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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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转引自王伟明：《同到壮丽的光中》，《诗双月刊》1986年6月号。
｛12｝余光中：《从天真到自觉》，《余光中散文选集》第3辑，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关于叶兆言近期文章及其他（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孔子身后的文人，无论是人物或不是人物、大人物或小人物，可能都曾学着孔子的口吻说话；现在这个世纪又要过去，轮到我们说逝者如斯夫。细想，我们已经做的和即将做的事，大概也就是说些不关痛痒的话，这是否文人本色？这个世纪之所以不寂寞，用叶兆言近期文章中的话说，是因为有那么一些“闹着玩的文人”。如何来说这些“闹着玩的文人”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文学、文化、思想和风花雪月等，颇让今天的作家、学者忙碌。
一种说的方式是悲天悯人状。当年读张中行《负暄琐话》人物诸篇，面对体现在文人身上的“文化之至美”的消逝，也曾感叹“广陵散绝”。张氏写可传之人、可感之事、可念之情，笔下常有“怅惆”、“人琴俱亡之痛”、“幻灭的悲哀”及“凋谢的怅惘”等，表达的都是对“文化之至美”消逝的挽悼与不甘心。张中行先生一辈，写这样的文章，文字风格大多是低回一路，免不了人琴之戚。初读这类文章，我为之动容。真的是余生也晚，有时读一些先生的文章，听一些先生讲课，羡慕这些先生能在大师的圈子中成长，试想一下，大师们的举手投足都是风范都是魏晋风度，在今天都是能写进文章的。我们既然没有耳提面命的机会，但在大师们的弟子的忆念中与现代硕儒名士相聚，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们这一辈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缺的就是学问，因此看谁都像大师。这种因自卑而失去评判标准的心态使得不少的学术研究浮躁并成为泡沫。然而，无论如何，从章太炎先生算起，我们今天言必称大师的那些哲人，且不论他们的文章、道行究竟如何，毕竟都是些人物。20世纪风卷残云，但真正的人物（“风云”或者“风流”人物）仍然是这个世纪的亮点。
但近年来，我对低回一路的文章颇有些厌倦。“凋谢的怅惘”之于这个世纪、这个世纪真正能称为人物的文人以及这个世纪的思想文化领域，未免有些轻飘、有些简单甚至有些造作。人琴之戚的夸张与渲染常常会掩盖掉那些人物身上真正动人心魄的东西，在裁剪、附会中简化或歪曲了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对现代硕儒名士臧否的过分通达也不能不使人怀疑作者的格调。我甚至认为，师承关系也正在影响着今天写作的公正。大师的弟子们，你可要谨慎啊。
坦率说，20世纪知识分子研究中的煽情现象，使我担心关于人物、关于历史的种种写作正在远离史传传统。这几年大师热不减，应当说拓展了知识分子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发展空间，在90年代，这种拓展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大师的选择、判断与解析上，有些解读始终怀有强烈的煽情性，用一种意识形态代替另外一种意识形态，不能不影响学术的独立性，我认为这些因素同样在威胁着写作的尊严。
写作的路径从来不是唯一的，但超越的、独立的品格并无二异。这种品格是朴素的，它不为学术的、文化的时尚左右。怀有这种品格的写作，可能更加容易接近“对象”的原生状态，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状态。由叶兆言的《阅读吴宓》，我对这样一种写作的期待有所增强。
叶兆言的包括《阅读吴宓》在内的近期文章，铺开了一条新的路径。这几年由陈寅恪带出吴宓，不知道吴宓的人无疑是孤陋寡闻的。但是一个真实的吴宓究竟如何，几乎是人云亦云了。叶兆言《阅读吴宓》这篇文章（以及后面我还要提到的其他文章）的意义，不在于他说了多少有见地的话，而在于洞察到了当下学术研究的时弊，并力图使学术、写作回复到常态状、回复到常识上来，这个常态状是非功利的，这个常识就是“知人论世”。叶兆言写道：“吴宓就是吴宓，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时至今日，翻案说他是自由主义战士，甚至说反对新文化运动也是对的，硬替他套上光环，显然没有必要。吴宓的保守固执和对女人的用情泛滥，客观上限制了他个人的成就，这一点不用讳言。吴宓不是什么大师，用不着神话，即使是作为外国文学教授，他也不是最出色。今天突然觉得吴宓有学问，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基础，是现在很多人根本没有学问。吴宓的意义，在于他的坚定不移，在于他的执著追求。他有一颗花岗岩一般顽固的脑袋，20世纪的总趋势，是适者生存，是一变再变又变，占大便宜往往是那些善变的知识分子。善变不是什么坏事，也不一定就是好事。顽固自有顽固的可爱之处，换句话说，活生生的吴宓，在个人事业和爱情上，都有其独特的东西，不是简单的好坏，就可以草率评价。”今天的写作或研究在面对种种大师时，好像不能像叶兆言这样说些“大白话”。对吴宓的学问、感情生活，叶兆言都有精彩的笔墨：“吴宓打算写出一本关于人生哲学的书。这本书没有写出来，也不可能完成，因为基本的观点并非吴宓独创，他志大才疏，充其量只是一个好学生，一生都在宣传老师的观点。”“吴宓出过一本诗集，自视很高，给学生上课，常以自己诗歌为例。他成不了哲人，也算不上一个优秀诗人，中国旧诗太伟大，出人头地十分困难。”“吴宓一生，为女人耗费了太多心血，无论潇洒的新派作家，还是风流的旧派文人，在花心方面都无法和他相比。他一生都在强烈追求异性的爱，和死心塌地维护旧道德一样，这种过分的冲动，很容易被人造成误解。”在谈到吴宓的一些杜撰之笔时，叶兆言说：“吴宓一生中，最喜欢和别人诉说与毛彦文的故事，说多了难免加工，临了，自己也会被加工的东西蒙蔽。”事情常常是这样，粉饰了的写作不仅蒙蔽别人也会蒙蔽自己。现在的学术界、文学界充满了先蒙蔽自己再蒙蔽别人的自欺欺人的故事。叶兆言去掉了粉饰吴宓的光环，在吴宓与不断变化了的时宜之间，深刻揭示了吴宓内心深处的矛盾以及吴宓与时宜的矛盾，看穿了吴宓的这种尴尬，叶兆言也就写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
吴宓是研究外国文学的，喜欢拿中外作品相比较，因此获得了中国比较文学鼻祖的盛誉，这又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夸大其词。比较文学的说法，一向很可疑，最容易似是而非，事实上不比较没办法谈文学，而中外比较了一下，就和国外后来风行一时的“比较文学”流派有了血缘关系，显然一厢情愿。比较是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这表扬对吴宓来说，只能隔靴搔痒，他的野心并不在于谋一个开山之祖的称号。我想吴宓把自己搁在旧派阵营中，内心深处一定很矛盾。综观吴宓一生，似乎更适合成为新派阵营中的一员。这是个很尴尬的定位，他是《学衡》总编辑，而这头衔恰恰也是自封的。
无论对女人之爱的执著，还是对中国文化坚定的保守，吴宓的做法骇人听闻。对爱情，对中国的旧文化，他都太疯傻，都太不合时宜。在20世纪，反对新文化运动，恰如堂吉诃德和风车搏斗，意味着投入到一场必输的战斗中，他无怨无悔，负隅顽抗，坚决不投降。吴宓坚持旧文化的天真理想，或许并不全错，看出了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毛病，可能也是对的，但是代表这个世纪的学术水平，他的成就并不太大，恰恰相反，对于国故的整理，倒是从事新文化运动的人功劳更大，他们所做的努力，更卓有成效。从新文学阵营中，可以找出许多研究旧学比吴宓更努力、更有成果的专家学者。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关于叶兆言近期文章及其他（二）
这种“知人论世”的方式使叶兆言避开了以新／旧为视角审视新文化运动的惯性，而他作为一个作家的鲜活的感受又使他避免了我们这些学者通常具有的职业病和专业局限，这使他在走近新文化运动历史之路时有可能比别人更容易登堂入室———叶兆言的创作至少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由此，我非常关注叶兆言近期发表的《阅读吴宓》等一组文章。叶兆言在2000年《收获》“杂花生树”专栏中发表的这组文章包括：《周氏兄弟》《阅读吴宓》《革命文豪高尔基》《围城里的笑声》《闹着玩的文人》《人，岁月，生活》。在当下，还能选择这些老生常谈的“题材”来写作，想必是需要自信的。我们知道，叶兆言对“新文化”、“新文学”，对民国文人，有相当的知识准备。在他们这一拨作家中，叶兆言是认真读过书、做过学问的，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他的小说，但就阅读而言，我感到学养在叶兆言小说创作中的意义不能忽略。他是一个善于在读书中获取智慧、展开想象的作家，叶兆言的小说文体常常带有书卷气。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我感到叶兆言确确实实是个“读书人”，他有旧式文人的气质，但没有旧式文人的迂腐。小说家并非都是“读书人”。读书人写文章常常掉书袋，叶兆言这组文章没有这个毛病，说了许多有关学术的问题，但没有学究气，更没有现在的一些读书人故意添加的“冬烘”气，这可能不仅因为他是小说家的缘故。小说家特别是其中一些有学问的小说家写非小说的东西常常是很放松的，譬如王蒙，譬如王小波，譬如写这组文章时的叶兆言。在这几年中，能把文章写得放松、舒卷自如、纵横捭阖的，叶兆言算是一个。我曾经想把“杂花生树”诸篇称为“散文”或者“学术随笔”，但几经斟酌，觉得还是称为文章的好。这六篇文章参差不齐，写得最好的是《阅读吴宓》《闹着玩的文人》，其他几篇依次是《围城里的笑声》《周氏兄弟》《革命文豪高尔基》《人，岁月，生活》。
我们不能不说到叶兆言写作这组文章时的状态。叶兆言在《围城里的笑声》中说过自己的“学术生涯”：“我不是个做学问的人，但是也确实做过一段死学问。为了学位，我花了很多时间读现代长篇小说，这是一个很无趣的工作，因为好的小说实在太少。我很耐心地为长篇小说做了一个年谱，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对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有个很直观的印象。我还读了大量的旧报纸、旧杂志，现代文学中的重要刊物，只要能找到，都过堂似的翻阅。图书馆是个大坟场，做死学问的书呆子，有时就像一个掘墓人，把一个个已经入土为安的作品重新发掘出来琢磨。”叶兆言的这种经历我们都有过，一个人要成为学者专家教授似乎必须有这样的经历。但这种教育与做学问的方式其局限性已经大大暴露出来，教育或者文化体制对我们的限制是显而易见的。叶兆言认真读书但放弃死做学问后的自由与活力，在这组文章中有神采飞扬的表现。突破教科书、文学史读本的束缚，凸显一个读书人真正的洞察与发现，是这组文章给我很深的印象之一。这几年新文学研究不断拓展，比之叶兆言读研究生时期显然有了大的飞跃，包括叶兆言在内的作家无疑也获得了启发。但是作为学者的新文学研究与作为作家的叶兆言对新文学的解读显然有些区别。学者对作家作品的解读有时免不了书生气和迂腐（文艺理论有时也害人），作家的解读则是另外一种景象。譬如，关于鲁迅的小说《弟兄》，叶兆言认为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心理小说，“《弟兄》中的沛君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历来谈鲁迅小说的人，都习惯于绕开这篇小说，因为若承认纪实，有损鲁迅的光辉形象，若坚决否认，心里的疙瘩则解不开。其实，这就算是鲁迅的真实想法，又有什么大不了，鲁迅是人，不是神。阅读小说太当真，难免煞风景”。（《周氏兄弟》）譬如，关于《围城》的开局，叶兆言认为“只是一个小细节，《围城》便从喜剧演变成了正剧，只有理解这个细节，才能把握住进入《围城》的钥匙”。叶兆言在解读新文学史时，努力避免着一些作家、学者常用的“理性判断”的习惯，他更注重文本本身构成的文学进程。由于没有预设的体系框架，有些不被人在意的或者习以为常的东西，在叶兆言那里有了新解：“‘五四’以来的作家，很少没有理性的立足点，无论讽刺还是怜悯，都摆脱不了说教的架子。由于理性判断的实际存在，绝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有意无意洋溢着一种优越感，因为写作者在智力上，显然比他所描写的对象高明。作者有这种优越感，与之相对应的读者，也同样存在优越的感觉。”其实，即使是作为新文学阵营对立面的鸳鸯蝴蝶派，在他们的小说作者笔下，悲天悯人的语调也是经常出现，重“五四”前期作品而轻“五四”后期作品，也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特点，对此，叶兆言指出：“有一个现象很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许多五四作品，后期要比前期实在和精彩得多，譬如我祖父的《潘先生在难中》，譬如郁达夫的《薄奠》和《过去》，冰心的《寄小读者》。换句话说，必须等待激烈的呐喊声过去，等待大家的心情平静下来，才是诞生优秀作品的最好时机。作品影响和作品质量不一定成正比，整个新文学时期，这种现象仿佛打摆子一样不断重复。有影响的作品通常出现在‘呐喊’期间，精华则主要集中在‘彷徨’时代。前一个时期，文学会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作家更可能一举成名，后一个时期，即使写得确实不错，影响和前期作品相比也注定小巫见大巫，很难引起广泛的群众反响。”
不纯粹是文体的原因，叶兆言常常在不经意中把“日常生活”的场景纳入笔下，这些场景往往是在正统的文学史之外，但对我们理解文学史并非可有可无。叶兆言的这几篇文章对我们撰写一部叙事式的现代文学史是有启发的。在《围城里的笑声》中，叶兆言对他与师陀先生谈话的印象追忆，就写活了一个作家：“一句话已经到了我嘴边，可是却突然拐了弯，被另一个话题所替代，我说一九四九年以后，很多作家重改旧作，结果都是得不偿失，譬如老舍的《骆驼祥子》，譬如我祖父的《倪焕之》，最极端的例子是曹禺改《雷雨》，索性变成一则笑话，而这种修改唯一的例外，或许就是师陀的《无望村馆主》，尤其结尾部分，新版和旧版相比，完全是神来之笔，显然比旧作增色许多。这是个非常值得深究的现象，同样是修改，为什么有好有坏？我的奉承显然搔到了师陀的痒处，他情不自禁地又拍拍我的大腿，在这之前，老先生曾经忘形地这么做过一次了。”
我们还要提到叶兆言这组文章的叙述语言。比起他的小说来，这组文章在语言上似乎更不经意，几乎没有什么雕琢，不时入以俚语、俗语，粗放的叙述语言，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作者的机智与幽默也随之而来。也许因为是小说家，叶兆言这几篇文章的“夹叙夹议”笔法十分纯熟，颇有些“说书”人的风采。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