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补偿的思考-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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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契机，在南京修建了“大屠杀纪念馆”。纪念馆内一方面展示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事实，另一方面铭刻着周恩来总理的铭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韩国也在汉城郊外修建了“独立纪念馆”，在那里记载着韩国人民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独立的历史。
日本政府对这些来自亚洲的批判感到吃惊，绞尽脑汁苦思对策。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６日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辩解说：“现在，韩国、中国……等正在批判我国教科书中记述的内容，为促进与亚洲各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我国应充分倾听这些批评，政府有责任予以纠正”。结果，修改了审定基准，在“教科书用图书的内容及其处理”事项中新增加了“在处理与亚洲各近邻国家有关近、现代史事件时，需要从国际理解和国际协调的立场出发予以照顾”这样的内容。
由此，审定基准暂且得到修改。关于教科书的记述，本来应该从各种角度来论述，然而，问题是国家硬把一定的观点甚至是错误的观点放进了教科书审定制度之中。
另外，有一本题为《亚洲教科书中的日本战争》的书（越田编著，梨木舍，１９９０年出版）。该书是作者调查了中国、蒙古、韩国、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缅甸、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教科书里是如何记述“日本战争”的内容之后编写的。
在书的开头，作者越田氏首先叙述他的感想说：“看了亚洲各国教科书中对‘日中战争’的记述，再次感到半个世纪前遭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亚洲人的痛切心情……。相反，日本教科书里对‘日本战争’的记述是何等淡薄！甚至淡薄到连教科书也不屑一顾。妄图把侵略战争一笔勾消的日本，与下一代已把‘日本战争’接过来的亚洲各国之间认识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形成如此大差距的原因何在呢？如上所述，原因难道不正是在于（日本）没有认识到１５年的战争是一场与亚洲的战争，而只认为是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吗？在此再次重申一遍，“脱亚入欧”这种日本人的亚洲观很成问题。日本战败后，这种亚洲观不但未得到纠正，而且仍在继续。正因为如此，才会在教科书里把对亚洲的“侵略”改写成“进入”。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围绕教科书的审判
１９６５年，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教授向国家提出损害赔偿诉讼，即所谓教科书审判。
战后，日本自１９４９年起开始审定教科书，而教科书受到国家严格控制，是从１９５２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正式恢复主权、各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又重新恢复领导地位的时期开始的。
１９５５年，保守党联合以后，教科书审定审议会成员更迭一新，确定了战争时期大东亚战争肯定论者高山岩男等人的核心地位，他们借审定教科书之机表明了以下的主张：“‘新宪法是按照全体国民的意愿制定的’这种表述是片面的”，“关于太平洋战争，要尽量不写日本的坏话，即使是事实，也要写得神秘些。”
家永教授提出的教科书诉讼，分为１９６５年提出的追究６０年代审定责任的第一次诉讼（要求赔偿损害），第二次诉讼（要求取消审定不合格处分）和追究８０年代审定责任的第三次诉讼（追究审定制度的违法性）。诉讼争议的主要问题并不仅仅限于１５年战争，但最大的争论焦点是关于１５年战争的记述内容，具体地来看，如家永教授所述：
“日军在整个中国领土上扩大了战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转移到重庆，和共产党八路军一起继续抗战。日军尽管在辽阔的战线上消耗了大量的人员和武器，但没能使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下顽强抵抗的中国民众屈服。”
对此，文部省的意见是：
“在这段内容里，关于当时中国的战况‘日军尽管在辽阔的战线上消耗了大量的人员和武器，但没能使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下顽强抵抗的中国民众屈服’一段完全没有谈及中国方面继续顽强抵抗的后面还有英、美、法、苏的大力援助等事实，以及当时围绕日中周围列强的动向（所谓‘援蒋路线’）。
“因此，这种记述妨碍了对日中事变及至围绕日中事变的世界形势……的理解。”
家永教授谈及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指出：
“由于战争被美化为‘圣战’，彻底隐瞒了日军的失败和在战场上的残暴行为。大部分国民无法了解事实真相，只能处于积极支持这场轻率战争的状况之中”。
对此，文部省又提出：
“这样的叙述，如什么‘被美化’、‘日军的残暴行为’、‘轻率的战争’等等，总的来说是在片面地批评我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和行为，所以，不能认为这种表达能使学生正确地了解处于战争漩涡中我国的立场和行为……”。
文部省的这些意见完全违反历史事实，毋需在此赘述。
在家永教授的三次教科书诉讼中，１９７０年７月１７日对第二次诉讼进行了一审判决（杉本判决）。这次判决大幅度地承认了原告的主张。可是，后来的几次判决都对原告不利。
例如，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在东京地方法院审理的第三次诉讼（加藤判决），对争论的焦点问题，认为家永教授的主张“有相应的学术根据”，但又以存在着与文部省同样观点的学者为由，强调不能说文部省的审定意见缺少合理的依据。
这就是说，不管学术依据多么欠缺浅薄，只要文部省能拿出所依据的学说，那么审定意见就不违法。最近，筑波大学附属高中教师高鸣伸欣也对自己编写的教科书《现代社会》的审定意见提出抗议并起诉（根据金泽大学藤泽法教授研究）。
以上谈了中国、韩国等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的不同。但是中国、韩国等的教科书，不但对后人起到了进行历史教育的作用，而且无可否认还有进行国防教育的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国家的教科书的记述方法，日本教科书不大可能原封不动地作为参考。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从德国教科书看历史教育（1）
德国布伦瑞克设有一个格奥鲁克·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该所是１９５１年创建的。现在，这里共收藏了来自世界上约７０个国家的１３万册教科书，当然，纳粹时代的教科书也收藏于此。
该研究所的活动宗旨是促进德国与过去的敌国之间的理解与和解。例如，签订过“德法关于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１９５１年）、“西德与波兰关于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建议”（１９７６年）、“西德与以色列关于教科书的建议”（１９８５年）等。迄今为止，该研究所曾与２０多个国家共同研究过两国间的教科书问题。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英国、法国、美国、以色列和前南斯拉夫等。签订“西德与波兰关于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建议”之后，设置了由两国历史学家组成的教科书委员会，讨论有关两国的历史问题，然后将研究成果分别反映到各自的教科书中去。据说，该委员会现在正在编写涉及德国与波兰长达１０００年历史的教师用手册。
最近，日本和韩国的民间团体以德国与波兰间的教科书委员会活动为样板，出现了由历史学家和教师研究两国教科书的动向。１９９４年３日，我曾访问“格奥鲁克·埃克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据研究员里门斯钱奈德讲，该研究所在日本与韩国的教科书问题交流中发挥了斡旋的作用。在采访时我问及“在德国尽管学校里如此认真地学习现代史，为什么还发生新纳粹分子排挤外国人的事件呢”。他一下子被问住了，带着为难的表情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可以认为有失业率等各种问题的因素。”这一席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近、现代史在历史教育中所占的比例
在德国的历史教育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学校教育中十分重视现代史教育。据金泽大学藤泽法教授的调查，德国的课程因州而异。总的来说从小学高年级到初中阶段有一次通史课（古代、中世纪史与近、现代史的比率约为１∶１）；为升大学而学习的高级中学（相当于日本的高中阶段）历史课中，比率大约是１∶４５；高级中学毕业考试（相当于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历史课的出题范围仅限于近、现代史。毕业考试方法原则上是写论文。据说要求考生在３～５小时内写出如“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战后西德把自己置于西欧一员的功与过”之类题目的论文。因此，在德国要求学生有牢固的历史观，而不是获得多少局部知识。
相比之下，在日本的学校教育中，近、现代史占多大比重呢？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近、现代史的内容本来就少而淡薄，而在教学过程中又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解。历史课是自古代史讲起的，临近讲现代史时，往往就以“时间不多了”为由，快速地走一下过场就结束了。这是我们在初中和高中都亲身经历过的事实。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初中和高中教育是专以考试为目的的，而不是以真正面对本国近、现代史为目的。高考时，即使有个别例外，但几乎没有出过有关日本战后补偿问题的考题。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在学校教育中，很少谈到亚洲·太平洋战争。即使谈到也只讲战争的悲惨性，而且它所列举的主要是日本人受害情况。如（美国）对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一夜之间死亡１０万多人的东京大空袭等。不深挖战争的实质，只讲战争的悲惨。还解释说日本制定持有和平主义的基本理念的宪法，决心不再发生悲惨的战争，而没有真正的充分论及追究战争责任以及救济战争中受害者问题就结束了关于战争的话题。
受这种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自然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特别是对日本的加害责任没有正确的认识。缺少这种加害者意识的日本年轻人因商务或旅游去访问曾被占领过的地区时，他们与当地人之间会发生什么样情况呢？
我们应当在学校教育中正视日本近、现代史，通过让学生掌握正确的历史观，才能和亚洲人民结成友好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实现战后补偿不仅限于清算过去，而且也关系到未来。
真正需求的是什么
在实现战后补偿时，给受害者以经济补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不能把战后补偿仅仅作为经济问题来处理，同时，还要正视本国的现代史——那是一部加入列强行列对亚洲实行殖民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面对这一历史有必要①彻底调查战争受害的事实，弄清其责任所在；②向受害者作出诚心诚意的谢罪；③必须对下一代进行历史教育。我们必须理解今天向日本提出战后赔偿要求的亚洲人们真正的要求就集中在以上几点。
无论是谢罪还是补偿，它必须要直接对受害者本人（正如美国对日籍美国人强行收容所补偿的那样）。据报纸报道（１９９４年７月９日《朝日新闻》），为解决韩国等“随军慰安妇”问题，政府正在计划设立投资１０００亿日元规模的基金，作为“代替补偿措施”，用它修建“亚洲交流中心”（暂称），通过该中心支援来自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留学生，开展青年之间的相互交流。可是，那些被迫成为“随军慰安妇”、尝尽了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苦痛、现在年事已高的受害者们却得不到任何慰藉和补偿。与亚洲的交流，应当与战后补偿问题区别开来进行，不能利用它来含糊其词地解决战后补偿问题。
第四部分：补偿问题的核心与对历史的认识从德国教科书看历史教育（2）
加害者是很难理解受害者在侵略战争中和殖民统治中的痛苦的。在韩国“独立纪念馆”第一个展厅，我看到那里把吉田松阴（他是征韩论者）与日本殖民统治思想家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并列展示时，感到很吃惊。两国评论历史的方法竟然如此不同。每天都使用印有伊藤博文头像的１０００日元纸币的我们，会真正地对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吗？能够从心眼里和韩国人、朝鲜人友好吗？
正如前面多次提到过的那样，每当那些对历史缺乏认识的阁僚和政治家跳出来发言时，我都痛感到这一点。他们声称“不存在南京大屠杀事件”等等，在这类发言中，丝毫没有哀悼受害者的心情。如果有人说没有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滥杀无辜，那么我们日本人将作何反应呢？
作为今天的问题来思考
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仅这两颗炸弹，广岛死亡７万多人，受伤５万多人，长崎死亡２万多人，受伤４万多人。许多受害者至今仍因留下后遗症而痛苦不堪。投掷原子弹是对非战斗人员大规模的杀伤。它违反了明文规定保护非战斗人员的“海牙条约”和“日内瓦协定”等国际法规，是对人类的犯罪。投下原子弹后的８月１０日，日本政府认为这种无区别的滥杀无辜行为违反陆战法规和有关惯例规则（海牙条约），通过瑞士政府向美国政府提出如下抗议：
“这种新奇的、又是以往任何投掷武器无可比拟的、具有滥杀性、残酷性的炸弹，是对人类文化犯下了新的罪行，帝国政府以本政府的名义，并以全人类以及文明的名义谴责美国政府，同时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放弃使用这种非人道武器”。
由于日本政府把自己的罪行束之高阁，因此，抗议就显得软弱无力，但抗议本身并没有错。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７日，东京地方法院在原子弹爆炸诉讼案中判决美国使用原子弹是违反国际法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这样一种事实，即投掷原子弹虽是对人类的犯罪，但亚洲的人们却欢天喜地，视之为“解放的闪光”。据说，当时重庆还组织灯笼队游行庆祝。我在访问新加坡战争博物馆时，看到挂着一张把原子弹爆炸当作亚洲解放的照片时，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从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和占领之苦的亚洲人的角度来看的话，那是无可非议的，我们也不能对他们加以批评。现在，亚洲人提出要求战后补偿的同时，必须对人类犯下罪行的美国投掷原子弹的错误行为也加以追究。这一工作，应当与曾经对投下原子弹表示欢欣鼓舞的亚洲人一道携手进行。为此，我们自身首先要有一个清楚的历史观，即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诚心诚意地对受害者进行谢罪和补偿。这是必不可缺少的。
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认识，只是为了便于与亚洲开展外交，或为了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而谢罪，认为那样是上策，那么这种观点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小盘算。那将意味着我们还会重犯历史的错误。要实现以谢罪、补偿、历史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战后补偿，与追究战争责任是密不可分的（结果与天皇制相对峙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根据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理念来开展这一工作。
１９９４年６月，日本政府在国际司法法庭提交的陈述书中曾表示说，“使用核武器不能说违反实定国际法。”后来，由于遭到受害者们激烈的批评而撤回。此事令人记忆犹新。此外，今天以朝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