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途径中寻找接近“神祇”的可能，如果我们已经清晰知道神的准确方位，那么所有的信仰之旅就成了度量自己起步的第一只脚与庙宇与教堂的距离；一个杰出的诗人当他意识接近“神祇”的必要时，一定已经意识到自身的困惑（这是诗人的犹豫彷徨），意识到在认识人的生存状态本质时的贫乏、盲目和迟钝，并试图消除这些障碍，恢复和强化人与村庄、田园、河流对话的能力。小海在这一点上是清醒的，他在消除诗人的贫乏、盲目和迟钝方面的努力与成就在他们这一代诗人中是突出的。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村庄”之于小海的意义，而不是习惯地说这就是什么“归宿”。我不否认工业文明给人的精神带来的危机，我也不否认小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处于某种文化冲突中，但以此来解释一个诗人对故乡的选择是非常公式化、也是非常空洞的。因为对真正的诗人来说，他内心的冲突是永远的。当历史已经延伸到今天，我们仍然只是把“村庄”作为“精神”的对应物，不能不说是一种迂腐，一个人如果在“城市”中同样能回到生命的本原，回到诗人自身，“城市”未必不是他的“故乡”。　　　　
　　　　小海的诗学确立了小海的诗人身份，这是一个与“北凌河”谈话的人。如果把他置于“村庄”的背景上，村庄和他的关系如他的诗题：“北凌河和他的谈话人”。这是怎样的亲切和自然。这个谈话人多自在，他在想象中赤脚走在北凌河岸，他的裤管上滚着澄明的水珠：“多么遥远的故乡/只有那远去的河流给予我温暖和宁静/汹涌的河流/此刻，就像造物时那样庄严、肃穆”。其实，这还不重要，重要的是“自我的现身”：“我看见田野里一件被遗忘的工具/为了能够找到我，我走向田野/这是一个发明事物极限而组成的黄昏”，“我为我所见到的事物/现身”。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一份杂志和一个人

　　　　在那个潮湿的冬天还没有完全到来时，我在苏州认识了林建法先生。与不少文学界的朋友一样，林建法的头发总是长长的，让我猜测他有一个固定的理发师。他从来不穿西装，衣服总是宽松得很，但没有时尚的感觉。林建法主编的杂志日新月异，他自己始终穿着我在1999年冬天见过的外套和鞋子。在认识他不久我就发现，这位先生最在乎的就是他那本《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他对这本杂志的态度和情感几乎可以用现在已经废弃的一个词来说了：誓死捍卫。我的这个感觉差不多是评论界的共识，如果我对其他人的感觉不错的话。　　　　
　　　　大概是2001年的4月，我在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某个上午突然接到建法打来的电话，除了问候，主要是告诉我他拒绝了一位作者的要求。这位出了长篇小说的作者愿意给杂志一笔数目不算小的资助，希望杂志能够安排一期评论他的专辑。建法随即回绝，后来有朋友再来电话商量此事，建法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绝了。建法和我通话时语气非常激动，重复地说：这是《当代作家评论》杂志，我只认学术不认其他。我对他说应当这样。　　　　
　　　　其实，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是他一贯的而且也无法改变的，我或者别人怎么说都无法改变他的立场。《当代作家评论》这些年来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学评论的重镇，原因之一就是林建法始终坚持他的学术立场。我们这些人或多或少目睹了新时期文学的种种现象，以杂志论，也是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有魂在，杂志在，杂志的品位在。不夸张地说，林建法的立场就是《当代作家评论》的魂儿，所以《当代作家评论》虽遭遇种种困难，不仅没有散架反而越发精神。我后来没有问过建法，他在拒绝那笔资助时是否有过犹豫，哪怕是一刹那的犹豫。如果犹豫了，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和同仁办杂志的经费太短缺了。为了办好这份杂志，他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去筹措经费，个中滋味不是所有人都能体味的。也许因为他的固执和坚持，一些关心文化事业的朋友常常解囊相助。一次闲聊，建法对我说，我为杂志欠了人情，也为杂志得罪了别人。他说完这话，我们都一时无语。　　　　
　　　　我曾经为《当代作家评论》写过一篇长文《“文革”对五四及现代文艺的叙述与阐释》。他看完初稿后，给我打电话说感觉很一般，我对我为什么这样行文作了点解释，他好像也没听进去，只是在挂电话时说，如果修改稿还是这样，你这篇文章我就不用了。在讨论稿子时，我知道这人讲话从来不婉转，也不修辞，但他在电话中说话的语气和声音还是让我有点“不能承受之重”。过了一会儿，他又来电话说，刚才嫂子批评我，怎么这样对王尧说话；你知道，我就是这样的。林建法就是这样。他再打电话的本意也许是换个说法，但还是不松口，虽然引用了嫂子的教导，但接着又说我就是这样的。所以谈到林建法的朋友之多，对文章的要求之严，韩少功用了这样的两句话来描述他：天真的“黑社会”，评论的“法西斯”。　　　　
　　　　他说的嫂子，就是他的夫人傅任。2000年春天，杂志在大连召开刁斗、孙惠芬、素素作品讨论会。我一到大连就看到一位女士忙上忙下，招呼这招呼那，热情大方能干，显然是知青一代人，猜想她的角色可能是杂志的办公室主任。我和林建法住对门，晚上看到她又不时进出林建法的宿舍，我不得不警惕而又好奇地问与会的朋友：这位女士是谁？这才知道是林建法的夫人。建法后来才补充介绍说，这是傅任。我听他尊称夫人觉得他很有修养，再问他夫人尊姓大名，他说刚才说了叫傅任，师傅的傅任务的任。我这才弄明白，建法的夫人叫傅任。时间长了，我们都跟在建法后面叫傅任嫂子，或者是建法跟在我们后面叫夫人嫂子。嫂子是《当代作家评论》不领薪水的业余编辑，专职是给林建法理发。　　　　
　　　　我常常以林建法为例，觉得在文学界、学术界这么多年还能保持书生本色，真的是非同寻常。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人对人性问题通常特别敏感，也特别容易愤世嫉俗。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年来，人性堕落的速度远远比经济增长速度快，在创作圈子、学术圈子里也是这样。近年来因为一同主持“小说家讲坛”的缘故，我和建法时常有机会在一起讨论些问题，他对一些名人直言不讳的批评，对学术立场的坚持，对一些人的拒绝，都让我感受到一种理想的力量。这些年来，建法走南闯北，有阅历，却没有自如应付社会的能力，一遇到稍微复杂的人事问题或者杂七杂八的事情，他就举轻若重，只讲原则性不讲灵活性。原则性会让一些复杂的问题简单，但也让林建法的优点变成了缺点。在日常生活中，他的言行举止不时还带有童气，但是一旦讨论到作家的创作，讨论到文学评论，就认真起来，那情形如同在做硕士、博士论文答辩，在专业的学者那里也时常不再坚持的品格，在建法手中扭住不放。其实，建法并不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人，倾听和谦卑是他的另外一种性格。在各种学术讨论会上，林建法从来不乱发言、插话，甚至是不发言不插话，他总是默默坐在那里听着、记着，他在倾听中发现问题和命题，筹划栏目和筛选作者。建法对有成就的学者和作家总是怀着敬意，即便是对年轻一代。在主持“小说家讲坛”过程中，或者在主编一些著作时，建法总是不厌其烦地给这位打电话商量给那位打电话协调，有时为了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他也反复斟酌，就像校对稿子一样。　　　　
　　　　十多年前，建法在调动工作时说：我这人最适合当主编。听者可能会认为说的是狂话，现在看来，林建法说得很中肯。近20年来，我觉得在文学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林建法做《当代作家评论》的编辑和主编，就像当年《读书》有沈昌文做编辑、主编一样。坦白地说，一个刊物总是和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巴金和李小林、程永新等才有《收获》，有韩少功才有《天涯》，前有周介人后有蔡翔才有《上海文学》，有李陀才有《北京文学》，有贾平凹才有《美文》，有宗仁发才有《作家》，等等。可以说，因为有林建法才有今天的《当代作家评论》。如何估价一份杂志、一个编辑或主编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应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当代文学的特点和优势差不多就在它的“当代性”，这个学科和其他学科不同的一点，就是作家、学者（批评家）、编辑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影响着创作和批评的展开，并且因此成为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我愿意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林建法和《当代作家评论》，看待类似的人和杂志。　　　　
　　　　记得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学术讲座中，余华肯定了韩毓海的批评眼光，韩毓海说那篇评论是林建法让他写的。韩毓海说的是林建法的眼光。评什么，不评什么，这就是眼光，眼光来自学养和识见。建法读大量的作品、评论，又去选少数的作品、评论，所以吴俊兄说他是当代选家，我是赞成的。建法几乎是用了半年的时间编选了我们现在读到的这本书，他的眼光如何，就由读者诸君去打量了。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一个人的选本或“林本”与选学

　　　　江南的冬天似乎又迟到了，零零散散的树叶谨慎地落在地上，这几年大多是这样的情景。今年的特别在于，春夏之交的“非典”，不仅在时间上把冬天往后挤了，也在惶恐不安中把许多该做的事情挪到后面，积压到现在。尽管建法兄早就和我打过招呼，让我为他编的《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写篇序，我也爽快地答应了，可是在收到他的入选作品目录后一段时间，我仍然不能集中精力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建法兄已经习惯了我拖稿、他催稿，但这次他无疑有些不耐心，因为这套书的责编陶然女士也在催他。我也习惯了不受别人催促的干扰，一样地读作品，一样地写自己要说的话。因为延误，我有些后悔答应这件事，但在读完那些中篇小说以后，我感到今年的冬天有所收获。　　　　
　　　　选本现象是我们透视新世纪文学生产的一个“点”。和80年代初中期相比，文学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革。在文学的生产过程中，面对市场的不仅是作家，还包括批评家、编辑家和出版家。各种各样的排行榜、选本、评奖等活动，影响着文学在当下的秩序，成为文学生态环境的重要构成，而不仅是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选择。所以，如果把选本现象误解为一种适应市场的炒作行为（当然，我不否认有些人是在做这样的炒作），可能就会忽视选本的文学史意义。在中国的传统中，选本一直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环节，各式各样的选本保留了文学在产生和传播过程中的原初状态。我一直觉得，当代文学应当有自己的“选学”。在学术研究中，重视选本的差异、重视选家立场的异同、重视各式各样选本生成背后的种种因素，对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是不可或缺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对建法这几年来主持或参与一些选本的编辑与出版工作有特别的理解和关注。据我所知，他参与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和“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都是这几年各式各样文学选本中的优质版本。“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试图为当代文学历史寻找准确的精神坐标与刻度，为正在走向良性循环的中国文学发展留下坚实有力的见证，为未来文化史家提供值得阅读和关注的版本，这样的理念很能引起我和一些同行的共鸣。2001年我曾应邀选编了这个系列的《2001年中国最佳随笔》，深知做这类选本的不易：大量阅读，再筛选，再斟酌，一番折腾，最终定下若干篇来。所以在有了一次的经历以后就知难而退了，对类似的工作几乎都不敢接受。选本既是选作家作品，其实也是选家选自己，你选了什么样的作品，也就把你自己的底线亮出来了，你挑剔作家作品，读者也就通过你的选本来挑剔你。一种可能是，因为只选一年间的作品，所以作品的数量相对少些，选什么作品没有太多的困扰；另外一种可能是，因为只选当年的作品，缺少时间的汰洗，选什么作品并不是很有把握的事情。选者的易与难，选本的优与劣，就在这两者之间。因此，对选本如何选，选什么的分歧，从一开始就有了。　　　　
　　　　分歧还表现在对选本名称的看法上。不少选本都是以年度“最佳”来命名的，批评者以为，“最佳”这两个字是可以斟酌的。理由是：凭什么说这些作品是“最佳”，而另外一些作品就不是“最佳”？为什么两个“最佳”的选本所选作品重叠者甚少，也就是说对“最佳”作品的理解有那么大的分歧？这些疑问事出有因，它还包含了批评者对选本出版动机的怀疑。但细究起来，此类批评恰恰反映出我们在文学批评活动中常有的成见：强调同一性而忽视差异性。这样的现象同样也出现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所谓“最佳”，严格意义上是“一个人”的“排行榜”，而一些文学史著作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也只是若干“一个人”的“排行榜”的组合。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并不能排斥一个选家选择“最佳”的权力，而另外一方面任何选家从来没有天赋的对最佳作品的“终审”权。当我们面对不同的选本时，应当思考的是：不同的选本其形成因素是什么？究竟哪一个选本更能反映出年度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平？换言之，我们需要同时考察选家及所选文本。　　　　
　　　　在这样的逻辑中，我并不排斥别的选本，但直言不讳地说，我一些朋友通常对建法兄的选本（我根据习惯，简称为“林本”）有更多的信赖。我甚至觉得，在以后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可能无法绕开“林本”。熟悉建法兄的人都知道，他并不喜欢阐释他的文学观念，但谁也不会怀疑他的理论素养。纵观他的各式各样的选本和他主编的刊物，可以发现，他是把理论化为一种学理精神、原则立场和人格力量。毫无疑问，建法兄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家、批评家，他从来也不在意别人如何称呼他给他什么样的头衔；我想，如果说建法也在意什么，那么他始终看重的是作为一个编辑的身份，而不是主编的身份。多少年来，建法正是以这样一个身份促进了近20年来文学批评话语的成熟，并正在努力推动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所以，我一直觉得就当代文学批评而言，林建法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反过来说，也正是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哺育了林建法。他是和作家、批评家、学者保持最广泛联系的少数几位编辑之一，在创作和批评之间他常常成为一个纽带，始终置于文学生产的过程之中而且始终介入文学批评的前沿，这是建法兄的一大优势，他因此获得了透视文学的多种角度和先机，获得了一些选家无法获得的“在场”感。这是林本的底色，而这底色又是文学大千气象的凝聚。　　　　
　　　　我想特别要说到的是林本的“文体”意识和“经典”意识。建法这几年先后编选了多种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选本并主持出版了“新经典”长篇小说文库，出没于小说的各种门类。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出现了长篇小说创作热，建法理性地看待这一现象，关注过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在他看来，既然长篇小说代表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样式，那么长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