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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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操练》第一辑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二）
5。1984年杭州会议
口述者一：蔡翔。口述时间：2003年8月。
社会科学界也在讨论文化，对文化问题有些兴趣，这就谈到1984年杭州会议。10月份，浙江搞了一个笔会，我们去了，在那里见到了李杭育，那时他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最后一个渔佬儿》，茹志鹃老师很欣赏。最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80代编辑部非常好，发现好作品大家都会看。我和他的哥哥李庆西很熟，所以第一次与杭育见面，很亲切。参观的路上和李杭育聊天，杭育提议，《上海文学》能不能出面搞个活动，把青年作家集合起来，让大家有个交流。当时大家想法很多，最好有个交流。周介人老师说主意非常好，应该开个会，回来向李子云老师汇报。当时有很多的新东西出来，韩少功在写，阿城的《棋王》刚出来，到底有怎么样的说法和新的可能。正好11月份我们和周介人老师到杭州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有杭育、庆西、吴亮，在会上又讨论了一下，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联合主办。杭州东道主，受到他们支持，《上海文学》也负责整个会议的筹备，主持了大会工作。当时住在杭州一个军队疗养院，地方不错，价钱也便宜。赶紧打电话给李子云老师。定好时间，各方面的工作都安排好。会应该是在12月开的，几号记不清楚了。周介人老师那里查得到，集子里应该有。会议上请来了北京的有李陀、阿城、陈建功、郑万隆，评论家有黄子平、季红真；湖南的有韩少功，浙江的李杭育、李庆西；上海人多，作家陈村，评论家吴亮、陈思和、南帆、许子东，还有鲁枢元、宋耀良。那时包了两栋将军楼，很简陋的，不过卧室很好，三个人一个房间。随便住，不像现在安排好的，大家都抢着住三人间的，把好的让给其他的人住，当时觉得很感动。我觉得那时是值得留恋的时代。当时的会议也没有很明确的主题，就叫“神仙会”，面向未来的文学。会上讨论得很激烈很热闹。记得也有相对集中的主题，反对对西方主题的简单的模仿，有一个说法，就是不能搞主题的横移，不能把西方文学中的主题直接移到中国来。同时还在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进行反思。认为文学性不足，太简单化了。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在84年杭州会议上，我当时还有一段话引起很大影响，后来人们都不提，就是对地方文化的强调，因为考虑中国文化资源问题，中国文化有一特点，就是她的差别性，她的丰富性，并不像欧洲那样，每一个国家是在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之前，有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像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异性，既表现在民族上，又表现在地域上。我在杭州会议上，特别强调讲这个地域文化，我最早跟李杭育就说到江浙文化的问题，我记得特别清楚。
6。“寻根”的文化背景
口述者一：韩少功，作家、学者，现任海南省文联主席。口述时间：2002年11月。
当时大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有的模仿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有的模仿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短句型，有的模仿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那种嬉皮风格。作为学习的初始过程，这些模仿也许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以模仿代替创造，把复制当作创造，用我当时的话来说，叫“移植外国样板戏”，这就很让人担心了，其实也失去了西方现代文化中可贵的创造性精神。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批“文化大革命”的文学，仍在延续“文化大革命”式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仍是突出政治的一套，作者笔下只有政治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只有政治坐标系，没有文化坐标系。“寻根”话题就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80年代中期，全球化的趋向已经明显，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流正在展开，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利用中西一切文化资源进行创造，走出独特的中国文学发展之路，就成了我和一些作家的关切所在。我想说的是，尽管当时的文章并不成熟，缺乏理论深度，但这一主旨在时隔十多年以后我觉得依然有效。因为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缠绕依然存在，模仿与复制依然是创造的大敌，特别是当中国处境越来越显出特殊性以后，更是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大敌。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把握。当然，有些人批评，你们的“寻根”本身就是模仿，本身就是舶来品，不就是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吗？在这里，我不想否定这种影响的存在，正如我从来不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可以孤立地发展，从来不认为一种创造、即便是最高明的创造，可以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我记得，在1984年杭州会议之前，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看到了有些新闻中对他的评介。不过，当时他的作品还没有中译本，我想没有任何中国作家读过他的作品。在杭州会议上，据我的记忆，谈论马尔克斯的并不多，更没有什么人提到美国小说《根》。参与者当时主要感兴趣的还是海明威啊，萨特啊。《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有一个杭州会议纪要，发表在几年后的《文学自由谈》上，大体上是准确的。人们可以从那个纪要看出，“寻根”在会上是一个很次要的话题，会上更没有什么“拉美”热。周介人是当时的主持人之一，他的记录是可以相信的。退一万步说，如果几条消息能够引发一个新的文学浪潮，那也只能证明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内部动力。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在中国已经车载斗量，为什么没有引发什么运动？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我当时对地域文化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地域文化在杭州会议上，形成了讨论，好像大家都不太记得了⑧。但不管怎样，就我个人而言，地域文化开始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如何被我们现代小说，或者创作新的小说利用，始终是我思考的一部分。这种考虑受什么刺激呢？就是汪曾祺的小说和比较早期的拉丁美洲小说。读了以后，就想中国作家怎么办？好像是1984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讲课，我就讲了两个斯，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当时给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没听说过马尔克斯。我就说我们要重视南美的作家，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新的视野，把现代主义和他们本土的文化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形成拉丁美洲既是现代小说———符合我对现代小说的想象，又不是现代派小说的再版，不是欧洲现代派小说的再版，是拉丁美洲自己的小说。据他们说，后来对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都产生了影响。总而言之，这一段我一直在考虑中国的文化资源，如何跟中国的小说结合起来，可我的苦恼是我自己找不到合适的结合点。
口述者三：蔡翔。口述时间：2003年8月。
“杭州会议”上当时大家都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记得《译文》上还是什么杂志上有过介绍，可能片段的翻译有过。大家都提到这个话题，说《百年孤独》怎么样，是立足本土的创作。我觉得韩少功的记忆可能是有误。提到这个话题，我有这个印象，不管大家完全的还是片段的看过，那是另外的事。《百年孤独》给我们刚刚复兴的文学这样一个启发：要立足本土文化。这一点就又谈到第二个话题，就是文化。我觉得当时的作家可能蛮敏锐的，记得陈建功、郑万隆谈了胡同文化，韩少功谈了楚文化。我记得李杭育在会议上讲的是吴越文化。文化这个概念大家都有了一个共识，但不能说杭州会议就直接酝酿了“寻根文学”，不好这样说，韩少功也这样认为。但是后来“寻根文学”的基本概念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有了一些共识，这次会上算是把大家平时想的问题明朗化，所以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有内在的联系。不能说直接地酝酿“寻根文学”，但是它有一个内在的瓜葛。
《批评的操练》第一辑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三）
7。《文学的“根”》与《爸爸爸》
口述者：韩少功。口述时间：2002年11月。
（1）“寻根”跟我一篇文章大概有点关系。实际上当时有这种思想苗头的人远不是我一个。像阿城，写过比较大的一篇文章，反思“五四”以后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反思中国文化传承的断裂。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等当时也写过一些文章。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仅仅写了《文学的“根”》这一篇，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后来很多报刊约我再写，我比较谨慎，没有答应。弄出一个流派来，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所谓流派是不存在的，就像以前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等，也都十分可疑。大家的想法各种各样，内部距离非常之大。“寻根”这个简化了的提法，浓缩了很多意识也掩盖了很多分歧。从归之于“寻根”旗下的大量作品来看，有的更倾向于“寻而护之”，即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有的更倾向于“寻而斩之”，即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介于这两者的兼容状态也有。这恐怕就是不同点。从当时的一些有关言论来看，有的认为“寻根”的意义是抵抗西方现代文化的侵入，有的则认为“寻根”刚好只能靠西方现代文化才能激发出来，而且本身又是对全球现代文化进程积极的推动和参与。这里面也有深刻的分歧。但当时这些问题都没有充分展开。从我个人兴趣来说，1985年的“寻根”只是我关注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始，但这种关注并不一定直接表现于作品，更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对本土素材的囤积居奇。我想，任何一个有全球眼光的人，任何一个对现实社会与现实文化有关切之心的人，都不会对自己身边的文化遗产视而不见。
（2）那时我到湘西的一个自治州挂职锻炼深入生活，在那里待了一年。跑了一些县乡基层，在山里面转了大概半年多，后来有些作品多少受了一些影响。后来一些批评说不容易看懂啦过于神秘主义啦等等。我想有些批评可能也是有道理的。像《爸爸爸》写得像一个寓言似的，包括我很多朋友看了也说写的啥呀，也看不懂。当然我觉得这个小说是一种样式，也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尝试多种多样的写法。要允许一些探索，我觉得应该允许，80年代的许多作品打开了中国读者和作者的眼界，而且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出了许多技巧很多新的观念。这都是一些很可喜的东西。大众文学是一种文学，其实小众文学也不能排斥。尽管读者少一些，但那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吧。以读者的多少来衡量其实也没有多少道理。这样的情况延续到80年代后期，兴趣发生了一些转移。但有些朋友说《爸爸爸》就好，接着写十个或者写个长篇。有时候自己也想接受他们的建议，但又觉得老那样写没劲。自我重复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有多少价值也值得怀疑。80年代后期基本上停止了这样一种写作。
8。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口述者一：莫言，作家，现供职于《中国检察报》。口述时间：2002年12月。
《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实际上使我信心大增，野心大增。一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眼前出现了一片很广阔的红萝卜地，北方的大红萝卜，上面拥的都是绿的，萝卜是很红的，很鲜艳的，太阳初升，一轮红日，很大的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子，草棚子里出来一个红衣少女，很丰满穿红衣的姑娘，手里拿了柄渔叉，叉起一个萝卜来，举着朝太阳走过去。这时起床号子响了，我醒了，当时在军艺。起床后，我对同学说，我刚才做了个梦，能不能写小说啊？我同学说，好啊，写啊。然后我就写，就把我少年时代在水利工地上当小工，帮人家打铁的一段事情写进去了，故事自然地放到了“文化大革命”背景。这个写完以后，我自己也拿不准，这个小说能发表吗？而且里边很多是通感的东西，像小男孩奇异的感受，超出常人的嗅觉、听觉，以及在铁匠炉看到的萝卜的变换啊，红萝卜在他眼睛里变成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后来，拿给我们老师看，当时徐怀中是我们系主任，他很快看完了，第二天很高兴地告诉我，很好很好。这篇小说最早的题目是《金色的红萝卜》，我们主任用两个大字勾掉了，改成《透明的红萝卜》。我当时还感觉有点不太好，“透明”的还不如“金色”的好，多少年以后我才感到改得太巧妙了，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这种灵气、这种空灵感，“透明”要比“金色”好得多。然后，很快第二年就发表在1985年第2期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刚创刊，冯牧老先生主编的。发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在华侨大厦开了个讨论会，冯牧主持。当时开讨论会和现在也不一样，很少有，冯牧先生是作协的领导人，德高望重，他亲自主持，我想北京所有的评论家都去了。尽管会上也形成了一些争论，还是对把我推上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紧接着很多报纸、杂志有讨论会的消息。这篇小说的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好小说。
口述者二：李陀。时间：2003年9月。
“寻根文学”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透明的红萝卜》出来以后，有很多反对意见。我觉得冯牧他们不错，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透明的红萝卜》。当时特别说好，邀我一人，所以我很心虚，我就找史铁生去，我说咱们一块开会去，你得帮帮我，说点话。我们在会上一定要支持莫言。他说好的，去。在会上，果然有很多人批评这《透明的红萝卜》。我说“红萝卜”怎么怎么好。我就着急啊，铁生你倒是说话啊。铁生老不说话，后来冯牧沉不住气了，你怎么老不说话？铁生一发言，就说宗教感，他只讲了几句“红萝卜”，重点不是“红萝卜”。在80年代讲宗教是异端，说什么宗教对文学的重要，我急的哦。他在正式会议上谈宗教，那是第一次。我万万没想到，后来铁生的宗教情结越来越深。
9。《苍老的浮云》/《你别无选择》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1）讲先锋小说，一个是残雪，和我关系很大的。她的《苍老的浮云》到了我手里，我看了就说好。当时刚反了“现代派”没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