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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宋氏家族全传-第7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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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要忘记几年前那档子事,她会采取行动的。
  “我发誓,我发誓!那事跟孙夫人绝没有关系,我已经查清楚了。我继承孙先生的事业,怎么会对孙夫人有所不敬呢?”蒋介石仍是信誓旦旦。
  “你只管干!可别让我抓住把柄!”宋美龄狠狠地说。
  但宋美龄还是不放心,蒋介石发誓的事太多了,没哪一样是靠得住的。
  她又接通了宋子文的电话:“哥哥,你关照他们一下,不准在二姐那里胡来,如果我听到了什么,我是决不答应的!”她的声音很高,语气非常尖厉。
  “好的,我马上通知他们。”宋子文知道这是指的戴笠。
  宋子文当即找到孔祥熙,两人一起把戴笠叫了来。
  “啊,二位院长,有什么事尽请吩咐!”戴笠毕恭毕敬。
  “嗯是不是你们最近在孙夫人那里干什么了?”孔祥熙先开了口。
  “哦,为了保证孙夫人安全,有几个弟兄化装在附近守卫,以防日本特务暗中捣乱。怎么?又有人说什么了吗?”戴笠假装糊涂。
  “那好那好!”一贯不肯得罪人的孔祥熙不再往下问了。
  “不是那么说的。”宋子文知道话还得自己说:“我告诉你,找你来不光是我们两人的意见。蒋夫人有电话来,要我们关照你,如果发现你的人在那里有不合适的行动,她是决不善罢干休的。”宋子文沉下脸来。
  “不敢不敢!戴笠是何等样人,敢在孙夫人那里胡来?肯定是误会了,误会了。”戴笠当下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
  孔祥熙又来敲边鼓道:“我们知道不会有什么事的。不过蒋夫人不放心,她本来也可以直接给你说,只是她也相信不会有这种事才让我们侧面讲一下,免得把事情看严重了。没有就好,好!”
  戴笠额角上此刻已经渗出了汗珠,心里暗暗叫苦:乖乖,幸亏还没动手。否则,这事可不好收拾。
  孔祥熙和宋子文旋又各开出一张支票,他们拍拍一直笔直站立着的戴笠的肩膀,换过一副笑脸:“戴老板,心里没鬼不必紧张。哦,中国银行和财政部各支援你一些经费,可要注意用在对付日本汉奸方面。自己派系之间的事要往长远想,别太死心眼了。今天失势说不定明天又会得势,委员长今天喜欢的人明天说不定就要倒台。给自己留条路嘛。”
  “是是,我一定关照下面的人,保护好孙夫人的安全。至于其他方面,二位有什么人不放心,也尽管吩咐,我是绝对照办的!”
  以后,不管蒋介石怎么催,戴笠抱定了主意,对孙夫人我是不能听你的。出了事夫人一闹,你委员长也顶不住,还不得把我兜出去!再说,宋子文和孔祥熙面前也没法交待,那两位可是财神爷啊。他们要不给钱,我这军统也没法维持。
  事后,孔祥熙又悄悄给宋庆龄说:“哎,我说你说话可得注意点儿啦,老惹他不高兴,把你抓起来怎么办?”
  “抓吧,我等着他们抓呢,那样更好!”宋庆龄不在乎地说。
  “唉,这……”孔祥熙连连摇头。
  宋庆龄照样我行我素。
  一次,董必武要返回延安,宋庆龄毫无顾忌地在自己家里为他举行欢送宴会。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来了。冯玉祥、李德全夫妇,徐舜英等人也来了。
  周恩来在席间纵论天下形势,并特别分析了华北战场的战绩,在座的大家倍受鼓舞,凝神细听。
  此时窗外寒气逼人,壁炉里却炉火通红,映照着壁炉架上交叉放置的两株稻穗。跳跃的火焰映照得稻穗显出金黄的颜色,十分可爱。周恩来谈完后,李德全指着两株稻穗大声地赞叹说:
  “你们瞧,多么好看啊!这两株禾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宋庆龄笑着说:“该比金子还要宝贵呢!我们的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万万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就比金子还好吗!”
  周恩来此时也走过去,双手抚弄着禾穗说:“将来打下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到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
  大家一齐说好,并共同举起杯来,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
  后来周恩来一直记着自己说过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国徽图案时,他又讲起了当年那段往事。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上,就有了两束丰收的麦稻穗。
  抗战中,宋庆龄不遗余力地组织保盟举办各种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收入的钱物当时不仅用来支援边区,也用来赈济河南灾民、广东灾民和湖南灾民等;还帮助一批国统区的贫病作家渡过生活难关。当年艾芜、邵筌麟、黄药眠、端木宏良、司马文森、陈残云和孟超等进步作家都曾得到过宋庆龄的援助。
  终于有一天,鞭炮响了起来,到处是喧天的锣鼓,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帝斗争的彻底胜利。
  那天晚上,在孔家又举行了家人的大聚会,宋氏三姐妹互相祝贺胜利,她们碰杯、跳舞,欢乐通宵。但当看到蒋介石那副踌躇满志的样子时,宋庆龄不免心里又忧郁起来:仅有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并不见得就有好日子过。要一个独裁的中国还是民主的中国,要一个黑暗的中国还是光明的中国,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搏斗还要进行。她必须准备迎接新的斗争。当时她想,在抗击异族入侵的战斗中能够站在一起的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未来关系国家前途的斗争中,还能继续站在一起吗?
  第十四章 宋孔恩怨及其他
  1.当初就是“哈哈孔”作祟
  当年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是民族矛盾,关系着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当时,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
  当时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虽然一直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也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当时,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并且他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当时的这些行径,也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亦不能否定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当时,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斗争吸引了众多的日本兵力,使国民党正面受到的压力减轻,这是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的重要因素。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中国共产党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与国民党的倒退进行了必要的和适当的斗争。这种斗争,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迫使它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从而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当时中共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汲取了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教训,又接受10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行这个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胜利地驾驭着整个局势的发展。
  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了共产党人和各界群众的极大义愤。当时民族战争还没结束,胜利还未见分晓,内部就已开始分裂。这是其一。其二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当年也矛盾重重。其中宋子文和孔祥熙之间明合暗不合。尤其是在抗战中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惯。
  如果把宋子文与孔样熙比较,孔的精明和算计要比来的心计多10倍。宋子文充其量不过是个洋书生,留了多年学,空有一肚子理论且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地到处得罪人。“哈哈孔”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有满肚子实践,要对付宋子文应该还不成问题。30年代初宋子文与蒋介石因“耳光风波”撕破脸皮后,就是“哈哈孔”乘虚而入,一举夺去了宋子文手上的财政大权。
  1939年9月18日,经过孔祥熙的一阵游说,蒋介石信以为真,遂以国民政府名义下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为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常务理事。”同时发布了《战时建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办法》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按理说在抗战初期,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妇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但他们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权,使自家大发了横财。这是当时人们共知的,宋子文当然更清楚。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恐怕永远是个不解的谜。当时,有个说法叫做“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应该是“四大家族”的真实写照。这种说法当然也传到宋子文的耳朵中,而来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细。怎么说自己是从孙中山时代做的财政部长,而孔祥熙则是从蒋介石执政后才做的财政部长,论资历自己是当然的老前辈。可是,谁又让他做了自己的姐夫呢。
  抗战爆发之前,孔氏家族通过做军火生意、炒股票及币制改革等,已经发了一大笔横财,但孔宋夫妇却并没有就此满足。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孔祥熙官运亨通一帆风顺,一步一步走向他一生中的顶峰。
  再说“卢沟桥事变”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来就此在上海成立了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当时关于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子文主持,这就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祥熙回国后,旋又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且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名义担任四联总处主席,大有咄咄逼人之势。当时,不是宋子文不与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祥熙的那副嘴脸,因此当时宋子文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最后孔祥熙不得已,只好抬出蒋介石以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名义,出任四联总处主席,孔任副主席,实际上仍由孔祥熙主持。经过此次交锋,孔祥熙意识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此一回合,宋子文最后失败了。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孔有孔的绝招,他开始空前地扩大自己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等。
  首先在金融方面,孔祥熙原本就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远未达到这个数字。该银行属孔祥熙的私人资本,本质上亦是商业资本,所以裕华银行只是孔祥熙的虚空机构。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祥熙推销火油的代理权,但要一个银行担保。而当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当时孔为了证明此行不小,就说是从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而来,并自山西太谷搬来。其实当时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且与孔祥熙毫无关系。孔祥熙这个人向来说假话是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当时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启动起来。而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早已是有其名而无其实了。
  孔祥熙的真正发迹是在抗战期间。1937年他几经周折,将裕华银行搬到重庆后,该行资本即增为2000万元。手中有了权也就有了方便,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户头,到1941年该行透支额已达3000万元。随后在1941年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遵照孔祥熙指示大买黄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从事黄金的转运,以在西安抛出赢利。当时,在重庆黄金市场中,实力最大的是西帮和昆帮。当时,曾有一位记者写道,黄金市场中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实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到西安以后,再运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的。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已增资达1亿元,孔祥熙亲任董事长,很有些财大气粗的样子。这家银行也就成为孔祥熙实际的金融中心。此是后话不讲。
  其次在工业方面,孔祥熙当年也曾办过一些企业,据说不少于10多家。他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而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有信用膨胀之权,也便乘机插手工业。当时,他插手工业是从华西兴业公司开始的。“华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实、胡叔潜兄弟二人创办的。经过几年的经营,拥有一个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并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因此,华西兴业公司在当时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孔祥熙为了迅速扩大在西南的势力,开始把手伸向“华西”。最初“华西”并不乐意孔的插手,因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权。1938年“华西”计划将“华联炼钢厂”扩建为年产30吨钢的炼钢厂,因资金不足,派人找到孔祥熙要求贷款。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可投资合办“华西”。“华西”认为与孔合资,无异于“引狼人室”,后患无穷,因此只同意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系,并不让其渗人企业内部。此时“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都在抢夺民营工业。于是孔祥熙深恐“华西”落人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天晚上,孔祥熙把儿子孔令侃叫到跟前,吩咐孔令侃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贷款,先哲把“华西”拴住,然后再想办法吞并“华西”。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计。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托局经孔令侃批准,很快贷给“华西”60万元,但这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华西”只得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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