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臂英豪大传奇-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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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无数好同志的关照和帮助下，彭绍辉在张国焘的淫威下挺了过来。残酷的斗争环境，也磨炼了彭绍辉的意志，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成熟起来。
独臂上将—彭绍辉战地重逢
战火纷飞中，彭绍辉跟漂亮的张纬一见钟情，他送给心上人一份别致的定情信物。战地重逢，张纬喜极而泣
1949年2月，在山西晋中地区交城城关一带，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正在进行攻坚作战演习。刚刚取得晋中战役胜利的指战员们，斗志昂扬地开展大练兵活动，为参加太原战役做准备。第七纵队是由晋绥吕梁军区改编的，彭绍辉为纵队司令员。不久，中央军委从战略全局出发，为配合平津战役的展开和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命令推迟解放太原的时间。按照徐向前的命令，彭绍辉率领刚刚由第七纵队改编的第七军，进驻太原县城，休整待命。
看到部队暂无战事，军卫生部部长张德炎找到了彭绍辉：“军长，现在你总算有时间了，是不是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老张，又拿我开玩笑了不是？”彭绍辉笑着说，“我一个残废，这辈子注定打光棍了！哈哈……”
“真的，军长，我们卫生部房东的女儿很漂亮，又有文化，满合适的！”
彭绍辉的心里一动，40多岁的人了，他何尝不想早点成个家啊！不过他马上意识到现在还不是时候，便轻声对张德炎说：“你也不看看现在这形势，打太原迫在眉睫呢！”“先见见面，并不影响打太原嘛！”张德炎说。
“不行，不行！”彭绍辉摆摆手，“必须等到打下太原之后！”张德炎心里有数了，便决定当“红娘”，介绍房东女儿张纬与自己的军长“搞对象”。为此，他还把卫生部政委阎大海和他的妻子聂文英动员起来上阵撮合，因为阎大海是张纬哥哥的同学。对张纬来说，阎大海的话比别人的话更可信。
然而，彭绍辉却没有过多地想这件事，他抓紧休整的时间，和政委孙志远一起，召开全军营以上干部会议，学习毛泽东打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和作战原则，继续为总攻太原做准备。4月20日，太原战役打响。按照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彭绍辉指挥第七军主力急速渡过汾河，直插小店以北，配合兄弟部队占领了太原城北敌外围阵地，并用炮火控制了太原城北机场。在总攻太原的战斗中，彭绍辉指挥主力部队由北门攻城，同时配合第十八兵团歼灭东门之敌，而后直攻东大门。各路大军协同作战，终于攻克了阎锡山盘踞多年的老巢。
太原战役胜利后，张德炎又催彭绍辉和张纬见面。这一次，彭绍辉去了。不过他还是找了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卫生部的四对青年人举行集体婚礼，他这个军长理所当然地要去祝贺！在婚礼上，彭绍辉第一次见到了张纬，并立刻被张纬漂亮、清纯、高雅的气质吸引住了。当张德炎将张纬领到他身边时，他这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军长竟然有点慌乱了，一时手足无措！相反，倒是年轻的张纬先说话：“早就听说过彭军长的英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真是名不虚传啊。”
彭绍辉闻言心头一喜，说话便开门见山：“我比你大十多岁，而且只有一条胳膊，他们给你提的事你千万别当真！”
“这些，俺都知道，你的胳膊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而丢的，俺不嫌弃！”张纬的话斩钉截铁，让彭绍辉从心底里荡起波澜。就这样，彭绍辉和张纬的关系就算确定了。几天后，阎大海的爱人聂文英又领着张纬到彭绍辉的住处去了一次。彭绍辉和张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并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送给了她，作为一份别致的定情信物。
战火纷飞里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爱情。一个月后，彭绍辉依依不舍地告别张纬，率部挺进西北。
7月10日，扶眉战役拉开帷幕。经过四天激战，彭绍辉率第七军协同十八兵团全歼敌八个整师另三个整团，共四万余人。扶眉战役后，彭绍辉的第七军又参加了陇东追击战，从陕西一路打到甘肃。8月3日，解放陇东重镇天水。
这是个让彭绍辉终生都难以忘怀的地方。这天晚上10点多钟，彭绍辉仍旧在煤油灯下研究作战方案，卫生部长张德炎突然推门进来，兴奋地说：“军长，你看谁来啦！”
彭绍辉抬起头，一下子愣住了！门外昏黄的灯影下，漂亮的张纬正俏生生地立在那儿！
“你怎么来了？”彭绍辉惊喜地问道。
张纬不吭声，眼泪却“啪哒啪哒”地落了下来。一旁的张德炎说：“从太原到天水，张纬是一路打听着找来的，这一路上可是吃了不少苦……她说，她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一瞬间，彭绍辉被感动了。他急忙把张纬让进屋，仔细地打量着她……
三天后，经上级批准，彭绍辉和张纬在西北战场隆隆的炮声中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没有隆重的场面，没有华丽的布置，正好师一级干部都在军里开会，彭绍辉请他们吃了一顿羊肉泡馍，算是接受下级对他新婚的祝贺。
不久，彭绍辉接到贺龙的电令，要他率第七军配合十八兵团，抑阻胡宗南部于秦岭、巴山之间，保证第二野战军突入贵州，完成对西南国民党军分割包围的行动。待二野主力完成包围之后，第七军即向陇南出击，务求全歼残敌。而后进军川北，配合主力解放西南全境。
军令如山。彭绍辉告别新婚的妻子，冒着严寒和冰雪再次出发了。张纬独留天水，翘首企盼着全国解放的消息，等待着丈夫的胜利归来。
独臂上将—彭绍辉犯颜林彪
“文革”中直面犯颜林彪、“四人帮”，遭受迫害，毛泽东站出来为独臂爱将说话。总理逝世，老将军带病来到天安门广场哭祭
彭绍辉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人称布衣将军。有一次，警卫员看到他连续指挥部队作战过于劳累，身体瘦弱，就让炊事班烙点饼子给他当干粮。他严肃地批评警卫员说：“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是平等的，生活上同甘共苦，不能有半点特殊。”他仍然天天坚持和战士一样吃杂粮炒面和小米饭锅巴。他的衣服、鞋子破了，供给部门要给他发新的，他总是说：“还能凑合着穿嘛，就是有几个窟窿，也比长征时穿的衣服、草鞋好多啦！”
1946年秋天，晋绥军区派一名科长护送蔡畅过同蒲路去东北。蔡畅让这位科长捎话给彭绍辉的警卫员罗贵波，要他在生活上照顾好彭绍辉。在蔡畅的关心下，组织上决定给彭绍辉一点营养补助费。但几次派人送去，都被彭绍辉婉言谢绝了。他说：“现在是战争环境，我们吃、穿、用都要想到人民，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觉得自己艰苦了。”
全国解放以后，彭绍辉的衬衣和鞋袜破了，总是补了再穿。所用的枕巾、毛巾等生活用品，都是用到实在不能用了才更换。有一次，一位警卫员看到彭绍辉穿的补丁摞补丁的袜子实在是太破了，便劝道：“首长，这袜子太破了，买一双新的吧，您又不缺这点儿钱。”彭绍辉听了，既亲切又严肃地说：“我是不缺这点儿钱，但这不单纯是个钱的问题。现在能穿上袜子就已经很好了。我小时候给地主家当长工，整天打着赤脚，连双草鞋都穿不上。这袜子补补不是还能穿吗？”警卫员听了，深受教育，从此像彭绍辉一样格外节俭。彭绍辉的一床被子，从五十年代初一直盖到七十年代末，20多年也舍不得丢掉。妻子张纬不知补过多少次了，也曾不止一次地劝他换床新的，可每次都遭到拒绝。一次，妻子趁彭绍辉不在家，把被面给换掉了。彭绍辉回来后发现，很不高兴，当即把那个旧被面又重新换上，说道：“这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有被子盖，还挑什么？我们不能忘记老传统啊！”
关心士兵，爱护同志，是彭绍辉的一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行军时他经常把战马让给伤病员骑。尽管他没有左臂，但有时还替体弱的战士扛枪。每到宿营地，他首先是到伙房、卫生队和战士营地去转一转，查看一番。从战士的衣食住行和伤病等情况，到机关建设和参谋人员的培训，他都时刻放在心上。有一个叫杨玉娃的小侦察员，目不识丁，一次向彭绍辉报告敌情时边说边看手掌。彭绍辉觉得很奇怪，拉过他的手一看，才发现他手掌上画着一些小人，还有手榴弹、长短枪，便问他：“小鬼，在家没念过书吗？”杨玉娃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彭绍辉关切地对他说：“过去没念过书，那是旧社会造成的。我小时候也是个放牛娃，没读过多少书。现在我们干革命，打天下，没有文化可不行啊！你以后每天学两个字，我来帮你，好吗？”从此，杨玉娃天天坚持学习，每当他汇报完工作后，彭绍辉总要听他汇报一下学习情况，有时还写几个字考考他。后来，杨玉娃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的提高。
在十年动乱的日子里，彭绍辉坚贞不屈，刚直不阿，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四人帮”大刮夺权风的日子里，他毫不犹豫地公开表态：“军事领导机关不能冲击，不能夺权！”
“文革”初期，林彪一伙企图把“假党员”等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彭绍辉的头上，并进行逼供。每次，彭绍辉都理直气壮地说：“凡是没有的事情，压力再大我也不会承认。”
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对彭绍辉的迫害步步升级，审查逼供没有效果，就采取诬陷的办法对他进行批斗。
彭绍辉坚信毛主席是相信他的，因此想方设法托人向毛主席报告了自己的情况。
毛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说：“彭绍辉在哪里？他是贫农出身，抬过轿子、放过牛，是一个好同志嘛！”这才使得“四人帮”迫害彭绍辉的行为有所收敛。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彭绍辉经常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他自己一被解放出来，就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同志，不怕承担风险。一天，武汉来人调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情况，彭绍辉态度鲜明地对来人说：“陈再道是个好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一定没有问题，这我敢打包票。”就是这样一句话，彭绍辉被诬陷为陈再道的黑后台，一连开了他四天的批斗会，责令他写检查交待材料。当有些同志被诬陷、受审查，甚至被打成“叛徒”、“特务”时，彭绍辉不怕担风险，主动为他们写证明材料，说明事实真相。有些同志被隔离、关押时，他还多次冒险前去探望。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他的这些行为招来了更多的谣言与诽谤，有人甚至贴出《彭绍辉探监》的大字报，将一些莫须有罪名强加于他，妄图使他屈服。对此，彭绍辉正气凛然地表示：“有真理在，我不怕！”
70年代初，“四人帮”见军队难以插手，于是别有用心地提出在我国武装力量体制中增加“民兵指挥部”编制的要求，以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全国民兵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彭绍辉一眼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对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的抵制。
1974年9月，彭绍辉主持召开了全国民兵训练工作座谈会，会上，他坚持执行我军传统武装力量体制，拒不宣传“民兵指挥部”，更没有推广“上海经验”。对此，张春桥、王洪文向他兴师问罪，指责彭绍辉：“不抓路线，方向错了。”
彭绍辉根本不理睬那一套，当着张春桥、王洪文的面，向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提出加强“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建设思路。张春桥、王洪文大发淫威，严令总参谋部带头推广上海民兵指挥部所谓的“经验”。但彭绍辉始终拒不表态，使张、王二人非常尴尬和恼火，可也无可奈何。
彭绍辉始终顶着巨大的压力，多次公开抵制“民兵指挥部”的做法。1975年11月，在唐山召开的民兵通信分队组织训练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上，彭绍辉又明确要求：“会议所有文件，包括讲话和典型材料，一概不提‘民兵指挥部’。”会后，他规定，凡召开民兵工作会议，只通知省军区、军分区、市县人民武装部参加，不通知“民兵指挥部”。
这样，“四人帮”一伙企图强制推行“民兵指挥部”经验、搞“第二武装”的阴谋没有得逞，从而使“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得以坚持下来。
但在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长期斗争中，彭绍辉在战争年代饱受伤病折磨的身体渐渐垮了下来。1970年，解放军301医院发现他身患主动脉血管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于是给他规定了“六不准”，连弯腰、起立、咳嗽也不准用力。但彭绍辉却不以为然，照样坚持工作。
1975年，医院将彭绍辉的病情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叶剑英副主席指示要他注意身体，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彭绍辉知道后对医生说：“我的病情，以后你们不要再向上报告了，军委首长工作很忙，不要拿我个人的这点小事去麻烦他们，再说你们不让我工作怎么行呢！”他顿了顿又对保健医生说：“再说，我身上的病有如一颗定时炸弹，不知什么时候就爆炸了，我要在它没有爆炸之前为党多干点工作。”
于是，他的工作日程仍然安排得很紧，每天都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时常到深夜还不休息。疼痛发作时，就吃几片止痛片继续工作；血压高了，就把降压药加到十几片，把血压压下去，照样坚持工作；眼痛发作时，就让夫人或工作人员把待处理的文件念给他听，他提出意见，再让秘书处理。
周总理逝世后，彭绍辉大哭了几天，经常在梦中呼唤总理。参加总理遗体告别时，彭绍辉当场失声痛哭，为总理的追悼会规格公开抱不平：“这么大的国家，这么伟大的总理，这么多悼念总理的群众，为何只安排这么一间小小的房子悼念？真是岂有此理，天理难容！”从悼念会场回到家里，彭绍辉抱病和泪写下了怀念周总理的文章，公开痛斥“四人帮”对总理的污蔑。由于悲愤过度，老将军再次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清明节这天，首都数万群众自发悼念总理的“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彭绍辉还住在医院里，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不听医生的劝阻，坚持要去天安门参加悼念活动。他让家人做了一个花圈，吩咐秘书写上“一个红军老战士敬挽”，亲自坐车把花圈送到天安门。
到了天安门广场，彭绍辉看到悼念总理的群众人山人海，激动得热泪盈眶，说道：“这样大的场面，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为什么献花圈的纪念碑前不开灯？这是在悼念总理嘛！我要下车叫他们开灯！”
“四人帮”本来就想压制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要想叫人家开灯又岂是他这个独臂将军做得到的？
老将军嚎啕大哭，以表达自己对总理逝世的无限悲痛。警卫员见状，只得吩咐司机把车子绕纪念碑开了一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