三条同心条纹组成（有时序列重复两次），它从中心处获得活力，似乎能让它所依附的载体运动起来。比起单色来，人们从远处，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它，然而它却是扛在人们身上的，是名符其实的“徽章”。　　　　
　　　　自1789年7月17日起被巴黎起义者采用后—是在什么情况下和因什么原因被采用还不清楚，尽管拉斐德在其《回忆录》［53］中对此有论述—这种红白蓝三色标志很快便成为国家自卫队的标志，随着这一标志的流行，它被解释为国民统一的象征。某些爱国的注释者甚至在三种颜色中看出了对国家三个阶层的暗示［54］。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巩固了这一观点，三色装饰和标志获得了特殊荣誉，其中红白蓝三色标志占第一位。国民公会规定在许多场合中必须使用红白蓝三色标志。它似乎成了新制度的近乎神圣的官方象征物：扯掉或亵渎这一标志是对国家和祖国犯罪，会受到极其严厉的惩处。出售除红白蓝三色标志以外的国籍标志的要被处以极刑。　　　　
　　　　相反，三色旗是后来才真正获得正式地位的。此外，从大卫的画中可知，它是根据1794年1月15日山岳派国民公会的法令确定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一法令才得以落实。横条纹与竖条纹继续抗衡了好几年，在后一种布局中，靠近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