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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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者认为，股份制尽管避免了传统民办教育中投资人过深地介入学校运作造成的诸多矛盾，但由于股权集中，董事会由大股东“一统天下”，独立性很弱甚至造成政企不分。而独立董事的引入，正是打破局面的良好途径之一。　　　　
　　　　　　目前独立董事主要由徐正福、魏书生（教育改革家）和吴华（教育专家）担任。教育毕竟不同于一般企业，教育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损害长远利益，需要教育行家进行指导；书生集团面临着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的构想，而企业界对教育前景难免看不明朗，也希望有教育专家一起参与讨论。　　　　
　　　　　　书生教育集团创建5年来，从小到大，逐渐向集团化、规模化方向发展，已成为台州地区民办教育的中坚力量。一份浙江教科相关课题研究报告指出，椒江“教育股份制”　对县级区域发展教育产业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其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高速成长性是这一办学模式制度优势的有力证据。　　　　
　　　　　　实践还表明，一个亲市场的政府及其产业政策是推动教育产业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在椒江的实践中，政府在税收、教师待遇和招生等方面给予的优惠政策，对书生学校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关键还在于政府观念的转变。作为政府部门，须树立这样两点思想：民办学校办好了，也是造福于当地经济；另外还帮政府节省了大量投入。　　　　
　　　　　　“书生学校3年投入了1个亿，而椒江区政府3年来用于整个区教育投入也只有1个亿。另外，支持民办学校发展，群众的教育选择余地大了；对公立学校也会产生良性冲击，质量竞争成为最后的决胜利器。当然，鼓励民办学校发展，政府手中的权力自然削弱了。但政府的出发点究竟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还是为手中的权力增值？”牟振彬深有感触。　　　　
　　　　　　当然，椒江教育股份制改革的成功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性，那就是良好的政府官员素质保证了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制度创新带有某种“偶然性”因素和“个人化”色彩。而一个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则应当摈弃非制度化的干扰因素，从根本上杜绝权力寻租空间的产生。尤其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政府参与、主导的股份制办学，可能会给政府争夺控制权甚至假规范为名强行接管等不良现象留下方便之门。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加以防范和规避潜在的风险，教育股份制尚待在实践中继续完善。　　　　
　　　　　　“无论国办民办，共育四有新人”，这12个大字是椒江区委、区政府送给书生中学的题词。其中的含义令人思之甚远。　　　　
　　　　　　徐正福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书生中学实行的是校长经营责任制，好的体制应该激活学校的发展。但是不久，徐正福就发现，光有一个好的体制还是不够的。“如果体制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听不到许多民办学校破产的消息了。”可见，有了机制和文化，还远远不够。　　　　
　　　　　　不断遇到阻碍的实践就这样推动着现代学校制度的理念破土而出。　　　　
　　　　　　教育股份制是现代学校制度的核心，是生产关系中的一种所有制形式，衡量所有制的标准就是效率和成本。实现现代学校制度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教育生产力，它至少包含体制、机制和文化三方面内容，用16个字概括为：“面向市场，服务社会，利益共享，学校自治”。　　　　
　　　　　　一些专家认为“面向市场”的提法不妥，尚存在着争议。徐正福则认为，“面向市场”，就是一切以市场选择为导向，体制是竞争核心。　　　　
　　　　　　利益共享。在椒江，教师是一种职业，没有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的区分，民办教师可以享受公办的待遇；将民办机制引入到公办学校中，产生了“名师”、“人力资本产权”概念，据说椒江教师的年收入至少比周边地区高上两三万元，椒江真的成了教师心中的“香格里拉”。　　　　
　　　　　　学校自治。这是现代教育的最高境界，在现阶段也许只能是一种理想。“我们想在公立学校建董事会，有利于校长办学自主权的落实，有利于学校教师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然，现在条件还没有成熟。”　　　　
　　　　　　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政府专注于制度建设和公平保障，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完善学校法人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学校依法自主经营；以利益共享和自治精神为核心，建立权责明确、合理高效的学校管理体系。　　　　
　　　　　　椒江教育界的体验是：“它既不是单纯的学校管理问题，也不能限定为微观层面的学校经营问题，它要处理的是关于政府、市场、学校和社会的全面关系。它既不是纯粹‘干中学’（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也不是完全理性设计的结果，而是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的持续探索过程，是理想的追求与现实的约束相互牵引的过程。”　　　　
　　　　　　椒江提出的“现代学校制度”建构问题，一度受到专家学者的质疑。但是，教育“理想国”就是在这样反复的质疑和敲打中，绽开第一片新叶的。　　　　
　　　　


冲破体制之枷“杂交稻”能否推广？

　　　　1993年6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培训中心建成。　　　　
　　　　　　1993年10月8日，万里汽车驾驶学校建成。　　　　
　　　　　　1994年1月18日，浙江机械工业宁波职工大学建成。　　　　
　　　　　　1995年3月16日，宁波万里国际学校建成。　　　　
　　　　　　1995年5月10日，宁波万里职业技术学校建成。　　　　
　　　　　　1997年8月11日，宁波万里国际幼儿园建成。　　　　
　　　　　　1998年2月18日，宁波万里中等专业学校组成。　　　　
　　　　　　1999年3月3日，浙江万里学院筹建。　　　　
　　　　　　这份长长的年表记录的是一个民办教育集团的裂变型发展之路。6年办了8所学校，且屡获成功。徐亚芬和万里集团的名字早已成为宁波乃至全国教育界的一个闪亮的符号，成为“创新”、“变革”、“奇迹”的代名词。　　　　
　　　　　　我只见过徐亚芬一次。两年前的那次采访，让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女能人。印象突出的是，她语速极快，行走如风，江南女人特有的温婉和职业化的干练如此奇妙地融合在她身上。我后来留意到，经历了十年发展蕴育而成的“万里精神”处处都可见徐亚芬个人风格、性格魅力的投影。　　　　
　　　　　　比如，“万里人视效率、质量为生命，要求以最高的效率做出最好的质量；”　　　　
　　　　　　“万里人对任何事情只要有1％希望就要尽100％努力；”　　　　
　　　　　　“万里人受到挫折从不怨天尤人，而是从自身的角度进行反省；”　　　　
　　　　　　“万里人处事态度：对周围一切心存感激，提倡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在零距离接触万里、远距离思考万里之时，我常常会涌出这样的感慨：万里模式有理论上的普适性，但又有着绝对的独特性。一个难以“克隆”的标本。　　　　
　　　　　　每一个传奇后面都有一个令人击掌唏嘘的故事。　　　　
　　　　　　“我们要用20年时间，不花国家一分钱，从这里起步创办全国第一个从幼儿园到大学都齐全的教育集团。成功了，所有资产归国家；失败了，由我个人承担损失！”　　　　
　　　　　　1993年6月18日，在宁波市区一间破旧教室里，36岁的徐亚芬面对着全体教职工慷慨陈词。　　　　
　　　　　　那时的徐亚芬刚从公立学校“杀”出来。1992年，她就任宁波机械学校的党委副书记。600个学生的学校，竟有200个老师！人浮于事、教育资源利用率极低的现象使她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教育体制的积弊是制约教育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学校存在着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但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又在严重浪费。在此体制下，教师的积极性无法激活，教育质量每况愈下……　　　　
　　　　　　“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冲击到各行各业，教育领域却还因袭着计划经济的陈旧体制，不打破现状，教育就永无活力！”徐亚芬萌生了要办一所完全自收自支、机制灵活的学校。　　　　
　　　　　　1993年5月，她和另一位志同道合者应雄接管了濒临倒闭的宁波机械局职工学校，将其更名为培训中心，开始了大胆的教改尝试。　　　　
　　　　　　这番破釜沉舟的开学演讲引来的却是底下一阵不以为然的嗤笑。　　　　
　　　　　　“明摆着嘛，这个破学校连国家拨款都办不好，光靠你徐亚芬能顶用？！”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徐亚芬的那番“宏愿”：赚了归国家，亏了自己承担。这个徐亚芬唱的是哪出戏？真是“傻气”得可以！　　　　
　　　　　　一时间，原来留下来的15名教师纷纷打调动报告，相继离开了学校，只有应雄支持她。　　　　
　　　　　　就在徐亚芬和应雄东奔西走招兵买马时，市政府某部门的一个电话让徐亚芬十分震惊。对方的口气不容置疑，相当严厉：立即停办培训中心，否则后果自负！　　　　
　　　　　　她一下子懵了头，又伤心又委屈：我办学到底有什么错？！事后她得知，有人向省里、市里告状，说她徐亚芬其实是打着办教育的幌子来赚钱！　　　　
　　　　　　徐亚芬有口莫辩，走投无路，一跺脚闯进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办公室。她讲了很多，她的梦想，她的艰难，不被人理解的烦恼和痛苦……到最后，几乎是声泪俱下。　　　　
　　　　　　副市长被感动了，一拍桌子，义无反顾：“我支持你！”　　　　
　　　　　　1993年9月1日，万里教育集团的前身——浙江宁波培训中心如期开课。第一批中专外贸英语班经宁波自考办统考，成绩名列前茅。　　　　
　　　　　　今天的万里，从创业时的两个人发展到现在1500余名教职工，从当初接管的36名学生发展到现在1。2万余在校生，从职业培训起步发展到现在涵盖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三大类型，教育总投资突破6亿元。　　　　
　　　　　　与此同时，万里的教学质量也在不断快速提升。从1997年至今，万里国际学校高中部连续一次性全部通过各科省证书会考，并达到省1级水平；英语特色教育、自主式教学、“学生点老师”等教学模式的创新都带来了丰硕的成果。就在众多的民办学校面临着生源不足的窘境时，万里的在校生规模却急剧扩充，招生计划数与生源数高达1∶5。　　　　
　　　　　　徐亚芬最自豪的是，万里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三个第一：组建了中国第一家教育集团；在中国国家报刊上率先提出了教育经济一体化的概念；承接了中国第一家普通高校的改制工作，在原国有高校基础上引入民办机制办学的，浙江万里学院是全国第一家。　　　　
　　　　　　1998年11月，万里集团投资8000万元将濒临倒闭的原浙江农技师专收编，改制成了大学，并在宁波高教园区征地1000亩，一期已建成12万平方米校舍。目前在校生已达5200人左右，并正向万人大学的目标迈进。改制后的万里学院，不仅在办学层次和教学质量上迈上了新台阶，而且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使学院的固定资产总值相当于建校50年来固定资产总值的1。5倍！万里在短短的时间里探索出了一条国办高校在不增加国家财政投入的条件下，如何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办学、促进学校自主发展的新路。　　　　
　　　　　　这种“国有、事办、民营”模式的特点是，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学院的国有性质不变，但改变了投资主体，适度引用市场或民营机制，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教育界，“万里模式”被称之为“杂交稻”，意即既能享受公办学校的体制优势，又能运用民办学校的灵活机制。　　　　
　　　　　　如果说国有民营二级学院作为公立大学内部的一个子系统，一直在教育界颇受争议的话，那么万里学院的尝试则为公立大学民营化率先提供了一个成功的版本，这种独特的模式在公立大学办学体制改革中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民办教育学者邬大光对万里模式的现实意义做了这样的解读：“公共产品民营化，在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始终归属于公共产品，公益性成为教育的最高原则或惟一原则。万里学院的出现，已经使教育的公共产品出现了一条裂缝。对于这一现象在中国的走向，目前还很难给出一个令人接受的结论。”　　　　
　　　　　　教育民营在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近年来在国内的教育界也听到类似的呼声。但邬大光的发问值得我们关注和深思：“公立大学改制预示着公立大学的改革方向，还是预示着公立大学的危机？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步履维艰，是否会落到公立大学的身上？对这一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部分公立大学是否会像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那样，在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逐步迟出历史的舞台？公立大学是否只有找到一个类似于万里集团的‘托管方’，才能走出困境？”　　　　
　　　　


冲破体制之枷徐亚芬的孤独

　　　　头顶无数光环的徐亚芬却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来自荣誉、鲜花造成的“成名累”，而是来自万里模式在教育界的不可类比的独特性。　　　　
　　　　　　确实，它不同于一般的公立学校：　　　　
　　　　　　引入市场经济的成本概念。严格成本核算，按高效、精简、勤俭的原则使教育资源得到最佳配置，降低了办学成本。　　　　
　　　　　　接受市场经济的评价机制。既有政府部门认可，更听从学生和家长的信息反馈，接受市场和社会的监督，据说每个新加盟万里的教师，都要进行转轨教育，这对于习惯于在国立学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是个痛苦的过程，需要“嬗变”和转化。　　　　
　　　　　　把握市场经济供求规律。万里创办各类学校都选择了最佳时期，就是得益于对市场的准确把握，每一次决策都依托严格的市场调研、市场预测，预测社会的需求，预测家长对价格的心理承受能力，等等。　　　　
　　　　　　建立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在万里工作的老师都希望学校严格管理，消除学校的“短板效应”。大家将万里当成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载体，万里人深深懂得一条真理：如果学校因1％的教师工作懈怠而导致学校声誉低下，就可能导致99％的职工利益受损。　　　　
　　　　　　同时，万里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民办学校：　　　　
　　　　　　坚持所有收费都纳入国家财政专户，然后按教育用途逐项下拨，从制度上保证所有办学经费100％用于教育。作为集团一把手的董事长没有财务签字权，做到了有权的不管钱、有签字权的总裁受制约，在源头上杜绝腐败现象的滋生。　　　　
　　　　　　所有办学所形成的固定资产都登记为国有资产，这是坚持办学的公益性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办学的固定资产成为国有资产大大激发了教师的成就感、安全感、归属感，使学校能够健康发展。　　　　
　　　　　　倡导以教师为本的管理理念，将国有的事业单位编制与民办学校的灵活用人机制有机结合，有别于一般的私立学校视教师为“打工仔”的偏颇。倡导教职工心态的“绿色”氛围，万里强调多研究“物”（事物的客观规律），少研究“人”（人际关系），使学校无线无派，包容性大。　　　　
　　　　　　在民办教育界，鲜有人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