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批评的操练-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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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表面现象，在“文化大散文”模式化潮流化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其实，许多人对“文化大散文”所处的文化语境有着很深的误解。90年代以后，常常有人认为现在是一个“散文时代”，这成为一些作家始终不愿放弃“文化大散文”写作的理由之一。有人曾经认为这个时代已经没有诗性，这是不错的，但散文从来没有排斥诗性，相反，优秀的散文总是要表现被压抑的诗性。我们究竟在怎样的意义上来认定现在是一个“散文时代”？这让我想起周作人当年说过的那句话，散文小品的兴盛常常是在“王纲解纽”之时。我们之所以称当下为“散文时代”，就在于在文化转型中，公共领域的思想文化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而散文从来就应该以个体的方式表现它对公共领域思想文化的关注。这是散文时代里散文的责任。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化大散文”没有能够再一次完成它的话语方式的转换，仍然停留在它最初的话语策略上，形成反差的是，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中心与表达方式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文化大散文”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谱系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革，中国思想文化界解释中国历史、解读知识分子心灵史、解读文明史的理论、方法和视点等都有了大的变化，读者的知识背景、文化期待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多数“文化大散文”的作者似乎与这些变化没有大的关系。“文化大散文”究竟表现什么样的文化，“文化大散文”的作者究竟具有怎样的文化观，应该说现在都已经成为问题。对于许多以写历史题材为主的“文化大散文”作者来说，究竟叙述什么样的历史，又以何种方式叙述历史，也已经成为问题。同样重要的是，读者究竟要从“文化大散文”中获取什么，他所获取的东西与进入其他文本的区别在哪里？一些“文化大散文”看似很有学问，但是，是否想过：案头的学问和心中的学养有什么差别？
但是，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缺少警醒和思考。在由作者和大散文文本形成的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作家主体的分裂现象变得十分突出。一方面写作者的个人情怀、胸襟、人格在文本中越来越贫乏和格式化，而忘记了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另外一方面，大批写作者缺少对自己的反省，不断膨胀自我在叙述历史时的权力，塑造着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作者形象。这是多么的危险！
（《文汇报》2003年11月9日，《新华文摘》2004年第4期）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争论余秋雨的背后
这几年来围绕余秋雨的争论愈演愈烈，已不是单纯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现象。无论是余秋雨本人，还是争论者，都不能承受如此之重的历史担当。争论涉及当代历史与现实的瓜葛，因此，关于余秋雨的争论呈现的是当代知识分子认识历史的态度和当下的思想状况。
80年代余秋雨以学者身份转向散文写作，《文化苦旅》不仅给余秋雨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也改变了当代散文的发展格局，并且在世界华文界引起激荡。在80年代，对“杨朔模式”的批评，对巴金《随想录》的肯定，其实是对散文文体和散文写作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的双重期待。在这种情形下，余秋雨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关怀，相对于他的局限而言，他对汉语写作的贡献更为突出。
就一个作家的文学史意义而言，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是他的开山之作，也可以说是终结之作，尽管他后来零零散散还有些好作品。在具体文本中，余秋雨散文也确有瑕疵之处，对此进行正常的学术批评是无可非议的。
作为一种文体，“文化大散文”逐渐成为时尚，大规模的“文化大散文”写作潮流耗费了一批人的心智和才情，形成散文写作新的樊篱。除了文体上的问题，一大批散文在历史叙述中“向后看”的话语策略，突出了知识分子面对现实时的暧昧态度，在价值取向上的局限也更加明显。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化大散文”的发展过程中，知识谱系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革，中国思想文化界解释中国历史、解读知识分子心灵史、解读文明史的理论、方法和视点等都有了大的变化，读者的知识背景、文化期待也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多数“文化大散文”的作者似乎与这些变化没有大的关系。这已经不是余秋雨一个人的问题。
当然，余秋雨所处的语境远比前面的叙述要复杂得多。对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今天甚至是往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文学界和思想界都始终绕不开“文革”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文革”成为几代知识分子汉语写作的“潜文本”。知识分子（经历过或未经历过“文革”的）在“文革”后的姿态，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现象，关于“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叙述，成为上世纪末知识分子的思想行为。但无论是“文革”当中还是之后，否定“文革”、反对“文革”的人，其实有不同的立场与思想资源，可惜我们现在常常忽略这一差异，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差异，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对“中国道路”的设计才有不同甚至是大不同。
我和许多人一样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文革”，是上世纪末中国思想界的重大问题。一旦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就会发现不是少数而是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参与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因此，我一方面理解一些人对冯友兰、周一良、陈旭麓等学者的指责，但另外一方面，也感受到被批判者内心的委屈。这种矛盾的心态源于部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双重角色：既是主流话语的生产者，但更是“运动”中的被迫害者。因为知识分子已经不是历史的主体，如果把“文革”的责任归于知识分子的“帮闲”显然是不客观的。我不排除少数知识分子是与“政治阴谋”合流的，但就多数人而言却是“再教育”的结果。
因此我赞成一些研究者提出的想法，应当区别不同的“写作组”和其中不同的写作者。“九一三”事件以后，部分知识分子能够公开写作和发表。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作为个人写作的话语权，即便是工人出身的作者也只有在作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时才有写作的权利。在当时，以个人名义所写的一些文章，往往只是个人或者某个“写作组”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转述。由于主流话语的一些写作者的知识分子身份（这一身份在当时不具有光荣色彩），主流话语的写作也就因此具有了“学术性”，这真是“文革”思想文化的一个矛盾之处。不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思想文化建设，但是，既然是“全面专政”，又不能不防止参与主流话语写作的知识分子可能“复辟资本主义”或者让资产阶级思想回潮。如果我们作一次系统的清理，就会发现，余秋雨和这些转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一般写作者并无不同。
当我们重新来追述“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二十几年，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变化，以它的光亮洞照了当代史上曾经有过的阴霾，无疑为所有怀抱历史道义的研究者在反思历史时提供了牢固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当余秋雨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时，只要不是简单化或者妖魔化，喜欢和不喜欢他的读者期待他作出一些反省是合理的。我个人觉得，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说说自己的小插曲，叙述真实的历史处境，剖析内心的矛盾痛苦，应该成为余秋雨散文的动人篇章。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克•；里拉在谈到海德格尔、施米特、本雅明等人时说，这些现代思想的大宗师，当他们遇到政治都有共同态度：不负责。但这不妨碍马克•；里拉和我们称他们为大师。我这样说并不是作什么类比，只是想向余秋雨以及争论者表达一种价值取向。
（《南方周末》2004年7月29日）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一）
从《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书里书外的余秋雨成了80年代末以来影响超越文学界的重要作家之一。余秋雨的散文以及关于余秋雨的种种议论，无疑成为一种需要解读的文学现象。在读完余秋雨的近著《霜冷长河》之后，我突出的感受是，“文化苦旅”式的散文写作已经式微。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以为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已经相当“完整”了。
在最初认识余秋雨散文创作的重要价值时，我和许多人一样发现了余秋雨散文的种种局限，但我始终认为，以“感觉余秋雨”的方式来阅读余秋雨显然是不够的；正像有些评论所提到的，余秋雨散文中的一些叙述与学术史、文化史不无出入，叙事方式过于小说化，铺陈甚至夸大其辞以及始终陈述真理的导师心态与姿态（这样一种心态与姿态在《霜冷长河》的不少篇章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等等，发现和指出这些“弱项”是必需的，但是，如果拘泥于此就会遮蔽我们审视余秋雨的视野。因此，我们只有从文学史出发并充分顾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来论析余秋雨，才能寻找到一个从大处着眼的支点。在90年代初撰写拙著《中国当代散文史》的过程中，我做的非常大变动和选择之一，就是用专门的篇幅将余秋雨和他的《文化苦旅》置于当代散文的发展历程中加以研究和定位。对于一个处于“正在进行时”的作家作这样的处理可能不太符合一些“学术规范”，但我还是按照自己对散文艺术的理解去做了。依我当时的想法，完成了《文化苦旅》写作的余秋雨，其散文在“范式”与“意义”上已基本定型，此后他的创作会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下去，但余秋雨散文的影响与争议仍然是以《文化苦旅》所显示的特征为焦点。在文化转型时期，特别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被称为“散文时代”时，仍然需要坚持的是：从当代散文发展历程出发并顾及八九十年代的文化语境来论析余秋雨。
可以这样说，余秋雨是在当代散文发生艰难蜕变的历程中脱颖而出的。如果说余秋雨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范式”，那么这样一种“范式”也是之于散文的发展历程而言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就散文发展历程而言，对杨朔散文的重新评价与巴金《随想录》的出版，是两个重要的事件，促进了作家心灵的自由生长和个人话语权利的保障，使散文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80年代对当代散文史的重新认识是从重新认识杨朔开始的。以杨朔的散文创作为代表的“杨朔模式”作为当代文学（主要是散文）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显然已具有“史”（不是狭义的论定作家成就高低、大小的“史”）的意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杨朔模式”，代表了文学抒情时代的一种成熟的抒情方式。“杨朔模式”影响所及，不可低估，像冰心、曹禺这样的大师都曾著文加以推崇。可以说，模仿杨朔散文一时几乎是一种文学“时尚”。余秋雨对杨朔的散文“也曾喜欢过，但年长之后就不喜欢了”①。在深刻的意义上说，对“杨朔模式”的怀疑和否定，是对一代作家心灵历程、美学理想、话语方式的一次清算，而透过杨朔模式我们所看到的是杨朔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们曾经从不同的角度评价巴金《随想录》的创作。人们甚至认为《随想录》是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在我甚至觉得作这样的评价并不重要。《随想录》的最充分的意义，在于它是历史转折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在历史、现实、社会、人生、思想、感情、道德等不同侧面重新确立了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随着巴金的“随想”，我们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在历史进程中的是非，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的良知、精神、责任、使命，重新思考了知识分子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不管是从正面还是反面；如果我们拘泥于文法、修辞什么的，那么也就没有找到解读《随想录》的最佳角度。在巴金对历史的反思中，我们还重新思考了生长的文化背景和作家在当时的心路。有意味的是，在新时期文学第十个年头出齐了《随想录》，也几乎就是在这个时候文学逐渐地从中心趋于边缘。在文学位移之中，巴金在《随想录》里郑重说到的文化良知、道德理想、人格操守等一时成为文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议论的“关键词”。在研究余秋雨时，我们常常忽略这样两个“文学事件”与余秋雨散文创作之间的潜在联系。事实上，余秋雨散文无论是在文化精神上，还是在文体上与此密切相连。在今天的视界中，我们更进一步意识到，在本质上，对“杨朔模式”的重新解读、巴金《随想录》的写作，是知识分子话语方式发生“革命”性转换的前奏，余秋雨散文的“范式”意义首先是体现了知识分子话语转换的要义。在余秋雨之前，散文在一段时期沉寂得以至有人发出散文可能解体的感叹，其实这种危机并不是散文文体的危机，而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危机，这样一种精神危机导致了散文作家的“失语”。这种危机和失语在文学界普遍存在着但在散文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这是因为散文相对于其他文体来说，它是知识分子精神与情感最为自由与朴素的存在方式。由此我们不难理解职业散文家在八九十年代的没落。余秋雨散文之所以引起广泛的反响，就在于他以散文的方式完成了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他重新确立了散文理解世界的方式，散文与读者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比较大的调整。
《批评的操练》第二辑知识分子话语转换与余秋雨散文（二）
这对余秋雨来说未必不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文化苦旅》之所以苦，首先来自作者自身精神裂变的痛苦，没有这样一个痛苦的精神本源，余秋雨的散文将是苍白的；我以为到现在为止，余秋雨散文的得失都与此相关。至少在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中我感受到，所有的文化关怀都与关怀者的精神状态与生命的原创力联系在一起。我们欣赏余秋雨的文化识见，同时也渴望那“沸沸扬扬的生命热源”，一旦失去这个热源，就可能失去精神的个性与深度，甚至会使所有的心灵倾诉都不无矫情。《文化苦旅》与《霜冷长河》正是这样两部可以在比较中见反差的书。我不愿意含糊其辞地表述我对余秋雨精神历程的描述，如果不能清晰地注意和把握余秋雨精神历程，我们也就不能真正认识余秋雨在八九十年代的重要。这里，我要提到余秋雨发表于1974年初的《胡适传》。《胡适传》写的是五四前后的胡适。第一章内容包括“挑灯看榜”、“来到‘黄金世界'”、“首次‘荣任'卖国贼”、“从‘实用主义'到‘文学改良'”、“在回国的海轮上”；第二章内容包括“教授生涯”、“风暴前夕”、“来不及了”；第三章内容包括“‘问题与主义'”、“争夺《新青年》”、“惜别杜威”、“‘实在忍不住了'”、“为皇上所化”等。由这些标题我们就大致可以知道这篇文章的色彩。在传记中，胡适赴美留学被看成“一个帝国主义者日夜期待的‘人材'，跨出了第一步”。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