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补偿的思考-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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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连仁在声明中写的要求补偿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一直保存着的“外务省报告”
战败后，日本政府估计中方将会查询抓劳工强制劳动一事（据认为，这是同向中方查询在华日本人情况并列进行的事项），在要求接受中国劳工的全国１３５个事业所提出报告的同时，（日本）政府也派专家进行了调查。根据这些报告和调查，编写成“中国劳务者劳动情况调查报告”（１９４６年３月１日，外务省管理局）。
该报告第一部分是迁入、分配及送回情况（第一分册）；第二部分是患病、受伤等有关情况（第二分册）；第三部分是劳动情况、纠纷及劳动成果（第三分册）。另外还有两个附册：即各作业场概况及摘要，一共由五个分册组成。
虽说这些报告是为了对抓中国劳工强制劳动进行解释而编写的，但是相当一部分内容反映了真实情况。然而，日本政府迄今一直说这些报告已经烧毁，否定它们的存在。１９９３年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调查横滨乙、丙级战犯裁判记录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虚幻的外务省报告”，并查明当时政府派往１３５个事务所的调查官的姓名。在逐个查询中，查明其中有一个人保存着这些“外务省报告”。
在后来的调查中，又发现还有人当时参加过调查活动，并保存着有关资料（这些人战后多数成为研究人员，尚健在）。尽管目前报纸、电视等媒体如此谈论战后补偿问题，但是持有这些一级资料的人们却沉默不言，是何缘故呢？不禁令人产生疑惑。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同日本人的战争责任结合在一起来进行讨论的问题。这一问题留待其他机会再论述吧！
公开资料，查明真相
总之，经过民间活动团体长时间周密调查，终于证实了“虚幻的外务省报告”的存在。“随军慰安妇”问题也与此类似。（日本）政府一开始否定军方参与关于慰安所的设置，但是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通过调查，发现了证实军方参与的资料，只好十分勉强地予以承认。接着又主张她们并非强制而来的。关于这一点，后来又改口说不少人是强制的。这些情况报纸等都作了报道。
如上所述，直到今天，（日本）政府正式的看法仍把抓劳工强制劳动说成是“合同工人”，而不承认强制这一点，但是，今天在初中的社会科教科书等已记载了强制劳动的事实。“随军慰安妇”问题也一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正在讨论之中。
（日本）政府应改变这种隐瞒事实的态度，积极调查抓劳工强制劳动等方面的事实，并公开所存有的资料，说明历史的真相，同时必须从正面回答耿谆等花冈事件幸存者和遗族会以及刘连仁等提出的补偿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外务省报告”是真是假尚未作出正式的评论，但是，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２日，在外务委员会上回答社会党议员清水澄子的质问时，好不容易才承认这份“外务省报告”是真的，承认中国劳工是强制抓来的。但是对于多达８０万至１００万人的朝鲜劳工，则还不予承认。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的证词
１９９４年５月１日《朝日新闻朝刊》以“就花冈矿山的虐待情况作证”为题刊登了如下的一则发自日内瓦的消息：
“正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奴隶制部会，２９日，由战时被抓往日本从事强制劳动的中国人出席作证。作证的是，被抓往秋田县花冈矿山去的赵满山（６８岁），现住中国河北省。在战争结束前夕，于１９４５年６月，该矿山的中国劳工，不堪虐待而举行起义，但许多中国人遭到日本宪兵的镇压和杀害。以‘花冈事件’为人们所知晓。
“据证词，赵满山于１９４４年６月和父亲一起被抓到了该矿山。他生动地讲述当时的情景，‘不供应正常的饮食和衣服，稍有反抗就遭到严刑拷打’、‘由于虐待和过度残酷的劳动，每天都有几个人死去’，等等。他要求日本政府惩处有关人员，给予受害者以补偿。”
对于赵满山，我有一段印象非常强烈的记忆。那是１９９０年的夏天，他和耿谆等人一起访问日本，６月３０日出席在花冈慰灵祭时的情景。我们从上野乘东北新干线前往盛冈。从那里换乘专用公共汽车前往大馆市。赵满山在车上一直沉默寡言。在举行慰灵祭烧香时，他突然扑到慰灵碑前，又哭又喊起来。由于是讲中国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只听懂他在拼命地呼喊着一起被抓走，死在花冈的父亲。后来，中国朋友告诉我说，他一直在喊，“爸爸，我又来到了这里，爸爸你是怎么死的呀……”。
１９９０年秋我们访华时，访问了保定市郊区赵满山的家。他家中有妻子、几个儿子和女儿，还有许多孙子围在他的膝边。他家的农业收成不错，过着富裕的生活，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四）“军票”问题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何 谓 军 票
所谓军票就是“军用手票”的略语。它是为了采购军队作战时所需物资或占领地区经营时临时使用的一种货币。在日本，西南之役（１８７７年）使用过的“西乡票”作为军票是很有名的。松本清张曾将它作为小说的题材。军票的正式大量使用，是在日俄战争以后的对外侵略战争中。
甲午战争时，曾计划以“军票”的名称来使用。但是，由于在发行前即停战，因此未出笼而告终。在日俄战争中首次大量使用了“军用票”。尔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占领青岛、出兵西伯利亚时，军票作为采购物资的重要手段而加以利用，但是，这些军票发行后一直作为津贴费而用毕。
日军进行战争时大量使用军票，来自日军军队的本质。日军轻视和无视后勤，推行现地筹措主义，通过发行“军票”这一“炼金术”掠夺占领地区居民的财产，制造通货膨胀，使居民的生活陷于困境。驹泽大学教授小林英夫在其精心创作的著作《日本军政统治下的亚洲——“大东亚共荣圈”与军票》（岩波书店出版）中说道：“‘如果说辎重运输卒（运输兵）也算军队的话，那么，蝴蝶、蜻蜓也该混进了鸟群……’正像这首歌的歌词所说的那样，在日军中，补给部门的地位和作用是很低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现地筹措物资所具有的意义很大。这是一种重视决战，只把战斗行动置于中心地位的思想。但是，日军这种轻视后勤补给的传统做法，在作战短期结束的日俄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占领青岛的作战、出兵西伯利亚以及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中，其缺陷暴露得不甚明显，但是战争一旦持久，战线一旦扩大，这种缺陷立即就会表面化。”
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军票给百姓造成的损失，在日本的军政统治一直持续到最后的香港，最为严重。
据专修大学教授井义雄的研究报告《崩溃时期的日本军政——香港１９４３～４５年》（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月报１６３号），日本军政当局通过发行２５００万日元的军票，把战前在香港流通的１亿６千万港元中的１亿港元搞到了手，还把香港上海银行保管的１亿９千万港元据为己有，结果，合计共捞到了２亿９千万港元，并使用这一笔港币在澳门和广州等地采购战略物资。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梁义生在审判中的申诉
１９９３年８月１３日，居住在香港的１７名中国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赔偿总额为７６８６６０４００日元损失的诉讼。起诉战时日军强制当地居民把港币换为军票，而日本战败后，被迫更换的军票全部失去价值，遭受了严重损失。原告团长吴溢兴在会见记者时说，要求日本政府就军票问题尽早作出有诚意的解决。
吴溢兴会见记者诉说换军票问题这时，在日本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单独政权倒台，成立了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细川首相在其施政演说中刚刚作了谢罪发言，说先前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当时，我担任香港军票审判代理律师团的一员。起诉前，我多次访问香港，同原告们进行面谈，听取他们讲述了战时的亲身体验。原告之一梁义生如下谈道：
“我生于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５日，今年７９岁，是１９３６年来香港的。１９４１年１２月日军入侵香港时，我正和表哥梁松华一起作纸张生意。店里还有梁松华的妻子和一位店员。当时香港没有纸源，我们从广州进货，在香港出售，赚了不少钱。纸的种类多种多样，有卷烟纸、账簿用纸以及绘画用纸等等。１９３６年我２２岁时结婚，我妻子住在大陆的广东省清远县，在那里养鸡、养猪。我每个月去广州采购纸张三次左右，在那时与妻子见面。
“日军来了以后，从大陆采购纸张很不如意，生意进展很不顺利，因此于１９４２年７月左右决定关店歇业。１９４２年７月２２日，停止做生意时，共收回资金２０万元港币，我表哥梁松华把它装在皮包里走在街上时，被日军抓走。
“７月２３日，我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前往日军兵营，写了一个字条：‘皇军先生，昨天中午在永乐街口抓的人是我的表哥梁松华，又名昙中学，请允许我见他一面，’要求同表哥见面。可是，日本兵抓住我，把我摔倒在地上，并用脚踩我的膝部。因此，我的膝盖到现在还痛，不拄拐杖就不能走路。我表哥被捕三天以后就遭杀害。
“当时强制把港币换成军票。我不得已把港币都换成了军票。现在我手头有１６３５００日元的军票。
“店关了，表哥也被杀了，自己也由于日军的暴行而受伤。后来，我依靠在澳门管理慈善团体‘同善堂’的一位熟人照顾。战争结束后不久，我回到大陆妻子的家里。两年以后又重返香港，在一家中国餐厅里值夜班，由于拄着拐棍，非常艰难，我想让妻子来港，但是由于自己残废又没有钱，很难得到批准。目前我和妻子虽住在一起，但由于没有职业，靠政府发给的养老金维持生活，生活非常艰苦。
“１９６２年，我在香港的‘松坂屋’吃饭，想用军票付钱，遭到了拒绝，还说要去叫警察来。我又到香港的‘大丸’，想用军票购买服装和毛毯时，遭到了拒绝，也说要去叫警察。我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这种军票本来就是日本兵强迫我们用港币换成的，作为日本人来说，当然必须负责。”
梁义生在起诉以后的１９９３年９月６日去世。许多有关人员已不在人世，今天，幸存者也多是高龄者。令人痛切地感到，战后补偿问题也是一场同时间进行的斗争。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日中战争时的军票政策
在这里以香港军票审判诉讼状为基础来研究一下亚洲·太平洋战争时，尤其是在军政统治下的香港，发行军票以及它所造成的损失情况。
１９３１年日军以柳条湖事件为契机开始侵略中国，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制造卢沟桥事件，发展成日中全面战争。同年１１月日军经内阁会议批准，开始在中国使用军票。在此之前，在华北使用朝鲜银行券，在华中使用“日银券”。然而战火扩大以后，由于它们对朝鲜经济和日本国内经济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必须尽快停止使用。
根据这一要求，１９３８年在华北的日军亲手开设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通称“联银”），发行“联银券”，在华中开始推行军票扩大流通政策。在华中的军票政策最大的特征是推行维持其价值的政策。
军票是一种“征用票”，如果放着不管，其价值就会无限地接近于零。
在华中地区，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日军从钱和物两个方面研究出了各种对策。在钱的方面，首先建立了黄金秘密通过海关的被通称为“乙资金”的基金。接着，相继又建立了丙、丁、伊、吕、波（注文：数字顺序代号——译注）资金，这些就变成了维持价值的基金。在物的方面，于１９３９年８月建立华中军票交换用物资配给组合（简称“军配组合”），建立了用军票换取纤维制品、药品和砂糖等的组合组织。
但是，到１９４３年３月，停止新发行华中军票。汪兆铭亲日政权的基干银行——中央储备银行回收军票，将华中的主要货币让位于“储备券”。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无法维持价值的军票
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日军突然袭击马来半岛和夏威夷的珍珠港，战线一举扩大到了太平洋地区。日中战争终于发展成为亚洲·太平洋战争。
在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和在日中战争时一样使用了大量的军票。当时，他们让军票和当地货币等价，并允许和当地货币同样流通，使两种货币混在一起使用。也就是说，在菲律宾比索与比索军票，在缅甸卢比与卢比军票，在荷属印度尼西亚盾与盾军票都可以流通。
作战初期，建设业务不多，所以这样做还可以行得通。但是，占领地区的建设业务一旦开始以后，需要日本国内大量供应开发资金。为了满足这一要求，于１９４２年３月建立了南方开发金库。开始时，没有发行货币的机能，一直通过供应资金，换回军票。从１９４３年４月起，批准发行标志当地货币价值的“南方开发银行券”（简称“南发券”）。用“南发券”回收军票，“南发券”逐步取代军票，成为南方占领地区的主要货币。名称虽然改变为“南发券”，但其本质和军票并无大的差别。然而，虽说同为军票，但是，与日中战争时期的军票相比较，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的军票，对在钱与物两个方面维持其价值则考虑得极少。
在日中战争时期，设定了各种各样名称的维持价值的资金，而在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这种资金已经无影无踪。存在的是来自临时军费特别会计的无限制的提款。在物的方面，情况也相同。在日中战争时期建立了军票组合，在维持军票价值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时期，就从未建立过这类组织。
香港军政统治下的军票
在开战的同时，日军入侵香港，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占领了香港岛。日军于翌年的１９４２年１月２０日开设了总督府，开始实施军政统治。１月初根据前一年年底颁布的“香港九龙地区人口疏散实施要点”，推行强制疏散人口政策，即处理接近２００万的过剩人口。在香港，从事生产的人口少，多数是同物资流通有关的从事商业的人员。日军占领后，失去了同中国各地和盟国相联结的流通机能，由于工厂也不太多，所以香港的过剩人口无法如意地立即转为生产人口。因此，在矶谷总督的命令下，强力地推行强制疏散人口政策。
疏散政策表面上采取了提供旅费和伙食费等各种奖励回乡的形式。由于这项政策，产生了香港人口减少约１００万的效果，但是实际上它伴随着相当暴力性的减人政策。从３月１５日起，开始使用米票，统配物资。
在货币方面，开始时港币和军票同时流通，但是从１９４２年１月起开始以１日元军票换２元港币的比率进行交换。同年７月２４日起改为１日元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