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性勇气的巧克力-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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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我们非常兴奋，我们成功了！我激动得泪如泉涌。
我穿着本的滑雪服，因为他的滑雪服很暖和，且非常宽大，我可以将孩子们在滑雪中可能需要的东西统统装进衣袋里。我伸手到里侧口袋里找纸巾，却掏出了一张小卡片，那一定是本最后一次穿这件滑雪衣时用过的。本喜欢列清单，写便条，并把话记在这些卡片上。那张卡片上写着：“佛蒙特——如果可能，你就保留它。”我的心咚咚直跳。我紧握着卡片，激动万分。本就在附近——就在这里，在山顶上。他与我们在一起，给我们指路，为我们的尝试而高兴。在这个难忘的时刻，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自豪，看到他明媚的笑容。这太神奇了，我们一家四口人在雪山之巅。我们欣慰地知道，本通过所有这些在引导着我们，爱着我们。
因为知道一切都会好的，我们感到被温暖和安宁所保护。我们的泪水是喜悦的泪水，是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泪水。怀着满心的爱意和幸福感，我们慢慢朝山下滑去。我们知道，我们将保留佛蒙特的房子，本将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作者：黛安娜·诺文斯基
（Diane Novinski）
是个守寡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在丈夫本因癌症去世后，她克服了悲伤和痛苦，创作了好几篇给人以启迪的小说。她致力于扶养两个快乐而健康的孩子，孩子已经从童年时便失去父亲的悲剧中顺利解脱出来。她深信，曾经深刻影响过自己人生的人是不会被死神夺走的，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给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带来安慰、力量和希望。她的作品还被收进《鸡汤》系列丛书。她与两个孩子贾里德和拉拉住在康涅狄格州旧塞布鲁克。
永世相传的遗产故事四：虎尾兰
虎 尾 兰
SNAKE PLANTS
记忆中，我的母亲种过虎尾兰。一盆盆色彩斑驳、碧绿挺拔的塔状植物在我们在布鲁克林的公寓前厅的窗台上一字排开。当你走进门道，第一眼就能看见这种外形像剑一般的植物。母亲照料这些植物，就像照顾这个家、照顾我的父亲和照顾我一样悉心。
我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她会喜欢这些又坚硬、又不好看的塔状植物。在我看来，它们一点也不赏心悦目，不配放在我们家的显著位置。不过，在母亲坚持不懈的照料下，虎尾兰的数量、种植虎尾兰的花盆以及分配给它们的空间逐年增加。
母亲常常告诉我，我们家最初的虎尾兰，或者说作为母本植物的虎尾兰，是她生下我后在住院期间收到的一份礼物。那是一个微型日本花园，有小桥、小塔和各种植物，它们被错落有致地放在一个浅浅的方形玉色容器里。虽然开始还有几种不同的植物，可是惟有虎尾兰存活下来，不仅经历了我的童年时代，而且直到母亲去世后由我来照料。母亲将从那棵虎尾兰上切下的插条种植在我们家的各种盆子和花盆里。
我知道，我是父母一心期盼的孩子。父母从没有再讲起母亲是如何花了好几年时间才怀上我的。他们结婚8年半我才出生。关于母亲最终找到名医夏皮罗、以及他治好了她的不孕症、帮助她受孕和生下一个孩子的经过，相同的故事我听过无数遍。母亲怀孕和分娩非常不容易。她患上了毒血症，而我在出生的时候脖子被脐带缠绕。
或许是礼物的意义、分娩的意义和植物的意义非同寻常，才使虎尾兰成为她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或许是她爱的天性，才使她想培育和照料一个生物。不管为了什么理由，在她去世后，我接过了照看虎尾兰的工作。
母亲离开我们15年后，我得知我怀孕了，我和丈夫对我们将要有孩子欣喜若狂。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公布我怀孕的消息，就被紧急送往医院，因为我出血了。产科医生给了我最好的治疗。他让我看到希望：胎儿能保住，我将在妊娠期结束时产下一个孩子。
我刚从医院回到家，传来我的父亲在佛罗里达州突然辞世的消息。由于身体状况不便，我没能参加我亲爱的父亲的葬礼。在我早产下一个健康而漂亮的女孩之前，我又一次因为出血而被紧急送到医院，并在病床上躺了5个月。
我第一次从医院回家时，我办公室的同事们送给我一盆祝愿康复的植物。那是一个微型日本花园，种在一个墨绿色的圆盆里，由四种不同植物组成，其中就有虎尾兰。过去30年里，我一直照料着这盆盆景。四种植物有两种死了，但是喜林芋和虎尾兰活了下来。我还是不喜欢虎尾兰，也没有从其母本植物上切下插条来扩大种植。但是，由于种植虎尾兰是为了我的母亲，这成为我对自己生下女儿的感激之情的一个寄托。
作者：玛里琳·伯克哈特
（Marilyn Burkhardt）
作为纽约城市规划委员会的一名城市规划师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现在她酷爱写作，尤其喜欢写个性散文。她的散文发表在纽约地区的几家报纸和一些刊物上。她现已退休，但生活态度非常积极，充分利用纽约众多的文化活动和设施。她每日都进行体育锻炼，尤其喜爱游泳和其他亲水运动。Ubram@alo
永世相传的遗产故事五：仁爱先从家中始
捐献是做人的基本要素。惟有将自己奉献给他人，我们才活得真正有意义。——埃塞尔·珀西·安德勒斯
仁爱先从家中始
CHARITY BEGINS AT HOME
几个星期前，我的两个女儿放学回家，问她们是否可以从食品柜里拿一些食物，以响应学校的罐头食品捐赠活动。我说不行。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同情心，而是因为我认为这样做没有意义——无论对接受者来说，还是对孩子们来说——假如我们只是捐出几个已经被挤到搁板后面的食品罐头的话。你可以说我古怪，可我就是对向饥饿的人捐献鹰嘴豆罐头和蕃茄酱罐头感觉不舒服。
我告诉孩子们，先决定她们每个人愿意捐出多少自己的零花钱，对她们的每一个美元，我都会拿出一个美元加以配比。然后，我们将去商店购买最有营养的罐头食品。我希望她们知道，捐助不仅仅是事后想到的主意，而是有时需要付出努力和牺牲的。
幸运的是，我上二年级的女儿亚历克斯正在研究食物金字塔。我们去食品店采购时，她会说一些很可爱的话，比如：“妈妈，我看见你往购物车上放了太多金字塔顶上的东西。你需要均衡饮食。”这番话把旁边的其他购物者逗乐了，有时让我有些尴尬。有一次她要写一篇关于她最喜欢的东西的作文，谷物类被列入名单，其他还有小淘气鲁格拉兹和她的猫埃迪。所以，当我们坐下来为参加食品捐赠活动作计划时，我就让小营养学家来主持讨论。
首先，我们得决定要花多少钱。一个女儿答应提供10美元，另一个愿意出3美元。我则拿出13美元，对她们的捐款加以配比。然后，我们得决定买什么。亚历克斯在给我们上了一堂食物金字塔速成课后，建议我们从肉类中进行挑选。9岁的麦肯齐补充说，汤可以是很好的第二选择。带着26美元和美好的愿望，我们来到了离家很近的罐头食品市场。
事实证明，这不仅是一次关于捐助的课，也是一次算术和作预算的启蒙课。我们比较了价格和数量，然后计算出26美元能买几个金枪鱼罐头。我们又对不同的汤罐头作了相同的比较和计算。两个孩子不时提出新的建议，比如选购沙丁鱼罐头或芦笋罐头。我几次提醒她们，我们只能花26美元，因此需要做出考虑周到而负责任的选择。
我压根没有想到，其他人会注意我们。在店里，尽管周围有三三两两的购物者，但我没有真正留意过其他任何人。正当我们决定购买价值20美元的金枪鱼罐头时，一个与我们同方向推着购物车的男子问我是否知道水果罐头在那里。我指了指下一个通道。他走近我，将一卷纸塞进我手里，说：“请不要说不。”他的声音有些嘶哑，仿佛在强忍眼泪。“请收下，什么也不要说。”他说话很大声，显然是想用声音淹没我可能说出的表示反对的话，尽管我搞不懂他到底不希望我反对什么。
我糊里糊涂地摊开手，看见了安德鲁·杰克逊的一小半头像。原来，不知为什么他给了我20美元。我转过身想对他说些什么，但是他已到了拐弯处，并且还在说话。他说：“有时，上帝只是吩咐你去做事。”随后，他便拐进隔壁的通道不见了。
麦肯齐和亚历克斯正忙着清点罐头，没有注意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琢磨着这名男子是怎么知道我们在为救济穷人采购。
他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
忽然，我意识到在过往的旁人眼里我们是怎么一个样子。孩子们不时提出建议，而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们只能花20美元。亚历克斯建议购买盒装的通心粉加奶酪，而我则提醒她，这种通心粉在吃的时候还需要加入牛奶和黄油，所以可能不是太合适的选择。我还否定了火腿罐头，因为太贵。我同意金枪鱼罐头，因为它富含高蛋白，且价格低廉。
他以为我把最后的硬币都掏出来给家人买食物吃。
我开始去追他，想表示拒绝，并对他说，他搞错了，我们不是穷人；幸运的是，我能够毫不费力地养活我的孩子；我有一份薪水和福利都不错的体面的工作；我有住房，有性能可靠的汽车，有三只橘黄色的可爱的猫和一条大黑狗。说实话，我想把钱还给他，不是因为我不需要钱或者因为我心底无私，而是因为我不想让他以为我是穷人。我一边推着购物车在店里到处找他，一边想着看见他时我该说什么。
我能说什么？是去告诉他他犯了个错误，上帝根本没有吩咐他塞给我20美元？
我醒悟过来了。我是个有时思维稍微有点慢的人。我当时在商店里让我的孩子明白什么叫捐赠，一名男子走过来给我20美元。这不是一个错误。
我推着购物车回到有金枪鱼罐头的通道，向孩子们解释说，店里有个好心的叔叔给了我们20美元，让我们买更多的食品参加捐赠活动。她们兴奋地又往购物车里加了80个金枪鱼罐头。
回想起来，我由于被那名男子错当成我并不是的那种人而感到难堪，这实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察觉他人有难处，便毫不犹豫地做出反应。他没有试图去了解我是否值得帮助，我是否会明智地处置捐赠品。这并不重要。惟一重要的是他受到某种力量的驱使去捐助。
我仍然认为，我希望教孩子们懂得捐助有时需要付出努力和牺牲，这个道理是对的——只是还不完整。我只给他们看了硬币的一面。不错，金枪鱼比蕃茄酱更适合当饭吃，捐助有时需要付出努力和牺牲。我忽略了给这个等式加上一句话：接受捐赠可能是所有慈善行为中最难的部分。
作者：莉萨·韦斯特
（Lisa West）
自由撰稿人，计算机能手，热心政治活动，痴迷于垒球。她是《西海岸》编辑，还是网络杂志《爱因克维尔》的社论作者。她与两个女儿一起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
永世相传的遗产故事六：帮派成员吃香蕉吗
帮派成员吃香蕉吗
DO GANG MEMBERS EAT BANANAS？
结束了美好的家庭感恩节聚会，我登上了返回洛杉矶的列车。我们的列车从阿尔伯克基高速驶向联合车站，车厢里充满了家制火鸡三明治和白面包的香味。那个周末我已经摄入了过多的动物蛋白，所以当我的堂兄提出要我带上我最喜欢的用黑肉（指禽类的腿等部分烧不白的肉）、裸麦面包加大量蛋黄酱做成的三明治时，我拒绝了他的好意。
乘坐美国全国铁路客运公司的客车夜行是一种体验。虽然列车上有舒适的活动靠背扶手座位和脚凳，但是相互靠近的座位却增加了陌生乘客之间的亲密程度。经验丰富、有经济头脑的列车乘客是不会考虑其对舒适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旅行的。除了手提箱之外，经常乘坐美铁公司列车的旅客还常常携带内装食物、标准尺寸的枕头以及舒适的特大号棉毯的购物袋。
我穿着我那身最旧的、腰部松紧带已经变松的运动套装，等待着谁将成为我的旅伴。趁列车在盖洛普车站暂停上客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座位上调整了一下坐姿。这时，一个身高超过六英尺的瘦高个儿年轻人径直向我走来。哦，上帝，我暗自祈祷，请别这样对待我。只见他那染成黑色和粉红色的头发呈短粗刺状，身穿一件摩托车帮成员常穿的黑色皮夹克，上面挂着银色的链子。当他问我能否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时，我不禁倒吸了一口气。天哪！这就是我在回洛杉矶的13个小时旅途中的旅伴。他脱去了黑夹克，接着又脱掉了圆领衫。我努力让自己注意他那完全被刺青覆盖的发达的二头肌，而不去看那个痛苦地从他下嘴唇下方皮肤穿过的银色饰钉。
毫无疑问了，我心想——我现在坐在一名外出度假的、18岁的帮派头子的身边，我将挨着他度过夜晚的睡眠时间。在恐惧多疑的状态下，我马上在心里给他取了个外号：“杀手”。
我们坐在一起的头一个小时，我埋头于一堆我特意为这次旅行而带的杂志中，而“杀手”则调高了随身听的音量。通常，我喜欢坐火车——对我来说，火车旅行像是一片远离电话、电子邮件和责任的绿洲。
我感到苦恼的是，“杀手”出现了，他侵犯了我的空间，打破了我这个周末长假将结束时的平静气氛。为了照顾睡觉的旅客，车厢里的灯光昏暗下来，但是当他从座位底下拉出一只黑色尼龙行李袋时，我还非常清醒。通过眼角的余光，我偷偷观察他，预期看到一把手枪的出现。可是，“杀手”从袋子里掏出来的却是一只香蕉。我往身上裹了裹从家里带来的棉毯，开始松了一口气，心想：帮派成员吃香蕉吗？
“杀手”咽着他的香蕉，仿佛根本不认为我还是个活物。我们又保持沉默了两个小时。我打了一会儿盹，在火车停靠弗拉格斯塔夫车站时醒了过来。我发现，“杀手”正伸手从行李袋里掏他的第二道食物。此时，我饥肠辘辘，后悔没有收下堂兄的三明治。
“是你自己做的吗？”我问，心里却在嘀咕他是否会回答我。
“不，”他友好地笑着说，“是我外婆给我做的，她还另外给了我许多食物带回家。”
事情有了进展，我心想。“杀手”说话了。
“你家在哪里？”我继续问道。
“银湖。不过，我是同妈妈一起过感恩节的，她住在盖洛普城外。”
在余下的旅程中，温文尔雅的“杀手”将他的三明治分给我一半，并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泽维尔。他是一个乐队的成员，1月份将在洛杉矶的一个俱乐部举行音乐会。他告诉我，他在加州长大，但他11岁时父亲离开了他们，母亲就收拾了东西举家搬回了盖洛普。他有三个姐姐住在新墨西哥州，他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他的外公外婆帮着把他们几个孩子带大，他的外婆是一名很好的厨师。
旅行和交谈进行得非常愉快，以致列车抵达联合车站时，我都准备邀请泽维尔来同我们一起共进圣诞节晚餐。假如他能来，我将采用他在车上详细介绍过的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