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6-中国民办教育生存报告-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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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忻癜於堆г鹤疃嗟氖》荨Ｕ憬�20所本科院校创办了19所公有民办二级学院。其中不乏成功者，如浙江大学举办的城市学院和宁波理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举办的武昌分校等等。
此前，教育部一直未对“二级学院”问题明确表态，认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允许探索，不必急于表态。今年5月，教育部确定了积极鼓励独立学院发展的态度和政策，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都要因地、因校制宜积极发展独立学院。并且，今后国家将在本科招生计划上对独立学院进行倾斜，希望通过独立学院的发展，促进民办高教真正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策一出，掌声有之，嘘声有之。喝彩者自然是公立高校，还有一些专家学者和教育部门；忧虑者自然是纯民办高校，而一些意欲进入民办高教领域的社会资本，则首鼠两端，四处游走，费尽心思地开始思忖：到哪里去找一顶合适的“红帽子”戴戴？
尽管教育部要求独立学院突出“优”字，做好“独”字，即独立学院必须是独立法人，要实现校园、财务、管理、文凭的独立；强调 “民”字，必须走民办机制，坚持体制和机制创新。但在教育界内外还是众声沸腾。
积极的评价，认为此举标志着高等本科教育已经向民间资本开放，有利于通过吸纳民间资本，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有利于克服投资激励不足，促生新式财产权。
争议性的意见，认为此举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扩大高等教育资源，但从长远看，独立学院的发展和对它的倾斜扶持，打压了业已苦苦办学多年的真正民办高校，使它们很难与挂着名牌大学字号的独立学院竞争。
是制度创新还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公平竞争？
是扩大了高等教育资源还是会造成长远的萎缩？
是促进还是阻碍了非教育领域外的资源流入教育领域内？
这些似是而非的命题像冬季的晨雾，萦绕在教育界内外，潮湿、混沌。就在《民办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的这个秋天，穿梭于民办学校、各种教育论坛和沙龙间，我收获的却是意外的忧虑、彷徨甚至悲壮的复杂气息。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国有资产的增值，还是流失？
……目前哈市和“民”字沾边的中小学校一共112所。其中，纯民办学校共有50所，“公办民助”或“民办公助”学校共有62所。在这其中，初中、小学属义务教育阶段的占60％。从这里不难看出，打着“公助”旗号的“民办学校”要比民间资本社会力量的民办学校要多，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公助学校要比高中阶段的多。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哈市这些民办公助校的“校产”大都是名校的一部分校舍、设施，或利用学校撤并时留下的原校舍。……资产是国有的，管理人员是教育行政部门任命的，师资是由教育行政部门抽调的，人权、财权是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的，其所有制是国有的，没有民间资金的投入——老百姓根本不知其“民办”体现在何处？……
而“民办公助”校本身占用的就是国家的或者说是社会全体公民的教育资源，如今有关部门把人民的义务教育资源办成另外一个产业化的“新事物”，纳税者要想享受这部分教育资源还要额外大把花钱，岂非咄咄怪事？
这则2003年3月31日见于《黑龙江晨报》的新闻报道《以名校的名义——关于哈尔滨民办公助学校的不完全调查 》（记者董景峰、刘梦新），是对名校办民校典型个案的真实披露。
这种“就地翻牌”或“异地翻牌”的改制风，在一些城市、县乡大行其道。前者是指公立重点小学或初中改为民办学校，由国家财政投资，按民办学校收费，有国家教师编制，收益由承办学校和教育局下属机构分成；后者指公立重点小学或初中和教育局合作，利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教师编制和财政性教育经费，以及公立学校的场地和校舍，在校外另办一家民办学校。
这种“翻牌”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公立学校的收入增加了，老师的待遇提高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口袋也充实了。那么，是否真的惠及学生和社会呢？“翻牌”的目的何在？戴“民办”的帽子，所以理所当然地收取高额学费。当此之下，择校风盛行。
早在2001年5月，国家曾明确指出，公办学校改制“要有利于改造薄弱学校，满足群众的教育需求，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其中改制的重点应集中在薄弱学校、国有企业所属中小学和政府新建的学校等，且“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可以进行按民办学校机制运行的改革试验”。
在类似的“翻牌”风潮中，不容忽视的是，名校衍生出的“民校”都是抽取国家投入义务教育的资源转向非义务教育领域，其结果是这些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教育资源”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被削弱了，公立薄弱学校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
更多的名校办民校，则是公私混合型模式。据调查，广州地区已经有30余所公办中小学名校下海办民校、民班；广州市将近半数民校与公办名校有合资、合作关系。采取的形式大都和房地产商合作，由地产商增大对小区配套学校的投资，扩大小区配套学校的规模和提高其档次；公立学校则负责学校教学管理，更重要的是提供公办学校的品牌，冠上重点学校分校的牌子。在广州，这类学校很知名的就有执信、华附等重点中学，现在已经衍生出“南海执信”、“番禺执信”等品牌。
这些学校收费标准接近“贵族学校”。执信中学与南海市西樵区政府和私人资金合作开办“南海执信中学”，每年每人收费1。6万元；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办“番禺执信中学”，每人每年1。8万元。与之齐名的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与房地产商开办的“番禺华附”，每人每年收费2。2万元，另入学一次性赞助费3万元。
“重点中学创办新型体制的学校，并不需要政府的一分钱投入。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学的渴望，又通过办学筹集到发展教育的资金，从这方面来说，我认为绝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国有资产的增值。”执信中学校长朱健强认为。
执信中学是广东省16所重点中学中最早办民校的。目前，其属下的“番禺执信”和“南海执信”据说运行状况良好。
同样作为省重点学校，华附的目标是，“将一个华附办成四个华附，在广州、番禺、南海等地建立3个分校，在校学生达到1万人，为广东省提供更多的优质学位。”
“名校的优质资源搁置不用没有人说浪费，当用这些资源服务于社会，让孩子们有更多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时，反而有人说你占用国有资源，造成国有资源的流失，这没有一点道理。学校就算受益也是用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这有什么错？通过办民校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也是用来改善公办学校的办学条件。”
华附校长吴颖民的观点可以说是当下“名校办民校”支持者的代表性意见。在学术界，这种声音也有相当的市场。
被誉为“中国教育产业论第一人”的张铁明素以敢言、直言著称，对名校办民校也抱以鼓励、赞成的掌声。
“名校办民校其实是一条线，就是用国有学校的品牌加上社会资本，国有学校其实没有投资，这样来扩大国家的教育资源。民校感到不公平，这里肯定有个拥有资源不平等的事。但是民办学校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你凭什么不让人家进入市场呢？我一贯为民办学校呼吁，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站在制度创新和国家发展教育现代化的高度来看，而不能简单地从某个民办学校特定的感情上来看问题。”
看来，名校办民校的第一块“软肋”就是，名校是否涉嫌挪用国有资源？是否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表面上看，这类公私混合型学校没有政府一分钱的投资，只是名校品牌的延伸。那么，名校品牌意味着什么？
名校的品牌是经过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形成，是国家政策倾斜、财政投入的产物，可以说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共同打造的，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而这份资产的产权毫无疑问应当是属于国有的。
“名校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地位和资格举办民办学校？它的出资是否合法？” 广州英豪学校校长朱家健提出的质疑，在纯民办学校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按照国家规定，当公办学校以自己的校名、场地、建筑物、教师编制等与他人合作或者自己办民办学校时，应该上报教育行政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批准或备案；动用学校资产投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显然，这个规定就是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防止学校法人代表“挪用”国有资产而设定的。
但在实践中，鲜有名校是按照规定来操作的。相当多的现象是，“很多名校办的民校是低成本、甚至是无成本经营。其最主要的成本就是土地和房屋投资。部分名校在没有场地、资金、师资的情况下，甚至只持一张‘筹建许可证’；就可以招生，对纯民办学校而言，是一种极具杀伤力的竞争。”
“承担义务教育责任的学校，没有独立承担经济风险的能力，它的法人代表亦没有处理学校财产的任何权力，包括教师的编制、校名、土地、房舍等有形或无形资产，除了国家对其特定的用途，学校都无权独立支配。”概而言之，名校只有经营权，而无产权。
因而，一旦民校出现投资或经营的风险，或者出现经济纠纷，名校自己是无法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的。“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资产在注册登记时不再是国有资产，就是国有资产流失。”
让人挠头的还有产权问题。就拿眼下广东名校嫁接名盘的“民校”来说，按照规定，小区配套学校本来属于国有财产。但是，这类“民校”往往成了成分复杂的联合体，其中除了国有资产部分以外，还有开发商的投资，有名校“自筹”的投资，甚至有当地教育行政部门下属机构“自筹”的投资。产权该如何界定？这在现实操作中成了空置的“灰色地带”。
名校办民校的收益最终流向哪里？名校的说法是“反哺”公立学校，以及改造薄弱校的办学条件。“但现实却是，‘星级’重点校在数以亿计的资金投入下拔地而起的同时，一些薄弱校的老师们仍在眼看着不断萎缩的生源发愁，一些被称为‘三类苗’的学生们仍在破旧的教室中冻得瑟瑟发抖”（见《黑龙江晨报》）。看来，名校自己受惠是真，改造薄弱学校是假。
值得注意的是，名校办民校不仅避开了税收和物价两条线的管理，而且在实际操作中鲜有做到财政收支两条线的。“如果名校办民校的收益真是用在改造薄弱校上，那就应该财政收支两条线。因为股东不是名校，而是国家，你名校无权分配，那你就应该上缴财政，代表国家的部门来另行分配。名校只有经营权，没有分配权。”这个易被混淆的问题却被爱寻根究底的陈忠联刨出了根本。
另一方面，高收费将普通家庭的孩子挡在了名校的门外，实质上有悖义务教育的精神。这种戴“红帽子”的行为，从短期看“复制”了一大批所谓“名校”，满足了一部分人就读“名校”的愿望；从长远看，受益的仅仅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名校”自身，而不是国家，直接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无形流失。
一位教育界人士的话一针见血：公私混合型的民办学校不宜发展，否则将会后患无穷。因为一旦得利，是“私”得利；一旦发生问题，是“公”承担责任。
拷问“名校办民校”是优质教育的扩张，还是缩小？
一些数据不能不让我们忧虑：我国的优质教育资源非常缺乏，只有2％。广州这么一个发达地区才10％。全国的人均教育经费才300多元，香港人均是700港元。
因为匮乏，所以求之若渴，所以名校办民校点亮了无数家长本来黯淡的眼神。
“在这种情况下，名校办民校正好可以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单靠民办学校来解决行不行呢？民办学校尽管这几年发展比较快，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民校的份额只占5％左右，那么单靠民校的艰苦创业和发展来满足全社会的教育需求是远远不行的。”张铁明认为。
那么名校办民校，在输出品牌的同时也输出了“优质教育”吗？
肯定论者喜欢拿执信的例子作为论据：南海执信投资1亿元建36个初中班，番禺执信投资2亿元，都是以省级规模标准建设的新“名校”，靠政府投入简直不可想象。由此认为，“名校办民校”可解决政府对教育投入不足的问题，盘活了名校优质教育资源，满足百姓对优质学位的强烈需求，使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总量突增。
与此类似，独立学院政策出台也引得一部分人叫好。
“独立学院政策是更好更快低成本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途径。此政策指向，将大大促进现有公有体制下的高等教育资源存量产生增值，并通过全新的机制或制度的配置，去吸引体制外的资源加入举办教育的行列，由此大大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目的的实现。”
“名校办民校”在师资、管理、质量上都有相对稳定保证，校舍、校名国有，办学风险相对低，办学基础牢靠，较之企业家办的高收费民校有教育质量上的保障，客观上促进了民办教育的结构优化。
这些温和的“颂辞”确乎引发了人们的无限神往，因而，也不难解释为什么在短短几年之内广州番禺迎宾路一带“名校林立”的盛况。顺德碧桂园演绎的“教育救市”神话，让地产商看到了牵手名校的魅力，更让普通人家转忧为喜地看到享受“优质教育”的希望。毕竟，在朝向中国高等教育狭窄的通道上，入读稀缺的“名校”成了惟一的直通车。
但是不久，热情的消费者就开始回归理性。面对一夜之间长出的众多新“名校”，面对价格不菲的高收费，人们开始渴望了解：到底有多少老师是名校“正宗嫡传” 的？到底由谁来管理学校？这些漂亮的建筑后面是否真的“克隆”了“名校基因” ？
追问的结果难免令人沮丧，怀疑的结论却不断在被验证。人们不断被告知、被提醒：别以为入读了“名校办民校”，就进了“名校”的“保险箱”。名校因何得名？自然是高升学率。高升学率来自于名师和优秀生源，而两者受益于长期的地缘优势和稳定的政府扶持，且经过漫长的文化积累和实践检验，方能成就名校的“金字招牌”。
对于刚刚拔地而起的新生学校来说，距离真正的“名校”还远着呢。按照规定，每一所新建的学校都必须接受教育系统关于评级时间的规定：如评上市一级学校至少需要九年。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