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补偿的思考-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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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改为１日元军票换４元港币的比率进行交换，至１９４３年５月１０日下令禁止使用港币，强迫香港居民把自己所有的港币到香港的台湾银行分行或横滨正金银行分行全部换成军票。
根据同年５月１０日颁布禁止使用港币的“香港占领地总督管辖区内货币限制”的规定，“在５月３０日之前，必须在军票交换所把手中持有的港币换成军票”。“如不进行更换，则将处以严惩”。尔后，由于滥发军票，引起通货膨胀，使香港居民更加困苦。
尤其在１９４３年４月以后，由于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禁止使用日军的军票，因此将回收的军票都转用于香港，结果加速了通货膨胀的发展。对此，日军采用的方针仅仅是强化统配。具体说来，就是加强票证制度。至同年底，票证的适用范围已扩大到了小麦、砂糖、火柴、大酱、食油、食盐和烟卷。但是，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在物资绝对缺乏的情况下，更加促进了通货膨胀，进而引起了扩大“黑市经济”的后果。对此，日本军政的对策是通过发行高额军票来促进通货膨胀的发展。
战败期间，在香港大量发行了粗制滥造的１００日元的军票，甚至又印刷了１０００日元的军票。受到华中和华南通货膨胀的影响，处于入超状态的香港，受到了进口通货膨胀的影响，其入超状态就更进一步地发展。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变成废纸的军票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迎来了战败。在香港，军票一直使用到最后。进驻香港的英国军政当局于９月初禁止军票流通。但是，由于未能全部都换成港币，所以，军票仍然留在市场内。持有军票的人在未得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被抛在一边而不予置理。
据说，日本战败时，剩余在香港的军票总额约为１９亿日元以上。战后不久，被英军没收或被日军烧毁的军票，估计约为７亿日元。因此，估计在市场内流通的剩余额约为１２亿日元。
关于作为采购物资手段而发行的军票，日本政府根据盟军总司令于日本战败后的１９４５年９月６日发出的“关于法币的备忘录”（即所谓麦克阿瑟指令），于９月１６日让大藏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及陆海军发行的一切军票及占领地区的货币为无效，失去价值。在一切交易中禁止接受”。军票从此就变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军票的背面写着“此票一到即换正面所开日本通货”（原文如此。其意为此票可以换成正面所写金额的日本货币）。军票的持有者认为可以按照面额换成日元，但是，（日本政府）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一点。
由于英国在旧金山和约中，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请求权，所以对于香港居民被迫把港币更换为军票所造成的损失也未作任何补偿，日本政府必须倾听要求对军票损失进行补偿而起诉的梁义生等人的呼声。（一）媾和条约与日台和约
重整军备优先于赔偿
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日本与以美国为中心的联合国缔结了《旧金山媾和条约》，从而摆脱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主权（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开始生效）。同时，日本还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为拟定媾和条约草案，赴日的美国国务院顾问ＪＦ杜勒斯（后来就任国务卿）要求日本吉田政府重整军备，吉田政府对此回答是：“日本要进行战争赔偿，没有资金重整军备。”据说，杜勒斯再次逼迫说：“可以不进行战争赔偿，但要重整军备。”（引自独协大学教授古关彰一的研究）。
１９４９年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迁移到台湾。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半岛爆发了朝鲜战争。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不得不重新考虑亚洲战略，一再要求日本重整军备。其结果，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由麦克阿瑟指令创建的警察预备队改组为保安队，进而又变成了目前的自卫队。
旧金山媾和条约的第１４条（ａ）的前文规定：
“兹承认，日本应对在战争中所造成的损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但同时承认，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还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并同时履行其他债务。”
换句话说，日本重整军备并根据日美安全条约提供军事基地，则可免除战争赔偿。
在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战争赔偿和重整军备（自卫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日美安全条约》及相关的《旧金山媾和条约》决定了日本的战后动向，尤其是日美之间的关系。
过去的“盟国”——德国（西德）重整军备的过程是怎样的呢？西德的重整军备的论争与日本一样，也是以朝鲜战争为契机的。在欧洲东西方冷战激化的过程中，美国要求西德重整军备，承担欧洲的部分防务。西德经过国内对宪法的激烈论争之后，于１９５２年修改了基本法，使重整军备成为可能。但是，法国等一些周边国家对西德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其结果到１９５４年秋，西德的重整军备未能实现。不过，由于西德在此期间通过追究纳粹战争犯罪并进行战争赔偿，好不容易得到法国等周边国家的理解，这样才允许西德重整军备，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从这一点来看，日本和西德有很大的不同。日本忽视亚洲的周边国家的意向和宪法中不保持军事力量的规定，美国一声令下，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重整军备。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关于日台和平条约
美国同样也想让其他亚洲国家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要求。但是，直接受害的亚洲各国对战争赔偿的看法未必一致，结果，日本与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相继单独签订了和平条约，（当时菲律宾、南越根据旧金山和约签订了赔偿协定）。
第一个签订的条约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的第二年（１９５２年４月２８日生效），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日台和平条约。这个条约包括了确定日本今后与亚洲各国关系的基础。
在缔结日台和平条约的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政府当然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但日本政府却以放弃“在外资产”等为理由坚持予以拒绝。这个条约本来就是为维护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强烈要求下签订的。日本政府还以存在着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域的所谓管理权问题为由，对此条约的签订不太热心，所以用不惜谈判破裂的强硬态度迫使国民党政府放弃赔款要求。
最终，国民党政府出于同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的需要，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的要求（关于台湾、澎湖岛的请求权问题，虽说以后再商量，但最终也未商定），决定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这种竭力免除战争赔偿的姿态变成了战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基本姿态。（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春树的文章《历史的反省与经济论理——从与中国、苏联、朝鲜的邦交谈判谈起——》刊于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写的《现代日本社会７·国际化》中）。
在冷战结构的发展中
这种基本姿态在１９７２年缔结的日中联合声明中也有所体现。１９７２年通过田中角荣—周恩来会谈发表了日中联合声明，恢复了日中邦交。在此声明中，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战争赔偿的要求，但这并不是中国政府高兴地自发地放弃的。日本政府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仍继续表示不同意，不仅如此，就连中国方面要求把“结束战争状态”这一用词写进联合声明也加以拒绝。其理由是，这一用词已在日台和约中得到解决（最终还是在声明中写进“结束不正常状态”的用词）。
从发表日中联合声明时的国际形势来看，显然中国政府在中苏关系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有必要尽早与日本政府恢复邦交。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是迫不得已放弃对日战争赔偿的，当然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１９５２年的日台和约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影响。这样，日本通过日美安全条约的缔结处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巧妙地摆脱了冷战时期战争赔偿问题。进而，在发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及其他战争时，日本又成了后方补给基地，乘特需经济之机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日本宪法的基本理念是主张和平主义，不仅不发动战争，还不准参与他国的战争而从中牟利。应该说日本战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是与宪法所确定的和平主义理念背道而驰的。
为何提出战后赔偿的要求
在日韩关系上同样存在着战争赔偿问题。１９６５年缔结了日韩请求权协定，该协定规定日本向韩国提供５亿美元（其中无偿３亿美元，有偿２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但是在协定中只字未提到日本对１９１０年“日韩合并”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１９０４年签订日韩议定书以后）的３６年间的殖民统治表示谢罪之意。当然韩国政府认为这种殖民统治是违反国际法的，要求日本谢罪。但日本政府却表示拒绝，认为这并不违反国际法，最后则企图以１９１０年“日韩合并”以后的各种法律到此时（１９６５年）已失效这样一种诡辩的手法加以解决。
由此可知，日本对殖民统治不表示谢罪，１９６５年签订的日韩请求权协定是如何的不完善。当时外交大臣椎名说：“如果把经管台湾、合并朝鲜、希望满洲五族协和称之为帝国主义的话，那么它就是光荣的帝国主义”。他的这番话遭到了严厉的批判。
回顾一下历史便知，无论是对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最大受害国——２０００万以上人被杀害的中国，还是从“改名换姓”到对一个国家的固有文化彻底破坏，和在皇民化政策下受殖民统治的受害者韩国来说，日本的战后补偿都是极其不充分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战后近５０年过去了，但现在各国受害者仍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日本提出战后补偿的要求。（二）日本与各国补偿情况的比较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德国实施补偿的情况（1）
关于战后补偿问题，常常将日本与其过去的“盟国”——德国进行比较。德国对这个问题一直是比较正面地加以认真对待的。然而，日本由于被纳入美国远东战略中，一直回避这一问题。这可以从下列的具体数字中看出。
１９９４年３月，我曾访问设在德国波恩的财政部的战后处理机构。波恩与街头到处乱写乱画、嘈杂的柏林相比，是一个人口约３０万人的安静城市。在财政部，从负责处理战后问题的科长和负责调整负担法的科长们那里听取了关于德国战后实施补偿情况的说明。
据说明，截止１９９３年１月，德国根据联邦补偿法、联邦还债法等法律已支出的补偿金合计为９０４亿９３００万马克（见表１）。今后将以２０３０年为目标预定支出总数为３１７亿７２００万马克（见表２）。二者合计支出的总补偿金额为１２２２亿６５００万马克（见表３）。德国财政部把如上预定实施战后补偿的计划制成表，并发给来访调查者。
表１ 截止１９９３年１月支出的补偿额 （单位：马克）
根据联邦补偿法（ＢＥＧ）的支出 ７１０亿４９００万根据联邦救济法的支出 ３９亿３３００万根据以色列条约（卢森堡协定）等的支出 ３４亿５０００万根据与１６国间的总协定等的支出 １４亿其他方面的支出 ７８亿对ＢＥＧ规定以外的州的支出 ２０亿１７００万根据放宽过于苛刻的最终规定的支出 ６亿４４００万合 计 ９０４亿９３００万
表２ １９９３年２月以后支出的补偿额 （单位：马克）
根据ＢＥＧ的支出 ２３９亿５１００万根据联邦救济法的支出 ６７００万根据与１６国间的总协定等的支出 １１亿其他方面的支出 ４２亿对ＢＥＧ规定以外的州的支出 １２亿８３００万根据放宽过于苛刻的最终规定的支出 １１亿７１００万合 计 ３１７亿７２００万
表３ 到２０３０年支出的补偿总额 （单位：马克）
根据ＢＥＧ的支出 ９５０亿根据联邦救济法的支出 ４０亿根据以色列条约（卢森堡协定）等的支出 ３４亿５０００万根据与１６国间的总协定等的支出 ２５亿其他方面的支出 １２０亿对ＢＥＧ规定以外的州的支出 ３５亿根据放宽过于苛刻的最终规定的支出 １８亿１５００万合 计 １２２２亿６５００万
日元汇率因当时行情不同而异。若按现在１马克等于６５日元的汇率计算，截止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支出总额为９０４亿９３００万马克。如表２所示，１９９３年２月以后预定支出３１７亿７２００万马克；如表３所示，至２０３０年，最终支出总额为１２２２亿６５００万马克。若按比此更靠前的汇率，即１马克等于８０日元换算的话，那么，截止１９９３年１月１日支出约为７兆２３９４亿４０００万日元，最终支出总额约为９兆７８１２亿日元。
对赔偿“还价”的日本
日本向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老挝、新加坡、菲律宾、缅甸、印度等国家支出的补偿总额为６５６５亿日元，若包括放弃并被接收的“在外资产”约３５００亿日元和旧金山媾和条约缔结前的中间赔偿约为１亿６０００万日元在内的话，则超过１兆日元（中间赔偿是以进行赔偿为前提条件，其中约有３０％的金额是作为占领地或日本国内的机械类的东西提供给中国、菲律宾、英国、荷兰等国家的）。
但是，这些赔偿金不是支付给直接受害者，有时是为支持其他地方的独裁政权使用的，或者其中一部分回流到日本保守政权手中。德国的赔偿额与日本的相比，实际上是７兆日元与１兆日元之比。如前所述，德国至今仍在继续支付赔偿金（根据拓殖大学教授佐藤健生和一桥大学教授田中宏一等人的研究）。
日本的赔偿是不充分的，对此日本政府有关人员也是承认的。例如大藏省财政史室编的《昭和财政史——从终战到媾和》第一卷有如下的记载：
“多少年来，日本在赔偿的交涉中一直竭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其结果使赔偿的实际负担大为减轻。由于签订赔偿协定的时间较晚，才使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从总体来看，日本就能毫不费力地支付赔偿金，加之签订赔偿协定的时间拖迟，使复兴的日本有了再次向东南亚各国进行经济扩张的绝好机会，从而带来了利用支付赔偿金和无偿经济合作的效果。”
第三部分：战后处理及赔偿和补偿问题德国实施补偿的情况（2）
如前所述，原外务省高官·须之部量三也说过：“（这些赔偿）是日本经济真正复兴前的事情，无论如何也要把减轻日本的赔偿负担作为重点”，“赔偿问题虽从条约上、法律上确实得到解决，然而仍然存在着某种尚未消除的不满。”
日本甚至利用这种不充分的赔偿作为战后向东南亚各国再次扩张的机会。当时，吉田首相曾说过：“各国都讨厌投资这一提法，所以使用了他们所希望的赔偿这一用语，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是投资。”
外务省的赔偿部监修的《日本的赔偿》一书坦率地指出：“把提供的出口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