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补偿的思考-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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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补偿的判决
从集中营领回的被强行带走的犹太人，对迫使他们劳动的企业提出补偿要求。１９５１年首先对ＩＧ法本公司起诉。
在审判过程中，法本公司辩解说：“接收集中营的劳动者，不是该公司要求的，而是由党卫军摊派的，所以该公司没有任何责任。”后来，其他公司也反复进行同样的辩解。可是，证据和文件表明这些企业是积极活动的，要求党卫军把收容者优先供给他们。法兰克福法院经过约一年的审理，确认法本公司负有责任，其判决内容如下：
“平等、正义、人性这一基本原理，居住在文明国里的所有人都是一清二楚的。既然个人负责任，那么ＩＧ法本公司也是不能回避这一责任的。……被告者‘肯定知道’‘挑选’的事实。这是因为被告者当然掌握本公司职工的状况。正如被告者所认为的那样，如果缺乏对整体认识的话，那就清楚地证明被告者缺乏对囚犯犹太人生命的关心。至少被收容者们处在被告者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有义务受被告者的保护。为了维护原告者的生命、身体和健康，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不能以党卫军的存在为理由而不履行这些义务——被告者不承担义务。因为不履行义务至少是玩忽职守，所以该公司是有责任的。”
法本公司对上述判决提出上诉，但最终还是与“犹太人要求德国提供物质赔偿协会”进行和解，加以解决。以此为契机，该协会又与克虏伯、通用公司、西门子、德律风根、莱茵梅塔尔等公司进行交涉，成功地争取到一定数额的补偿金。
不承认法律责任的企业
但是，这些企业一致强调，不是在承认法律责任的基础上支付补偿金的。例如，与克虏伯公司的协议书一开头就这样写道：
“克虏伯公司不承认法律上的一切责任，也不侵犯其他德国企业的权利，为了减少关押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在克虏伯公司及其分公司的工厂劳动期间蒙受起因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行为而忍受的痛苦，才提供资金的。”
与通用电气公司的和解情况也一样。该公司无论如何不承认法律上的一切责任，不侵犯其他德国公司的一切权益，为使在该公司或德律风根公司事业所劳动的集中营所收容的犹太人“减少痛苦”，决定支付４００万马克，而且支付情况不准向外公开发表。
与以制造和销售武器为业的莱茵梅塔尔公司进行谈判的情况更为复杂。该公司与其他公司一样，开始时顽固地拒绝“犹太人协会”的请求，因此谈判几乎处于破裂状态。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有时美国国防部想购入该公司制造的机关炮。因此，“犹太人协会”将此问题提交美国议会，于是在议会中掀起了反对从让犹太人强制劳动而毫无反省之意的德国企业购进武器问题的辩论，结果有停止该公司销售机关炮计划的危险。该公司为确保“更大的经营利益”，把２５０万马克（６２５万美元）转入“犹太人协会”的帐户上，以谋求事实上的解决。该公司至今断言与“犹太人协会”之间没有签订补偿协定。
另外，该公司日后仍对被强制收容、强制劳动的非犹太人劳动者的补偿要求予以拒绝，但“犹太人协会”指出：不是已给犹太人补偿了吗？据说该公司负责人对此回答说：“想借此机会再次指出，正如你所知道的，对犹太人协会的补偿是本公司期待某合同的订货而关照的……因而该公司的支付与对方要求的补偿金不是一回事。”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生意优先于反省
只要读一读《不如奴隶》这本书，不难发现，因德国企业让在集中营里的被收容者进行强制性劳动而进行的战后补偿，并不是基于对强制劳动者的真正反省和谢罪，而大都是基于经营方面的需求，最终只是一种生意而已。
１９８５年５月８日魏茨泽克总统在西德（当时）联邦议会上发表演说时指出：“闭眼不看过去，到头来也看不到现在，不想把非人性的行为铭刻在心中的人，就很容易再次陷入那种危险的境地。”他还说：“必须认真对待本国的现代史，跨世代地承担战争责任”。这一以“荒野的４０年”为题的演说唤起了全世界各国人们祈求和平的同感。《不如奴隶》一书所描述的德国企业对战争责任的态度与魏茨泽克总统的演说精神相差得太远了。
１９９１年夏天，在东京召开了战后补偿国际讨论会。《不如奴隶》的作者弗伦茨来到日本。当讨论会结束后人们畅谈时，他说：“日本就谢罪的话似乎说了很多，但不伴随支付金钱的谢罪是毫无意义的。说实话，德国企业虽然出了钱但他们完全没有进行反省。”听了他的话令人震惊。这是作者在与强制劳动的企业进行补偿交涉得到的实感。
戴姆勒·奔驰汽车制造公司的实例
弗伦茨写成《不如奴隶》著作的时间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半期。尔后，德国企业进行过多次战后补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１９８８年戴姆勒·奔驰汽车制造公司根据战时该公司进行强制性劳动的犹太人的补偿请求，支付了２０００万马克（按当时汇率，约合１４亿日元），并在该公司汽车博物馆正门前竖立起一座雕塑。
１９９４年３月１日我访问了斯图加尔特市的奔驰公司，听取了负责解决该公司补偿问题的沃利休克副总经理的介绍，他说在２０００万马克中，有１０００万马克是支付给“犹太人要求德国提供物质赔偿协会”，剩下的１０００万马克是支付给德国红十字会等有关团体。据估计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在该公司被迫从事强制性劳动的人数约６万，其中犹太人为６０００人，如果对６０００名犹太人支付１０００万马克的话，换算成日元，平均每人约１０万多日元。该公司发布的新闻资料如下：
“奔驰汽车制造公司决定以１９８６年庆祝‘汽车制造１００周年纪念日’为契机，用今天的观点回顾本公司的历史，显然应该特别关注本公司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的历史。应该有公正、客观地评价这段历史意义的第三者研究机构。为此委托设在科隆市的德国社史协会（ＧＵＧ）对该公司当时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
“……德国社史协会提出的中间报告详细地作了如下介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奔驰汽车制造公司不是在整个大战期间，而是限定在一定的天数之内进行强制性劳动。上述的受强制劳动者包括自己自愿来德国后被（当局）拘留的外国人以及在集中营关押人员，甚至包括战俘。从国籍来看，有比利时、法国、荷兰等（西方的近邻各国），也有波兰等东欧盟国。被强制劳动的人们不仅是犹太人，也包括受政治迫害的人。
“关于他们的生活状态，因他们的出身和被强制劳动地区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别。劳动条件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不可能全面概括地加以叙述。
“奔驰汽车制造公司董事会在了解了上述情况之后，感到有必要给予物质的补偿。为了不忘残害受害者们的事件，决定对支持纳粹统治下的牺牲者——尤其是支持被强制劳动的人们的各种机构提供相当金额的援助。……我们提供的补偿总额为２０００万马克。”
该公司董事会除了提供这些补偿金外，决定在温塔特乌尔库海伊姆的汽车博物馆的正门口设置纪念雕塑，以便使该公司的职工和普通市民随时都能看到它。
这一雕塑的建立，是为了使人们不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该公司被强制劳动的人们的事实。它将唤起今天所有有责任心的人们认识到维持和平和维护自由尊严的重要性。
据说，目前该公司正在依靠学者编写有关强制劳动的更为详细的调查报告，预定今年５月出版（１９９４年７月初，他们把一本相当厚的题为《奔驰公司的强制劳动者》的书赠送给我）。据该公司副总经理说，着手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之一就是该公司领导人的换代（董事会组成人员的平均年龄为５５～６０岁，而负责这一问题的人员当时为４５岁）。此外该公司的这位副总经理读了《不如奴隶》一书之后，明确地指出：“莱茵梅塔尔公司等的补偿是出于生意上的考虑而进行的”，此外还断言说：“奔驰公司的战后补偿和莱茵梅塔尔公司等是不相同的。”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大众汽车公司的实例
同为汽车产业的大众汽车公司１９８８年正在编写纪念该公司创立５０周年历史（该公司１９３８年在纳粹政权下，按希特勒提出的“建设高速公路和制造大众汽车”的号召创立的），委托历史学家调查在集中营的劳动者接受强制性劳动的事实，并将调查结果编入公司历史。该公司认为在纳粹政权统治下的八年间情况，绝不能成为空白点。
该公司的干部与希特勒的关系密切，从党卫军那里可以得到集中营劳动者配额。１９４４年集中营劳动人数占公司职工人数的７０％以上，其他公司的劳动者所占比例平均为２６％。由此可见，大众汽车公司与纳粹政权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该公司决定向“犹太人协会”等支付１２００万马克的补偿金。为了不忘掉该公司内对集中营的人们进行强制劳动的事实而建立了纪念碑，碑上刻写的是：“作为种族的政治上的受迫害者、战俘、来自第三帝国占领的欧洲各国的集中营关押人员，他们都是在为军需和犯罪性的制度而战争，在大众工厂中劳动，却遭受了极其残酷的痛苦。在这里对这上千名受强制劳动者寄予思念。”据说，该公司每年有２０名年轻职工被送往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让他们在那里约用２周时间进行学习、维修建筑物、扫除等工作。
由此可以看出，德国企业的战后补偿，开始时大都是出于营业上的考虑，但后来在各种形式的论争中，逐渐正视自己公司的历史，承认强制劳动这一事实。
日本企业是怎样对待战后补偿的呢？
日本企业的战后补偿情况是怎样的呢？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在战争中把约有８０万～１００万的朝鲜人和４万中国人强抓到日本国内进行强制劳动。这些受害者或遗族就抓劳工强制劳动问题，起诉日本钢管、三菱造船、不二越三家公司，要求补发拖欠的工资，并赔偿损失。
上述原告都是韩国人和朝鲜人。如上所述，中国人虽未起诉，但就众所周知的花冈事件，对鹿岛组的强制劳动问题向鹿岛建设公司提出了补偿要求。
在收到这些补偿要求的企业中，只有鹿岛建设方面向受害的中国人承认了错误，并初步表示了谢罪（不过，还未答应按补偿要求去办）。日本钢管等三家公司认为他们的企业是服从国家政策的，不负任何责任，并认为这些问题已在１９６５年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中解决完毕，甚至还强调“时效”问题。
我已反复地指出，与德国相比较，日本作为国家所支付的战后补偿做得很不够。日本企业的战后补偿与德国企业的情况相比，不用说也做得非常不够，事实上完全没有去做。这如实地反映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如果想改善日本企业的形象，那么作为上策就应该积极地解决战后补偿问题。不过同德国企业的情况一样，若不进行企业的人事更迭，战后补偿问题也许是难以解决的。
（一）面对历史的态度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无反省的行动与发言
１９８５年５月８日，西德当时的总统魏茨泽克在演讲时说：“不正视过去的人，他最终也看不清现在。”他呼吁，战争的责任问题要跨世代地加以承担，因此唤起了许多人的共鸣。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多次谈及。
可是，在同一年的８月１５日，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强行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受到亚洲各国的严厉谴责。在这之前的７月２７日，中曾根首相在自民党轻井泽讨论会上说：“国民感谢殉国的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否则谁还为国捐躯呢”。接着，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９日举行天皇即位６０周年纪念典礼。“６０周年”纪念典礼把明治宪法下作为“统治权的总揽者”的天皇和日本国宪法下作为“象征”的天皇不加区别地来进行纪念。
后来，多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比如，１９８６年藤尾文部大臣肯定韩国殖民统治的发言，１９８８年奥野国务大臣否定日中战争侵略性质的发言等等。
从１９８８年秋到１９８９年初，围绕昭和天皇病情恶化和死亡，国内掀起一股赞美天皇、捏造历史的风潮。１９８９年２月，韩国《东亚日报》就竹下首相对众议院回答质询的发言——“过去的大战是否侵略战争的问题，要由后世的史学家来作评论”，谴责说：“否定天皇的战争责任的日本政府，又否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侵略性质。”中国政府也谴责说：“决不允许歪曲历史。”面对各国的批评，竹下首相辩解说：“由于没有表达清楚，引起亚洲各国的批评，很遗憾。”然而，事情的性质，决非什么“没有表达清楚”的问题。类似的事情，在日本曾经发生过多次。
１９９４年５月３日，永野法务大臣对每日新闻社记者说，“未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事件”，“过去的战争并非侵略战争”。他受到国内外，特别是饱尝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人民的严厉批判，不得不辞职。永野的发言无视历史真相，对亚洲·太平洋战争毫无反省之意。实际上他根本没有去过南京，却说：“占领南京后我去过，没有发生那样的大屠杀事件”。他大言不惭地讲述虚构的事实（占领南京时他仅是一个１５岁的少年），其性质是极其恶劣的。
１９９４年６月１２日《每日新闻》晚刊报道说，宫泽前首相在任期间，为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日本遗族会的支持，曾密约参拜靖国神社，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前后秘密地进行了参拜。秘密参拜的原因是自１９８５年中曾根正式参拜后，遭到亚洲各国严厉批判，后来历届首相就暂时停止了参拜。在此背景下进行“秘密参拜”，是何等的姑息。
作为加害者的认识不足
明治维新以来，我国追赶西欧列强，在“脱亚入欧”的口号下，一股劲儿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结果，导致了过去那场侵略战争——１５年战争。
前田哲男著《战略轰炸的思想》一书（朝日新闻社出版）指出，不仅要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东京大空袭以及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问题，还要从日本海军对重庆狂轰滥炸的历史来认识。他还进一步强调，我们还应当研究继广岛、长崎之后，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轰炸越南北方、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期间空袭伊拉克的问题。这些观点颇有启迪。该书在谈及日本人的“亚洲观”和日中战争期间海军的作用时说：
“海军没有地面兵力，因此不必考虑行军和占领的问题，在中国作战可以说就是侵略领空战。从上海到南京、安庆、武汉、宜昌、重庆，沿着长江流域以至内陆地区的‘空中侵略’之路，无疑是以海军为主导的作战。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中国的日本海军与陆军一样，双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