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29海外学人回国创业论坛-茅道林、王辉耀、李安渝、高在朗-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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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道林：新浪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他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斯坦福大学工程经济系统硕士。曾任著名的国际风险投资公司华登国际投资集团（WALDEN）副总裁，

　　王辉耀：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英美文学学士，加拿大最早一批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研修高级企业领导人课程，著有《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从MBA到外交官、新华商》等，首次提出“新华商理论”　和“MBA通才论”。

　　李安渝：先后被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聘为客座教授，获美国斯坦福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学位，先任中科院电子商务中心主任。

　　高在朗：硅谷动力董事长，《互联网周刊》编委会主席。

　　内容简介

　　在19世纪的中叶有一个小孩，跟着他的老师，从香港搭上一条运载茶叶的船到了美国，在那里学习。二十多岁他又回来，二十多岁的他，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又带走了几十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此中国就有了第一代留学生。他就是容闳先生，他应该是我们留学生的鼻祖，从此中国就开始了留学的热潮，这股热潮伴随着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每次当我们国运受到挑战，当我们民族在努力振兴的时候，我们的留学生总是在出去和回来的浪潮当中涌动。

　　20世纪的后期，我们的留学生相继回国进行着艰苦地创业，努力适应着日益变化的社会，欧美同学会商会会长王辉耀，新浪网络公司首席执行官茅道林，中科院电子商务中心主任李安渝，《互联网周刊》编委会主席高在朗，他们都是回国创业的成功人士。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海外的生活经历，回国后的创业体验，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财富。5月29日，他们将在《百家讲坛》畅谈回国后的感受和适应过程，主持人张泽群与我们共同聆听主讲人的心声，和他们对热衷于出国的国人的忠告。

　　到海外留学的人通常会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回”还是“不回”，谈到自己的选择，四位嘉宾结合自身的经历分别指出选择时要参考的指数；他们在回国创业的过程中曾经遇到哪些困难？面对现实，他们又如何克服困难，取得事业的成功呢？四位主讲人将会一一为我们解答，敬请关注。

　　全文

　　朋友们好，欢迎各位收看《海外学人回国创业论坛》，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海外学人回国创业。但是我们的话题之先，我们先应该把我们视线往前推大概一百五十多年，在19世纪的中叶有一个小孩，跟着他的老师，从香港搭上一条运载茶叶的船到了美国，在那里学习。二十多岁他又回来，二十多岁的他，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又带走了几十个十几岁的孩子，从此中国就有了第一代留学生。刚才我们讲的那位是容闳先生，他应该是我们留学生的鼻祖，正像所有的学人以孔圣人为鼻祖一样，从此中国就开始了留学的热潮。那么这股热潮就伴随着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历程，每次当我们国运受到挑战，当我们民族在努力振兴的时候，那么我们留学生总是在出去和回来的浪潮当中涌动。台上坐的四位嘉宾，都是先期回国创业的卓有成效的人士，我们还是请他们自己来做自我介绍，好不好，茅先生从您开始？

　　谢谢主持人，我想非常高兴可以在这边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最重要的我想在这边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的一个经历可以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我个人我是叫茅道林，是上海交大毕业，然后1987年去的美国，然后是在斯坦福大学完成我的学业以后呢，在1994年开始到国内来主要是做创业投资风险投资。那么在国内的最早期的风险投资的工作当中就有机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投资的案例，那么然后到1998年的时候，在其中的一个公司当中，我们推动了北京的一家小的软件公司跟北美的一家公司的合并，而形成了新浪网。所以整个的经历，我想其实跟在座各位可能非常类似，只是说我觉得在过去的八年的经验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如何跟国内的快速变化的市场做一个接轨，首先我简单地介绍到这里。

　　好，谢谢茅先生。王辉耀先生。

　　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交流。实际上我出去得比较早，1984年去加拿大，然后读MBA，然后接着还读了一段工商管理的博士研究生。那么后来我有一个体会，如果在海外，如果你有一些海外的经历，可能会对以后回国创业有好处。当时我就去了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它也是北美比较大的一个工程咨询管理公司，在这个公司做了三年，从市场助理经理到经理，到董事经理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学了很多西方的这种管理的这种经验。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也有机会参加他们加拿大的竞争招聘，然后去了加拿大外交部，派到香港驻他们领事馆的商务参赞，在那里又做了三年，这样积累了一定海外的经验。1993年在加拿大领事馆任期满了以后，我就回国，回国开始还在一个全世界第三大的一个工程管理咨询公司做他们的副总裁，还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就自己创办了公司。我觉得20世纪90年代国内机会确实很多，我们回来得比较早，但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机会，所以当时我们参加了很多国内的大型的项目建设，包括像三峡，包括像各类的基础设施的项目。那么后来我们觉得就是说越来越意识到留学生的优势，在于两种文化两种管理两种经验特别是两种文化之间这种优势，所以我们做了很多东西方的运作跨越的管理，我们发现这些方面都对于沟通海外和中国，特别是国际商务合作方面，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也有一些体会。我觉得国内的环境现在是越来越好，实际上是到了一个黄金的时期，如果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时候，那个时候回来是一个浪潮，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的话，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的话，我觉得中国现在进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又是一个黄金时期。如果这个时候再能参与到中国的开放的大潮中，特别现在国际经济也不是很景气，那么这个时候能够到中国大好的环境下来找到一个自己发展的一个方向和一个路径的话，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发展，那么我想先介绍到这里谢谢。

　　谢谢王先生，李先生。

　　谢谢主持人，我叫李安渝，我是1985年上海交大毕业以后，去美国，然后也是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完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在企业里面工作。我经历是比较偏向于属于科技个体户，因为在美国我就先是自己做了一系列的小公司，最后是在1999年把最后一家公司把它出让了，出让以后，然后就2000年以科学院的“百人计划”的感召回国，目前是在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担任一个叫电子商务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在同时，在国内也开始做一些创业的这些工作，也先后创建了大概三家企业，跟科学院也合作，创建了一家比较大的软件企业。我想我这个经历跟大家可能比较接近，就是基本上是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做一个和行业比较接近的，我过去是念电机系的，所以也一直在软件行业里面工作。国内的确我们看到有很多机会，特别“十六大”以后，国家倡导全面小康，这一点就把我们的机会从沿海就推到全国各地。因为我们说沿海已经基本上到了小康的范围，现在国家的目标是要把全国各个地方都要带入小康的社会，因此一下就打开了很多新的市场。我最近也在全国各地成都、西安到处去参加一些活动，也看到了的确是目前我们留学生不但有在美国或者是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经验，而且因为我们也最近回来也常常在北京上海等等一带也看到国内比较先进地区的经验。现在我觉得西部是非常非常需要把这些经验带去，我个人觉得机会真的是无处不在，要看我们怎么样把握住，然后把它转化成一个我们可以来参与的这么一个机会。

　　好谢谢李先生，高在朗先生。

　　刚才前几位嘉宾提到，我注意到两个词汇，一个是“小康社会”，一个是“小平南巡讲话”，实际我跟这两个词汇都有一些关系。我回国的时候就是1992年，就是小平南巡讲话，应该是非常早的。第二就是小康社会，那么经过十年的努力，我认为我本人已经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基本的目标，就是生活很幸福。那么幸福的源泉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我们有一定的事业，能够证明我们的工作能力，我们有很幸福的这种家庭，同时我们还有再创造的能力。所以这三点，我觉得都是重要的。

　　那么十分感谢四位嘉宾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主题是回国创业，那么第一个字就是“回”，回不回？那么是我们选择当中最大的一个痛苦，选择意味着希望，但是选择更意味着挑战。四位嘉宾能不能结合自己的经历来谈一谈选择回还是不回，可以参考的指数和指标，茅先生。

　　其实我个人回来可能比较容易一点，当时是做风险投资。但我现在可能更结合着自己的一些朋友的一些经验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回与不回当中最大的一个点，是在于说现在你回来了以后，假如要对接的这边到底是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最关键。我觉得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假如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出国出去可能不一定能够想像到二十年以后的今天，比如说整个这边的市场的变化，跟它的企业的一个机制的变化，可能都会比较巨大。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来对接，我觉得是回与不回最重要的地方。那么很多比较平顺的一种嫁接进入到这边包括跨国公司，或者说这边的一些比较有市场拿捏这样的公司，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公司，你能够加入进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平顺的第一步。当然假如有的人喜欢创业的话，一开始就跑回来创业，那我想这个时候你们更要抓住，就是我刚才讲的在快速变化的市场当中，你有没有第一手的资料。那么这个我觉得在回与不回当中，回到哪里，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我觉得这个可能跟五年以前市场的条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就是我要跳动，那块地是一个什么样的土地，这是首先要看准，要测量好的，对，好这是一个参数，王先生。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为什么要回来，因为我觉得在中国你有生长的优势，比如说二十多岁才出去，中国这个文化，中国的影响，中国对你的人的成长，整个优势我觉得要充分地利用。否则的话呆在北美，比如说可能生活也很好，一眼就能看到你几十年你能干什么。这个社会已经很规范，很正规，然后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话，都已经做得很饱满，所以我觉得难有大的创造。同时的话，好像总是生活在那种两种文化的夹缝之间，如果能找到一种方式把这个两种文化的夹缝，能够变成一种两种文化的优势，我觉得不错，所以我觉得当时回来这个决定是非常非常正确的。我觉得回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如果回来有过在北美或者在西方一些公司的经验，可能会对这个有很好的帮助，因为特别是能够先回来，哪怕是现在留学生很多回来以后，比如说有的时候找不着事，或者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比如我碰到很多留学生来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欧美同学会商会，我也是这个商会的会长，同时也碰到留学生问这样的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找准了一个行业，你感兴趣的，如果还能在行业里边，先比如找到一个知名的公司，甚至一个国内企业干上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创业，我觉得这个时候成功的几率会比较大。如果一回来可能我要创业，找了半天，对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熟的话，那这个可能机遇不是特别高。包括我在我的创业中，因为我在香港已经有了三年的过渡，经常回国内，那么这样的话对国内情况非常了解，一旦出来以后，开弓就没有回头箭，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搞好。

　　审时度势因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刚才我们底下聊天的时候，我说我倒是挺担心一个问题，担心江湖游走人士，当初走的时候就是被一些出国浪潮裹挟出去的，我在美国也曾经碰到这样的朋友。在美国的旧金山，那个大桥不是金门大桥，忘了叫什么大桥，中间那个岛是一个垃圾做成的，然后要走过去就能看到旧金山这边城市的景色。那边有一个买胶卷的小商亭，小商亭主一看就是一个华裔。那么我们当时同去的还有几个上海朋友，上海朋友就讲上海话。那个人一听是上海话，可能有种乡音所动，过来主动讲，“侬上海人啊”，上海人亲切地交流起来。一问那个小伙子是复旦大学学物理的，1978级，但是当时已经是2000年，还在那里卖胶卷。那么他以前所学的东西，可能是没有更多的发挥的市场，他就非常关心问国内的情况。那么这个事例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走的时候有没有方向，回来的时候是不是更应该认清方向。

　　我想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子，我觉得就像出国一样，出国实际上到今天这个社会大家都比较理智了，出国实际上是一个选择，像有些在国内碰到很多很优秀的人他也没有出国的打算，他觉得目前国内市场和国内，他的机会已经足够让他在国内发展了。因此我觉得留学生回国这个事情，如果光讲“回”这个字，实际上是个文化的感召，因为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回来，但是把这一层拿去的话，实际上也是一个你个人的打算。比如有些很多人出国，包括我在内，当时出国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当时我们想美国的学习机会可能它的技术的高技术部分的深度，可能我们去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因此现在回国，如果把民族情结拿掉以后，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国内的市场对他的一个吸引。国内市场吸引我个人认为，就是要非常地注意，就是我们今天以民族情结回来，这个是非常值得鼓励，像我个人至少有40到60％是民族情结。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国看到中国富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义务。所以因此我觉得咱们要回来的朋友，首先我们要想，我们为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非常值得鼓励。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想到这个市场是不是适合你？如果不适合你，有没有适合你的地方，就像刚才王总讲的一样，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创业，因为国内的市场的情况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当教授，也不是每个人回来都可以从政，这个肯定是有一个选择。

　　找一个比较适合自己发展的一个位置，人到哪里去？就是说不是说别的东西创造而是说你要到哪里去，是你自觉的行动。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可能大家那个时候觉得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1990年或者80年代可能有很多人觉得我选择会很少，选择比现在少一些，那么十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选择很多，这个时候现在出国的这种浪潮还在有，但是跟那个时候状态不一样。那个时候我们经常是带着几百美金出国，现在肯定不一样。这个十年发生很多变化，当然说人海茫茫，就是说本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条路，但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追求美好的生活，是从我们个人角度，永远都是这么想的。那么从国家来讲，就是说国家也是利益最大化。为什么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