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 - 为中国思想趋向答案-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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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对胡先生的批评，都证明了胡先生下笔千言，只能唬唬小百姓。稍有防疫本领的人，随手抓胡先生的“意见”，一抓就碎了，一点也经不住真知识的锤炼！我批评他天马行空、大言欺人，丝毫没有冤枉他，试看他的话：　
　　学问之事，如谓有病，只有一种，即“强不知以为知”。　
　　老子曰，“不知而知，病也；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也。假使如此，假使我所指出的不误，李敖君的病可严重极了。　
　　胡先生写这段话，绝没想到假使不如此，假使他所指出的误了，该怎办？此段引用《老子》的话，胡先生若能在道德经中找出来，我请客。《老子》书中只有：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段标点我负完全责任，并准备任何人提出异议）。　
　　此乃真正的“老子”！真正我们家老子的原装货！绝不是胡先生家里的冒牌老子！胡先生这样代老子乱“曰”，我还能说什么吗？我只好套他的话而说：　
　　由此可见胡秋原之所谓老子，不是老子，只是他的幻想。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我们国文教育的责任。　
　　胡先生在天马起飞前被老子绊了一跤，很难为情，只好再大言一番以为烟幕。他的大言是“抖搂哲学”：　
　　龚定庵也说过了：“九州生气恃风雪，万里齐啥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搂，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天公不会抖搂的，还是五万万人各自抖搂。超越前进之意，即是希望人人拌搂。　
　　“人人抖搂”关乎胡先生的根本思想（超越前进），所以不能轻轻放过。胡先生所引龚定盒的诗不知“在哪一本书上抄来的”？因为龚某人压根儿就没“抖搂”过！在“定盫文集”，（涵芬楼影印同治刊本）的续集中，可以看到他的原句是“我劝天公重抖擞”（“已亥杂诗三百十五首”）。胡先生不知“搂”该是“擞”，也许把“擞”硬认成“搂”，且在文中连“搂”了四次，一方面可证其热情奔放，一方面可证手民无罪。所以，我只好把胡先生骂我的活替他重温一次：　
　　这究竟是真正不识字，还是有意利用遮眼法或催眠术呢？　
　　答案有两个，请胡先生自己去挑吧！他若不挑，我就要怀疑他是在哪个学校学“国文”的了！（至于他抄错论语泰伯篇，引错“塑泥歌”，用错“宁馨儿”，歌颂“倭寇”……这些“泡沫问题”我一概懒得答他了，让他陶醉去吧！”）　
　　胡秋原“剪除枝叶”的成绩　
　　┌────┐　
　　│分数　　│　
　　├────┤　
　　│　　　　│　
　　└────┘　
　　〔说明〕这块空白，我请胡先生的读者去评分。评分的标准是胡先生所引用的梁启超的“规则”：　
　　希望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　
　　从这条规则来看胡先生那种刺刺不休的冗长文字，看他该“剪除”的“枝叶”有多少？他说了多少“不相干”的话？引起了多少无谓的问题？他骂别人有“挥霍性”，而他自己，却正是一位暴珍文字的人儿！（文岭：不学无术还不是最糟糕，无术而又冒充有术攻击有术之士才最可气。）　希望胡秋原“毫无怨言”　
　　胡先生望有“君子协定”，他的协定是：　
　　每次的辩论，纵不能得最后的结论，但如作战一样。　
　　应有每一战役之胜负。如何才算胜负呢？当一方面的论点，被对方指出自相矛盾，与事实冲突或不相干，而不能提出合理的辩护之时，便应当自认失败。　
　　他说他一定照以上的规矩参加辩论。　
　　如果我自己不检失态，因而遭受百倍报复，我将毫无怨言。　
　　如果我一部或全部论，点被驳得辞穷理屈，我一定撤销一部和全部主张。　
　　胡先生是“君子”，而现在，正是胡君子“应当自认失败”的时候！因为他的“论点”，已在前面被我分别指出何处不合学术水准与君子词令、何处“自相矛盾”、何处“与事实冲突”、何处“不相干”！　
　　为胡先生计，现在似乎是他“撤销”“全部主张”的日子。　
　　因为他已说“传统派是注定没落的”，“胜利归西化派，任何人看得出来。”大势所趋，胡先生又何必挽狂澜呢？即使有“一百个青年不像李敖”，跟着他跳栏赛跑，又何补于超越前进的不能成立？胡先生十年前曾幻想用“新医”来代替西医中医；今天他又幻想用“新糖”来代替洋糖土糖。他的悲哀在根本不知道绝无第三条路好走；又根本不知道他是传统派中的一枝一叶。　
　　他只会在潜意识上随风而去，去做那天马行空的好梦。但终其生，他将枯守在传统派的枝头，用迎风招展的姿态，去招展李敖大全集他那面“超越前进”的旗子！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记〕文中所引徐道邻先生的文字皆收入他的《论政治与学术》及《论社会与文化》两书（皆中央文物供应社版）。　
　　　　　　　　　　　　　　　　　《文星》第五十四期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　




　
敬答吴心柳先生　
　　心柳先生：　
　　谢谢你三月十三号给我的信。　
　　很早就读过你谈音乐的文章，经常读到你的通讯和作品，我剪贴了一些，因为非常喜欢。　
　　你在第一点中说：　
　　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大监”，您的“梅毒”、“太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　
　　我非常赞同你指出的“成为把柄”的话。现在本是一个帽子乱飞的时代，一些三十年代的文人们，天天想编织几顶大帽子朝人头上戴；不仅此也，他们甚至摘下他们过去的旧帽子朝人脑袋上丢。他们的惯技是抓你文章中的一个词儿，加上个字头或字尾（尤其是爱加Eism），做成“把柄”。然后不谈你文章中的深意，就到处宣传起来：例如我文章中提到“梅毒”，他们就说我提倡“梅毒主义”；我提到“太保”，他们就说我是“文化太保”；我提到“周树人”，他们就说我“想当鲁迅二世”，这种无聊的行径，就正是你所说的“难堪的技术犯规”。　
　　他们另一个法宝是抬出“这青年”、“这孩子”来跟李敖连在一起。因为李敖是“青年”、是“孩子”，所以是“儿戏”是“童言”，并且“胜之不武”。虽然“胜之不武”，他们跟我斗起来却不遗余力：胡秋原的几淌长篇骂我；郑学稼一连骂我六个月，叶青发行的杂志连骂我十三期，其他还有“从良”后的内幕杂志、港台两地的有背景的刊物，以及可发表他们私人信件的晚报……总之，能使的法宝他们都使出来了。前些时候我看到叶青骂我的文字，说我李敖该“回到大学历史系去再读几年”　
　　我看了真忍不住要笑。我心里想道：“我在历史系只念了四年，他们就吃不消了，就要这样围攻我了。我若‘再读几年’，他们更要焦头烂额了！”　
　　心柳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会以为我是自满吧！我这样说，心中并不好过。在七三六期《新闻天地》中的一篇《台湾‘挤’‘挤’‘挤’‘挤’》，说我“搞得天下大乱”。如果这是事实，那么最“乱”的，就该是那些三十年代的文人。她们既口口声声称我是青年人，他们就该知道跟我打笔仗是不妥当的，因为一代扰攘的他们已是另一个时代的落花飞絮，他们的方法是旧式的，军多只是三十年代的方法。人世的沧桑与历史的无情，早已“论定”了他们的成绩与败绩，可怜的是，他们仍旧酱在小磨坊里，没有一个能自觉他已是褪了颜色的人儿！　
　　他们太不行了，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一个不行的李敖一出面，他们就招架不住了！就要用长文、报纸和杂志来浇我凉水、扯我后腿了！　
　　就是这些人，他们居然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副角色，直到六十年代的今日，还在跑他们的龙套。这是何等可怜！又何等可悲！所以我说，我心中并不好过。　
　　你在第二点中说：　
　　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这个意见我极赞成。我也赞成把这种问题谈得细一点，你说：　
　　“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　know　more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吗？”至少我个人，我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在写《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时候，就跟小鲁、汝森和孟能说，这篇“看看病”的文章只是一篇导言或引论。想不到这篇一出来，就像唐僧掉在盘丝洞里——被人穷缠了一阵，真是不虞之“毁”，也真划不来。　
　　半年前，当我写文章初遭这些人找碴的时候，本来我还就他们不清楚的地方予以解说乃至讨论，所以“翻旧账”于先，“再看病”于后，目的无非是补充说明，同时盼望他们有听我补充说明的一点雅量。　
　　但是事实的发展却异常丑恶，这些人的年纪与修养，正好成反比例，他们一发现个人的“神龛”有了动摇，立刻就本能的开始自我防卫，而防卫的手法就未免千奇百怪了！　
　　他们有的骂我的“令尊堂”；有的造谣说我写文章是“有传授的”，并且跟我有”深厚的世交关系”的胡适之“鼓励”我“骂人”；有的预言“打手”李敖将“首先滚入粪坑之内”；有的说有人“抹干”我的“眼泪”，给我“糖果”；有的说我“恶毒已极，下流之至”；有的说我跟陈序经“穿着一条裤子”；有的说我是“拿人家的苍蝇当螃蟹吃的叫化子”、是“小丑”、是“奴下奴”；有人说我得到“一个教育机关、一个学术机关”和“一个后勤机关”“不断集会”的支持；最后，有的漂亮的太太亲自出马，骂了我一顿，并且声言要打我的耳光。　
　　心柳先生，这些“恐怖的报酬”与“长者的风度”，你看了做何感想？在这些“报酬”与“风度”的泛滥下，我想你不会同意我跟他们继续讨论真假对错吧？　
　　所以，几个月来，我一直用“老僧不闻不问”的态度来应付外界的营扰，同时我深信，唯一我该做的事，就是如何从“看看病”式的导言或引论，转进到细谈一些问题，多写几个分论。　
　　至于谈得细一点，首先就涉及到西化的起脚点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我觉得我们该从基本观念上一古脑儿丢掉任何农业社会的ideology。此“障”能除，其他一切不难。因为在实际上，我们已朝西化路上走——虽然走得太慢。试看看高等学术机构：大学中六个学院，理、工、农、医早已没“东方”的影子（园艺系的一点东方庭园的图案与中医学院等等都不足道）！法学院中除了一点政治思想史、一点法制史、一点等因奉此的应用文外，再也找不到“国粹”或“国渣”的影儿！文学院算是“东方文化”的逋逃薮，外文与考古系是西化了的，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则纯是乌烟瘴气，看不到几分新思潮。除了极少数有新头脑的教授外，其他教授只能说是“陈货出清”式的大甩卖！　
　　从高等学术机构往下看，用大量观察（mass－obbervation）　
　　的法子去看。“物质”方面，我们早已是“西学为用”了！除了我的长袍和少奶奶们的绣花鞋外，还有几件东西不西化或受西化的影响？（女人的旗袍已暴露到“苏茜黄的世界”，这真使洋婆子羡煞！）　
　　“东方文化”的瓦解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尽管我们还到处看到四书五经、看到穿西装捧死人牌位的孝子、看到深知“人间羞耻为何物”的法学家……可是我们不必灰心，我们该知道使人不串假戏不是一蹴可几的事，我们还得慢慢来。我们的老祖宗就曾在白天挂“儒家”的羊头而卖“法家”的狗肉，到了晚上，又行“道家”的房中术。我们串假戏的本领是有“传统”的！　
　　最低层的小百姓从曳引机中展开他们的憧憬，最高层的知识分子从学理工展开他们的抱负，很少人肯在故纸堆中钻研他们的“伟业”了！他们看到这些线装书中的者小蠹虫们高谈“义理”或“考据”，他们早就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第一流的聪明才智早已不搞这些鬼东西了！工程师学会庆祝五十年，这比史语所五百年、新亚书院五千年还令人高两百八十八年以前，吕留良在他答张菊人的信里，痛苦地写道：　
　　……横术广广，吾道无人，其可不疾病屈头而肩此大担那……亦以同溺于漩涡之中，不得不号责子有力善泅者耳。（《吕用晦文集》卷一）　
　　几年来，在守旧的“漩涡”，我一直期待能有“善泅者”出来游泳给我们看，可是我等不到。最后我只好自告奋勇。也许我游不到、游不快、游不好，但我总费劲游了就是。我不游，我干什么？难道我也去打牌？　
　　　　　　　　　　　　　　　　　李敖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后记〕这信发表在《文星》第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台北出版）。发表后，自然又被文警和文丐臭骂一通。东方望看了我这封信，写了一篇《要学“打牌”》（《文星》六十号《忽然想起》，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他感慨他说：　
　　如果自问不是“有力善泅”者，总以少下水为妙。于是乎只剩下一样玩艺儿我可以学：打牌。　
　　这段有趣的提示，也许值得每一个知识分子思考的。既不“有力善泅”、又不学“打牌”的人，往往都给东方望惹来麻烦。东方望曾负“生教”重任，我后来在“生教所”，就受他管辖。“昔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这位老“朋友”，使我人生多了离奇的一页！　附录　吴心柳先生来信　李敖先生：　
　　最近一连读过您几篇文章，又隐约发现您也是青年人，故而对文章后面那个挥洒凌厉、周敏好学的“影子”，十分心仪。虽然，我不尽然同意您的观点，但这封信的主旨，仍然是一个议者对作者所乐于表达的一种敬意。　
　　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懂哲学，但对于最近的东西文化论战。　
　　感到头昏目眩。第一、我觉得大家对“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字用得太笼统，因此胡先生的“小脚””、“太监”，您的“梅毒”、“大保”都成为论题、成为把柄。这真是一种难堪的技术犯规。第二、我觉得参战双方首先应该把“西方文化”立一界说，主张全盘西化的，究竟是要西哪一化？西方文化也有多种多类，是否照单全收？会不会拉肚子或撑死？我们外行人比较要先知道这一点，不然文理淆混，徒见意气。现代的西方学人治学态度不是一向想对“愈小的事要知道得愈多”（To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吗？我已同时向萧盂能、陈小鲁二兄发出呼吁，至少，请主张西化的朋友，写文章时先来那么一点点科学味儿的表率。　
　　因此，我倒很想读一篇您写的：《我们要从哪里吸收西方文化？》。若此文一出，对徐道邻先生那封公开信，也算有了答复了（徐先生说您主张吸入梅毒呢！如不弄清楚，恐怕台北市卫生局也不答应的）。还有：每月花钱买杂志的人，也是喜欢“对愈小的事情知道得愈多”的（至少这种人不会大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