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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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这一现象，关注过长篇小说的文体问题。在他看来，既然长篇小说代表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样式，那么长篇小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是需要研究的。2001年上半年，在《当代作家评论》召开的长篇小说文体研讨会上，许多作家、批评家都发表过很好的意见。建法感觉到，作家开始有了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他在不久前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这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这是长篇小说往前走的动力。正是由于有了好的长篇小说，才使“茅盾文学奖”有了评奖的基础。没有好的作品，评奖的必要性就不存在；有了好的作品，而不能给它评奖，评奖的意义就不存在。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应该是良性互动的。　　　　
　　　　在确立长篇小说文体意识的同时，建法始终反对把短篇小说放大为中篇小说、把中篇小说放大为长篇小说的写作。我们在合作主持“小说家讲坛”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不肯偏废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的意义。我在准备与作家的对话时，他也提醒我应当和作家探讨一下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问题。他认为，在比较快地把生活、思想转为审美活动的过程中，中篇小说无论是节奏、长度还是容量上都是合适的文体。比之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更敞开些；比之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更快捷些。也许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建法从今年开始还主编了《布老虎中篇小说》，直接组织起中篇小说的创作。证之80年代的中篇小说创作，建法关于中篇小说创作的基本想法是非常中肯的。这些想法是他几年来编选中篇小说选本能够得心应手而且少有遗珠之憾的动因。　　　　
　　　　以今年的选本为例，建法选什么不选什么可谓独具匠心（这个词长久不用了）。我特别要推荐贾平凹的《艺术家韩起祥》，这是今年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小说叙述朴素、从容和舒缓，在适度的篇幅中几乎写出了从延安到北京社会主义文化的起承转合。韩起祥从陕北说书艺人到“三弦战士”，其身份的转换不仅呈现了民间文化的变迁，而且也显示了延安解放区文化的变化。我们不能只注意到政治对民间文学的影响，对一个民间艺人的作弄，而且要充分地看到，韩起祥在建国后位置的“错置”，深刻显示了共和国文化建立过程中的复杂性。蒋韵的《北方丽人》仍然承接了她往昔作品苍凉悲愤的基调，但在背景和精神上这篇小说要更加大气。在有过一段时间的沉潜以后，蒋韵已经缓过神来，我想她应该获得一种自信。在有了《花腔》以后，李洱的《龙凤呈祥》一改往昔的笔法，它的本色与浑朴显示了李洱新的发展前景。这几年来，林建法对年轻一辈作家表现出特别的关注与热情，和一些人的导师心态不同，林建法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发现和扶持上。今年的选本他又用相当的篇幅选了须一瓜、夏季风、艾伟等几位年轻作家的中篇小说。其中艾伟的《亲骨肉》不仅有老到的叙述，而且以新的视角和场景叙述了人在血缘关系和特定制度中的处境，小说不仅建构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在依靠和控制的互动中表现了人的一种处境，同时还残酷地呈现了母爱中的专制和血腥，还原了母爱本能中恶的一面。　　　　
　　　　我很赞同建法的观点，从大的范围来说，评奖、评论和编辑选本都是试图筛选和阐释文学新经典。建法比一些批评家和作家更自信地认为，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有了堪称经典的作品。是的，我们曾经批评过“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等话语实践，其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20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一个常识性的判断是，“现代文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终结现代（当代）汉语写作的新可能———这是建法和我所持的相同看法，我们把近20年来多少给汉语写作提供了新可能和新素质的创作称为“新经典”。我想，包括《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在内的“林本”，是在为“新经典”的产生做一些基础的、但却是重要的工作。　　　　
　　　　这个选本的编选，建法从年初就开始了。在“非典”困扰的日子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读作品上。其实，没有“非典”的时候，建法的时间也几乎全用在阅读上，阅读几乎成为他精神与审美生活的全部。我印象中有位外国学者说过，有大师的阅读，有职业的阅读，也有一般读者的阅读，按照这个分类我也不知道建法应该属于哪类。我经常会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他最近读到一篇好作品，建议我也看看。我还没有给他回电话，他又来电问看过没有，究竟如何？我从不敢糊弄一个认真读作品的朋友，只能说看过、没看或者看了多少。如果我没看，他会用老师对学生布置作业的口吻说：抓紧看！　　　　
　　　　我现在也想学建法的口吻，对有兴趣阅读《2003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的读者说：抓紧看！　　　　
　　　　2003年12月于苏州大学


《批评的操练》第三辑远观蔡翔

　　　　在我认识蔡翔的时候，他正在酝酿结束他的职业编辑生涯。　　　　
　　　　在上海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听说了这一消息，并在蔡翔本人那儿得到了证实。这一消息让我惊讶，因为我知道，像蔡翔这样的编辑，在文学界已经越来越少了。从李子云到周介人再到蔡翔，他们主编的《上海文学》一路下来，始终是引导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刊物之一。可以说，《上海文学》和蔡翔及他的同仁已经是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蔡翔与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文学》应当是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　　　　
　　　　我们现在开始注意到，在当代文学史的叙述中，文学期刊、编辑与文学史的关系被删除了。这样一种叙述的力量删除了文学生产的复杂过程，忽略了文学制度对文学生产的影响。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选择重要的期刊作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对象。我也曾经在一篇短文中提出，如何估价一份杂志、一个编辑或者主编在文学史中的意义，应当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我的基本想法是，当代文学以它的当代性和其他学科相区别，作家、编辑和批评家（学者）之间的互动影响着创作和批评的展开，并且因此成为文学发展的一条线索。在我看来，一个刊物总是和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也许因为蔡翔在文学批评上的突出成就，人们似乎并不特别在意作为编辑的蔡翔，而且他始终是位低调的编辑，即使在主持《上海文学》的那几年，他一如既往地低调，这和一些人形成鲜明对比。从80年代末期开始，蔡翔的学术思想和批评方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到了90年代，蔡翔仍然有《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这样的力作，但他思考的重心已经悄悄转到当代思想文化领域。在这个变化中，蔡翔完成了从批评家到学者的角色转换。今天，当我在叙述蔡翔时，坦率说，我更加愿意突出他作为学者的角色。在80年代，曾经有一个以上海北京为主体的青年批评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蔡翔是杰出的。当年形成的作家和批评家互动的局面，是近20年来中国文学最动人的场景之一，这一场景不复再现，这成为我们怀念80年代的一种原因。以我自己的观察，蔡翔是最早从80年代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他在对80年代的反省中，重构了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背景，此后的著述与思想都突出了他的学者品格。非常有意思的是，先后担任《上海文学》主编的李子云、周介人、蔡翔、陈思和几位先生都是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学者，这一点使得《上海文学》在新时期与众不同。其实，细想一下，这一特点正是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恢复。现代文化史中许多著名的编辑家、出版家都是学有所成者，这是不必举例的。一个好的编辑，从来都应当具备学者品格。当然，我这里所说的“学者”，并不是以著作和论文的数量来确定的，因为历来有述而不作的学者，甚至有思而不述的学者。但是一个好的编辑，他一定是富有学识和学养的。　　　　
　　　　我这样谈论蔡翔，并不是想来讨论蔡翔的学术成就，这不是本文的任务；我想提醒自己和别人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从一个侧面关注一下蔡翔的文学批评、学术研究与《上海文学》的关系？或者更直接地说，蔡翔的文学批评与学术研究给《上海文学》以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意义何在？在我看来，这是我们观察蔡翔的一个角度，这一角度可能会让我们走近“文化身份”多重又合一的蔡翔。当然，我也知道，叙述蔡翔在“编辑部的故事”并不是我的“强项”。　　　　
　　　　以理论见长是《上海文学》复刊以来的一个特色，在杂志上发表的一些理论文章，曾经引导和参与过新时期的种种文学思潮，它因此也是批评家和学者成长的摇篮和他们当中一些“英雄”的用武之地。这样一个特色在80年代蔡翔负责《上海文学》的理论版时不仅保持下来，而且有所创新。在理论版中，“青年评论家专辑”和“批评家俱乐部”可以说是两个重要的栏目。这两个栏目生机勃勃，成为八九十年代文学批评的重镇。现在许多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都是从这里走出的，一些重大的讨论，譬如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和近年来的“纯文学”问题讨论都源于这些栏目。在论及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史和思想史时，是无法绕开这些栏目的。如果仔细考量，我们还可以发现在蔡翔主持下的理论版，有不少新的因素出现。譬如，与学院派的沟通。在80年代后期，学院批评家开始活跃，理论版的撰稿者有了更多的学人。譬如，批评文体的多样，现在风行的“对话体”几乎就是从这些栏目开始的。譬如，对与文学相关但又超越了文学范畴的一些问题的关注。这样一些新的素质的出现，悄悄反映出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版图的变化。当年，我在阅读这些栏目时，虽然有所感觉但没有完全自觉意识到蔡翔的学术思想正在变化，而这样一个变化也在改变着《上海文学》。　　　　
　　　　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变化日渐明显，而且轮廓分明。在周介人先生去世后，蔡翔任《上海文学》执行主编。文学的当代性在蔡翔手中变得清晰和坚定，在对当代生活的介入中，文学的批判性和思想性被强调，而这样一个特点在一些人看来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蔡翔开始把他的“大文学史”观落实到《上海文学》的办刊中。我们看到，《上海文学》一方面传承李子云、周介人的薪火，同时又发生变革，原有的小说、评论、诗歌、散文的机械分类终于被打破了，这是对“文体教条主义”的一次挑战。在蔡翔看来，纯粹的文学批评已经不能解释文学，文学背后的和左右的因素曾经被搁置，但现在则不能不在新的学理层面上加以综合考察。一些新增的栏目，呈现了蔡翔“大文学史”观的初步轮廓和构想。“上海词典”对上海三四十年代的生活和文化图景的再现，“城市地图”关于五六十年代上海底层社会的城市记忆，对90年代后城市的“现场”勘探等，都以书写历史的方式引导我们回到文学和精神的历史现场。我们可以发现，在这几年中，《上海文学》始终在艰难地改变文学创作封闭、自恋和保守的倾向，试图在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条件下探索文学的新路，除去新的意识形态的干扰和控制。所以在蔡翔的笔下，他提醒人们，一不小心左右都是陷阱。关于“纯文学”问题的讨论也意在打破文学自身的封闭状态，更有力地介入生活。“日常生活”这一概念在《上海文学》中得到重视并且被重新解释，在策划和编辑“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这一栏目时，蔡翔和他的同仁想强调的是：历史不仅仅只是知识分子的历史，也是普通人的历史，因此在“历史叙述”的空间中应当去发现被遮蔽的“日常生活”。　　　　
　　　　在诸多变化之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思想笔记”栏目的设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意在拓宽文学的视野，建立文学的思想资源，而且也表明了蔡翔对90年代文学与思想状况的一种认识，这一认识涉及对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与思想文化发展路向的思考。蔡翔痛苦地发现，90年代后期，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其思想的能力和解释中国问题的能力明显减弱。在他看来这一状况已经堪称“困境”。因此《上海文学》部分栏目之转向“思想”，其实正是部分知识分子把现代化想象落实到中国问题上的一种表现。　　　　
　　　　就蔡翔个人而言，他在不断返回历史现场之中，试图“回答今天”，回答今天的文学和思想问题。这些努力充分体现在他的《回答今天》这部著作中。我一直觉得这部著作不仅对蔡翔，而且对90年代后期以来的思想界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我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让人们忽略了蔡翔的这部著作。这部书记录了蔡翔90年代中后期的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他对现代性、制度、知识、自由、大众和传媒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不仅表达了他个人的经验，也相当程度地反映出知识分子对公共领域重大问题思考的水平和层次。就像蔡翔感觉到的那样，他在写作中获得了一种思想的快乐，而新的困扰又在写作和思想中产生了。　　　　
　　　　我想，蔡翔是带着这种快乐和困扰离开《上海文学》的。他走出编辑部时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这不仅因为他在《上海文学》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他现在还留着长发但已经有了白丝；也不仅因为他的办刊理念遭遇到一些挫折，即使离开杂志，《上海文学》仍然是蔡翔精神的漫游地，当然，他的思绪不会止于《上海文学》，因为“文学”总是大于“上海文学”的；更为重要的是，蔡翔只是完成了一个社会角色的转换，而带给他快乐和困扰的问题始终伴随着他，无论在杂志，还是在大学。


《批评的操练》第四辑在文化转型中重新出发

　　　　在叙述、概括近20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程时，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已经无法像80年代初中期那样得心应手。随着文化转型、知识界的分化，90年代以来的汉语写作现象纷纭，这使得研究者多少有些神情恍惚甚至转移视线或者转换学术跑道。如果我们把这种状况仅仅视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与当下文化语境有某种抵牾，显然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其实，作家和批评家一样也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矛盾冲突，90年代以来文学进程同样裸露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无所不在的困惑与矛盾。尽管我们不能宣告审美主义的终结，但是，在不断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对文学的本质、文学的现代性、文学的语境等都不能没有困惑和追问。在我自己带着一分坚定、一分困惑和一些作家对话时，我想到的问题之一是：当我们匆忙地面对纷纭的写作现象时，我们是否可能静下心来通过观察、研究一些作家而发现90年代以来特别是当下文学写作的大致轮廓（我暂时放弃使用“主潮”或“主线”这类概念）？　　　　
　　　　我所说的“一些作家”是指应邀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的小说家：莫言、李锐、张炜、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余华、叶兆言、尤凤伟、方方等。如果从80年代初期算起，这一批作家中的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