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的面料-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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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确定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一法令才得以落实。横条纹与竖条纹继续抗衡了好几年，在后一种布局中，靠近旗杆的位置有时是红色的，有时是蓝色的，有时是白色的，直到执政府时期才最终确定下来［55］。
不过，很久以来，三种颜色已经同时成为革命中的法国的标志和象征。三种颜色的搭配出现在各种载体上：国籍标志、旗帜、国籍旗，还有绶带、肩带（从1790年5月开始市长们从议会那里接受三色肩带）、羽饰、翎毛、华盖、帐篷、壁衣等等，在各种装饰昙花一现的大革命时期，织物载体却一直最受重视。因此，意识形态的象征物可以与衣服形式相结合并把衣服变成宣传工具。特别是因为许多革命者希望将平等的观念甚至扩大到服装领域并且梦想着所有公民都穿同样的条纹衣服。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在1789年之前就已使用，但工匠或农民的红白条纹长裤和背心，如同女裁缝或洗衣妇的蓝白条纹裙子和围裙一样，是在这个日子以后才真正成为服务于爱国主义观念的“制服”的。穿条纹服装，这不但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公民责任感，而且还为了标榜自己信仰某些时髦思想的牢固的社会准则。在旧有的形式、结构和颜色上，大革命移植了新的含义。发型和衣服都像旧制度时代人的罗伯斯庇尔在1789年以前可能就已经穿上他那件著名的条纹礼服了。不过，自1792年起，这件未作任何改动的条纹礼服获得了重要的象征意义。
无论如何，大革命时期是条纹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条纹不但广为流行，而且还有了更多更新的形式。例如，蓝白红三色的流行使得条纹有了以前罕见而以后常见的三种颜色的排列形式。织物和衣服上的条纹可以有三种、四种、甚至五种颜色，其基本属性不变：它们都是由交替序列构成的节奏。
不过，或许是在象征和标志领域法国大革命的催化和革新作用最为彻底和持久。在旧纹章的基础上，革命的标志促进了以条纹为基础的象征形式的流行。一开始，蓝白红三色旗成为范型，在世界各地产生了许多三色模仿品，它们是独立和自由的象征。随后，几乎全欧洲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机构都采用比过去的动植物纹章图案更易于使用和制作的条纹几何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志，军队尤其喜欢使用条纹图案。最后，这些条纹符号和标志突破国家和国家机构的领域，进入了商业公司、私营企业、娱乐和体育领域。由于法国大革命，条纹成为并且始终是突出的标志。
除此之外，大量使用徽章和制服的执政府和第一帝国在几年间还发掘了条纹的异国情调和装饰的特点：这是“回归埃及”条纹大流行的时期，在1799～1888年间，这类条纹深受人们青睐，西方的形式（更具体地说是法国的形式）与东方的装饰（或所谓的东方装饰）又一次结合在了一起。确实，督政府大大促进了在室内装饰中使用“罗曼蒂克”的条纹，但19世纪初条纹在法国的使用几乎是刻板的。当时条纹部分放弃了服装，只在墙壁和家具布上展现自己。在执政府时期，在家里支起“埃及风格”的条纹帐篷，在帐篷里吃饭，睡觉或者招待朋友，这是上流社会再风雅不过的事［56］。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结合—帐篷与条纹的结合—延续了数个世纪：不但在中世纪的细密画上而且在当代的海滨浴场上都可以看到。帐篷—如同与空气和风接触的所有织物和物品一样—与条纹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无论条纹是装饰性的、功能性的、象征性的还是制作方式所强加的［57］。
事实上，织物的条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纺织方式的限制，它在某个时代、某个领域、某种载体上的流行也必然与技术史发生联系。毫无疑问从1770年开始纺线和编织的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詹姆斯·赫格里夫斯的纺纱机、塞缪尔·克朗普顿的靳尼纺纱机、还有约瑟夫…玛丽·雅卡尔的织布机），这有利于条纹织物在服装、陈设、装饰领域的普及。技术和象征总是相互关联，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条纹的观念完全得益于工业革命的发展。
在墙上，竖条纹的流行一直延续到帝国灭亡之后。失去了一切思想内容，甚至一切东方含义的条纹仍然经常出现在法国王朝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初期。这其中有一个“物理的”原因：竖条纹似乎能扩大空间。复辟时期及督政府时期的套房天花板很低并且由一系列小房间组成。这些套房大量使用条纹壁纸。此外，还可以思考一下有时在封建城堡的大客厅的墙上可以看到的横条纹装饰是否有类似的但相反的作用，即降低天花板的高度，并且给人以空间小的幻觉。也许中世纪人的眼光在文化上已经习惯于（因为显而易见这涉及文化现象，狭义的文化，而非生物或生理现象）将竖条纹看做似乎能够延长其载体的图案而将横条纹看做似乎能够产生相反效果的图案［58］。
三、从横条纹到竖条纹和弯曲条纹（16—19世纪）划线和惩罚
罗曼蒂克的条纹（在此基础上突然产生了革命的条纹）标志着条纹和条纹织物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阶段。从此，不但织物的条纹既可以是竖条纹也可以是横条纹，而且还可以并且主要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与中世纪不同，穿条纹衣服的人不一定是被社会排斥的人或被天主弃绝的人。
这一新特性在罗曼蒂克时期结束后遗留下来，经过几十年，一直延续至今。不过，坏条纹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今天的特征就是，以同一表面结构为依据的两个相互对立的价值体系同时存在。自18世纪末开始，条纹就是或者褒义的，或者贬义的，或者既有褒义又有贬义的。总之，它从来就不是中性的。本书最后几节要讨论的就是这两个价值体系。为了不打断长长的线索，我们首先回到坏的条纹，这是从封建时期起我们就已熟悉的用于表现反面人物或性格的条纹。
在我们现代人的想像中，一个穿条纹服装的人可能与各种职业或社会身份有关。但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囚犯的身份，特别是如果是颜色对比强烈的宽条纹时。当然在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再有囚犯穿如此滑稽的服装［59］，但我们对这样的服装仍有十分强烈的印象，以至仍把它看成是一种标志甚至范型。连环画—用代码和超级代码表示的图画故事—几乎无一例外地给它所描绘的惯犯、苦役犯和流刑犯穿上条纹长衣或衬衫，这并非没有道理。对讲法语的读者来说，最有名的例子是《幸运的卢克历险记》，在那里面，从1950年起，既可怕又可笑的多尔顿兄弟始终穿着黄色和黑色条纹衬衫。这样一件衣服足以表明他们是逃出监狱或苦役犯监狱的不法之徒。与连环画的代码相类似的广告同样也还在描绘这样的人物，使得与现实不再相符的穿条纹服装的囚犯或苦役犯的范型得以延续。
然而囚犯和苦役犯所穿的条纹服装的真实历史难以追述［60］。似乎仍然起源于非洲，约1760年在新世界（马里兰，宾夕法尼亚）的感化院里首次出现了这种服装。总之，不可能是反抗英国王权的殖民地（以及后来的法国革命者）特意将它变成追求自由的起义者的象征性服装的。随后，几十年间，在澳大利亚、西伯利亚，甚至土耳其帝国的好些苦役犯监狱里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服装。相反，法国的苦役犯监狱从不使用这种服装，它们更愿意给苦役犯穿上红色外套而不是条纹长衣［61］。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用意都一样：即如同在中世纪一样，进行区分以便强调穿这样衣服的人是不法之徒，是不容于社会的。
红的单色和双色的条纹在功能上具有等同性，这一点很有意思，原因不只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时间是明确的：这样的等同不可能发生在中世纪，甚至16世纪，由于穿红色衣服的人太多，因而构不成区别［62］。相反，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它体现了红色与条纹及杂色之间几乎绝对的永恒联系。它们都是“醒目的”、刺眼的，甚至活跃的。法国苦役犯的红色外套常常与赭石色或褐色长裤搭配，有时与绿色无边软帽（给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囚犯戴的）搭配，并且外套上的黄色长袖可以用来区分惯犯［63］。所有囚犯从远处就能看到，他们区别于看守人，属于一个群体，在逃离监狱或集中营时容易被发现。条纹和杂色完全符合这些要求，因此它们是等同的。另外我们在谈到中世纪的服装条纹的指示作用时已经多次发现这种等同性。不过我得承认还没有发现可以将现代苦役犯和流放犯的服装与中世纪社会被放逐者的服装联系在一起的具体线索—物质的或制度的。在思想、感觉、想像和表现体系领域存在这种联系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在实践中，现代的西方是怎样逐渐将条纹服装变成囚犯的专用服装的呢？这还有待作详细的研究［64］。
我觉得这类现代条纹具有中世纪的条纹所不具备或基本不具备的一面。苦役犯和流放犯的条纹不只是一种社会标志、一种表示排斥或特殊身份的记号。劣质衣料上的条纹图案有某种极贬义的东西，似乎剥夺了穿衣服的人所有的尊严和所有的获救希望。此外，与令人焦虑的、粗俗的或肮脏的颜色相结合，条纹似乎具有某种不祥的力量。它不但包含显示和排斥，而且还是贬低、歪曲和带来恶运的象征。这类条纹最意味深长也最令人痛苦的例子是纳粹集中营制度强迫死亡营里的犯人穿的衣服。条纹衣服从不曾给人带来过如此深重的伤害。
再追溯得远一些，疯狂和拘禁也许是寻找中世纪与现代囚犯的着装标志之间的某种延续性的领域。从小丑到失去理智的人，再从失去理智的人到疯子，中间没有断裂，相反，有悲剧性的一致的延续，可能就是条纹的延续。这方面重要的环节是从16世纪起关押疯子（首先是在英国，随后是在大陆），后来在17世纪下半叶开始关押违法犯罪之人，当时剥夺自由的处罚正逐渐取代从前的肉刑［65］。在几何学和隐喻方面，囚犯服装上的横条纹与栅栏上的竖条纹之间有十分明显的联系。呈十字交叉的条纹和栅栏似乎构成了一张网、一道栅栏，甚至是一个笼子，使囚犯与外面的世界愈发隔绝。在这里条纹不只是一个标记，它还是一种障碍。此外，我们今天在平交道口、边防哨所及必须止步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同样的条纹障碍，最常见的是红色和白色构成的条纹障碍。
同样有助于强调条纹与惩罚、排斥或剥夺之间的联系的最后一个领域是：词汇。在现代法语中动词“划线”有划线条和删除、取消、排除的双重意思。在名单中的一个名字上划线，就是在这个名字上划线条并剥夺名单所赋予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权利。这常常是一种惩罚。动词“纠正”有同样的意思，它既表示划线也表示惩罚，第二种意思产生了“少年犯教养所”这一词组。在这个监禁地，窗上有铁条，被监禁的人有时穿条纹服装。动词“划斜线”常常是“划线”的同义词，它强调的正是铁条与条纹、条纹与栅栏为什么是同一个意思。
类似的亲属关系存在于德语中。在德语里动词streifen（划线）和strafen（惩罚）大概（不管词源字典上怎么说）有共同的词源。它们属于一个同根词族，［66］可以将名词strahl（线），也许还有名词strasse（街道）归入这个词族。归根结底，街道不过是一条特殊的线［67］。在英语中，stripe这个词指的是织物的条纹，它应该与有脱衣服和剥夺（甚至惩罚）双重意思的动词strip是近义词，并且与表示划掉、划线、从名单中删去的动词strike off是近义词［68］。
拉丁语也不例外，它也使用强调划线和惩罚之间的联系的词汇。一些单词比如stria（线条、条痕）、striga（排、线、犁沟）、strigilis（耙、刮刀）与动词stringere同属一个大词族，在stringere的各种意思中包括紧握、划线和剥夺的意思，尤其是由此产生了动词constringere，它的本义是监禁。
不管是拉丁语、英语、德语还是法语，所有这些围绕词根“stri…”组成的单词都强调了拉丁语和日耳曼语言在这些领域的近亲属关系。毫无疑问它们都起源于共同的印欧语系［69］。
因此似乎不可否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方文化将条纹的含义与阻止、禁止和惩罚的含义联系在一起。划线就是排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穿条纹服装的人就是被社会排斥的人。然而，也有可能，这样的排斥有时不是为了剥夺权利和自由而是为了保护。中世纪社会给疯子和丧失理智的人穿的条纹服装的确是一种残疾的标志，一种排斥的标记，但也可能是一个障碍、一道栅栏，甚至是一个过滤器，保护他们免受坏人和魔鬼侵扰。这里我们又发现了条纹障碍，但这里的条纹障碍不只是有负面作用。脆弱和毫无自卫能力的疯子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易于为魔鬼所俘获。为了不让丧失理智的人着魔，如果还不太晚的话，最好是给他穿一件保护服，一件可以作为过滤器或障碍的衣服，一件条纹衣服。也可以设想怀念这种服装条纹的保护作用的想法今天或多或少仍然存在。我们的睡衣不是带条纹的吗？为的就是在我们夜间入睡后，变得脆弱和渺小时，保护我们不做恶梦和被魔鬼侵扰［70］。我们的条纹睡衣、条纹床单、条纹床垫，难道不是栅栏、笼子吗？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点吗？
四、现代条纹（19—20世纪）卫生的条纹
历史学家们猜测有各种理由可以解释睡衣上条纹的存在。事实上，条纹睡衣引出的问题也是所有“内衣”，即与身体接触的衣服的问题。为什么这类衣服常常带有各种颜色的条纹？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如何将它插入条纹织物的长长的非直线型的历史中？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考察社会的象征体系和服装的寓意而不是针织业的历史、纺织技术和清洗习俗。也许比起其他方面来，在这里条纹的问题其实是颜色的问题。在随后的几页稍稍提一下这一点可以让我们摆脱贬义条纹的枷锁，重新发现在罗曼蒂克时代瞥见的褒义的条纹世界。不过这是另一性质的条纹，不再涉及水平性或垂直性的问题，而是颜色和宽度的问题，特别是从个人卫生的角度提出了社会秩序的问题—社会秩序与条纹总是密不可分。
（一）卫生的条纹
有很长一段时间，大约从封建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产业革命，西方人不能容忍直接与肉体发生接触的衣服和织物（衬衫、面纱、长裤、短裤、床单）是除白色或本色以外的其他颜色。有时比如在某些僧侣守则中，可能特意要求这些衣服未经染色。不染色比白色更能表示颜色的程度为零。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因为颜色被看做是多少有点儿不洁的东西（特别是通过动物原料得到的颜色），多少有点儿多余的和极不庄重的东西。必须让颜色远离由皮肤构成的隐秘和自然的表面。在这点上各时代有关颜色的西方伦理殊途同归，不管是十二三世纪的西都修道会或方济各会（圣贝尔纳和圣弗朗索瓦是染色和颜色的两大敌人），中世纪末的限制奢侈法、新教改革（对颜色的态度极为保守）、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可以说不得不采纳了宗教改革运动的一部分道德标准），还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