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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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素以研究“文革文学”和散文史著名。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广博，思想立论谨慎、严密。他通过梳理原始史料而建立起来的文学视角，为求证当代文学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他的分析，善于发现覆盖在研究对象身上的学术肌理；他的判断，常常带着可贵的学术反省和自我质疑。他不回避自己面临的思想疑难，不迷信单一的解决方案，而是冀望于对众多文学实践活动的有效清理来缓解内心的焦虑。他注重理论的建构，也探索批评的实践，二○○三年度他主持的“小说家讲坛”，主编的《“新人文”对话录》，都是这一实践的重要体现。尤其是他和韩少功、李锐、莫言等人的一系列对话著作的出版，既重建了批评家与作家之间理性、健康的对话关系，又为文学研究如何从纸上空谈回到具体的现实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获奖演说
我怀着谦卑和欣喜的心情站在领奖台上，向《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向终审评委及推荐评委和关心我的师长、朋友致意。在首届评奖时我意外自己被提名，当时我不仅惶恐，而且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力量对内心的震撼———我想这一奖项“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的宗旨以及评委们纯粹、专业、公正的品格，会激荡所有胸怀“文心”的人，它的宗旨和品格对文学以及文化生态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在获奖的时刻，我仍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这样表述并不是一种姿态。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授奖词”作为独特的文本便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高度与境界。近几年来我在研究“文革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同时，以相当的精力主持“小说家讲坛”、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丛书，领略了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在历史转型期的思想、才情与诗心。他们对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的见解以及表达见解的方式，对我有诸多启示。我一方面坚定了在“文革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学术思路，另一方面清理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思想背景，这样的清理让我把握住了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意识到了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共识与分歧所在，特别是反省了自己学养的不足与局限。这让我想起了少年的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参加“批孔”时的情形，当时没有读过《论语》，今天也未读懂《论语》。《子路篇》说：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当年无知，不能理解圣人的胸襟与气度，而是学着报章的腔调，妄下雌黄，乱批了孔老二一通。这一记忆不时提醒我需反省自己的成长过程，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研究当代文学史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
余生也晚，不能及见前贤。作者往矣，但中国文论的学术传统存于典籍之中。这一传统根底盘深，枝叶峻茂，花果蔚繁。可惜，我们这一代远离这一传统，但我一直向往中国文论“言简而意繁”的境界，常想“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我们亲历了八九十年代，现在还置身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之中。80年代，曾经有一个以上海、北京为主体的青年批评家群体，这个群体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我一直引为范例。当年形成的作家和批评家互动的局面，是近20年来中国文学最动人的场景之一。因为有了这样的际遇，我们这些60年代出生的人，才能对治乱动静分合转承黑白相济的历史和其中的文学有所体察。
我和许多同仁一样认为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很长时期内处于非学术状态，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如何推进学科话语的成熟这一问题应该在争议中“浮出水面”，而文学批评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作用。我自己始终忧虑和警惕的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简单化现象和非学理化倾向。我说的这一问题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意义和复杂性认识不够有关。在“当代中国”这一时空中，我赞成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应当注意解释汉语写作中的“中国问题”，应当考察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由此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如此，并非以汉语写作中的“中国问题”拒绝“西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自外于“西方”的“中国”。我想强调的是，在文学研究中同样需要克服文化认同的危机，防止理论、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鸳鸯错配”。其实，即使是那些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于此也很“辩证”，比如，梁漱溟说“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钱穆认为：“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这一点和陈寅恪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观点异曲同工。
在中国，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及其他话语之间的纠缠与冲突变得特别复杂，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当代文学的话语实践有了鲜明的“当代性”。以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思潮之间并不构成时间的定义，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文学史秩序；相反，思潮与流派常常是多元共生、冲突交融、必然又偶然。在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中尽可能叙述、分析文学话语实践活动的全部复杂性，就必须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
我自己愿意在这样的路径中向前。谢谢大家！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
“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我以为是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李扬曾经从知识谱系学的角度详细论述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学科互动的历史，我很赞同他的相关观点。我觉得，“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一直存在着互相“改写”的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代文学”改写了“现代文学”，而在80年代以后，则是“现代文学”在改写着“当代文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不断互相改写的历史，我认为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很长时期内是处于非学术状态的，并没有建立独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和理论准备。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如何推进学科话语的成熟这一问题应该在争议中“浮出水面”。
五四新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始终是学科历史改写中两个显现的或者隐含的价值层面。在70年代的文学史和文艺思潮史著作中，已经建立起了以“1942年”为起点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框架，这样的思路其实与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对“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阐释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六七十年代，主流文艺思想的观点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艺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想”斗争的历史，现代文艺运动的本质特征就是这种斗争，对斗争的描述与分析代替了对现代文艺自身演进历史的研究。新时期文学“回到五四”的种种想法，既是“拨乱反正”，又是回应西方现代话语的最初方案。这样一种价值判断和选择，很长时期成为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主导思想。无疑，“五四”作为“现代中国”的思想原点是无法绕开的，但是，在用一个不断被现实重新解释、重新改造的“五四”来叙述“现代文学”的历史和确定“当代文学”的合法性，本身就是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并不会由于谈论了“五四”就获得一种历史感，也不会由于谈论了“五四”就获得了一种思想的高度，或者就具有了一把衡量当代文学的尺度。
五四新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其实是需要辨析的，而不能仅仅从“继承”了什么的申明来看由五四新文化到当代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历史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现当代文学史并没有一个不变的“现代性”，如果有，那也只是表面的。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现代性”问题已经以另外一副面孔出现在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话语实践中。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是当代文学发生的语境，也是现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改造和重建的背景。所以，如果我们离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来叙述当代文学史，就不可能获得“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我并不赞同“文化决定论”，但我始终觉得，当代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中的种种简单化的现象，与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意义和复杂性认识不够有关。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与当代文学相关的最大“空间性”因素。在这样一个大的空间中，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及其他话语之间的纠缠与冲突变得特别的复杂，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当代文学的话语实践有了鲜明的“当代性”。和“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关系，文学期刊与出版，作家与现实、体制的关系，作家与读者、批评家的关系，文学教育制度与经典的选择，中国文学等等都有了几乎是根本的不同。如果离开这一实际状况，只是用抽象的“五四”和空洞的“西方”来读“当代文学”，可能会离当代文学史越来越远。
事实上，在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叙述中，一直存在“压缩”、“断裂”与“简化”的现象。譬如说，“十七年文学”在现在的文学史叙述中所占的篇幅与这段时期文学的实际价值明显不符，越来越多的文本和作家被逐出。而“文革文学”则长期被搁置。在通常的叙述中，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有这样一个序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这样的叙述正反映了“现代性”思想的特征。但是，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为例，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思潮之间并不构成时间的定义，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文学史秩序；相反，思潮与流派常常是多元共生、冲突交融、必然又偶然。因此在强调时间性的同时，不能忽略文学史的空间性，需要在由时空构成的场所中，尽可能叙述和记录文学话语实践活动的全部复杂性。在不同主体的叙述中，在对同一对象的相同叙述和不同叙述中，我们会发现这种复杂性，会发现同一性之外的差异性，会发现文学话语和其他话语（如哲学话语、政治话语等）的互动。因此，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①，已经成为必要。
针对当代文学史叙述中的压缩和断裂问题，我曾经提出要在文学史哲学的层面上纠正“非历史的观点”，在中断的缝隙中发现“历史联系”。这一想法所持的理论依据是恩格斯对“18世纪的唯物主义”局限的论述：“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作是由于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为我们解释当代文学史的内在联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支点。而在另外一方面，我意识到只强调“文革文学”与“十七年文学”的联系，或者只强调“文革文学”、“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还是不够的，在发现种种联系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正视文学史本身的断裂（不是文学史叙述中的断裂），这样的断裂特别是深层次的断裂，显示了文学史不同阶段的差异性，有时常常是因为有了这种差异性，这一阶段的文学才有了研究价值。所以，在研究“文革文学”的发生时，疏忽“历史联系”是一种偏差；如果无视“文革文学”与历史的断裂，而不能发现“文革文学”本身的独特性同样是一种偏差。大而言之，我们在考察当代文学史时，需要看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断裂。
在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时，面临着“当代文学”的历史文献问题。以“文革文学”研究为例，历史文献的整理与叙述是十分薄弱的。关于“文革文学”的历史文献大约有两类文本：一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本，有公开的，也有地下的，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我觉得对民间这一块重视得还不够，今天我们看到的民间的这部分很多是以“大字报”、“上书”的形式发表的，有些是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的，像遇罗克的文章，公开的就是像中央的文献、报纸上的社论、公开的出版物。第二种是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回忆。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有价值，这个价值不在于提供了多少史料，它告诉了我们一些“文化大革命”的亲历者，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是如何重新解读“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反映了在今天当下的立场上，大家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记忆。许多当事人在今天的语境下，对当时的记忆、解释已经做了许多的修正。因此，在做研究的时候，要把这两种文本参照起来。除了文献以外，我们对口传记忆的搜集和整理也是不够的。在处理历史文学和口传记忆材料时，涉及文献与记忆的真伪问题，包括一些文本产生的时间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觉得福柯的话是有启发的：“历史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解释文献、确定它的真伪及其表述的价值，而是研究文献的内涵和制定文献：历史对文献进行组织、分割、分配、安排、划分层次、建立序列、从不合理的因素中提炼出合理的因素、测定各种成分、确定各种单位、描述各种关系。”②
（《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注释：
①福柯《知识考古学》的中译本在解释思想史时用了“场所”这样的措词。
②福柯：《知识考古学》第1章，第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6月第1版。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口述史”与文学史写作
1 “口述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已经相当成熟，近几年来它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兴起，是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发展的内容之一，既受西学之影响，也承接了中国古代“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传统。这样一种文学史的写作方法，包含了对常见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话语权的质疑。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突出亲历性、原生态和保存史料。这样的工作对主持这一栏目的吴俊兄和我都是极具诱惑力的。
2001年上半年，我在台湾讲学期间参加过几次田野调查活动，接触了一些港台的口述史著作，此前曾经关注过的一些关于西方口述史学科的信息又在我的思想中活跃起来，并且萌生了以口述史方式搜集、整理当代文学的口传记忆及具有历史价值的观点的想法。我意识到，以这样的方法研究当代文学史，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学史形态；由此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工作是这一想法的具体化。这两年我主持“小说家讲坛”活动，为这项工作带来了便利，有机会访问部分作家、学者、编辑家、出版家及文学活动家。没有他们的叙述，就没有《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在这个意义上，我或许只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者，而不是叙述者；“口述史”是带有个人特征的“集体项目”。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李陀和蔡翔两位先生的支持，并在与他们的接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