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小平-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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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对夫妇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领导人有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能来的都来了。这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的将军们,这些生死相依的战友,一起来祝贺两对新人。他们还开起了玩笑,拼命给两位新郎倌灌酒,结果孔原喝醉了,新婚当天就挨了妻子的数落。邓小平也是来者不拒,一杯接一杯,却没有喝醉。不是他酒量多大,是好心的李富春和邓发暗中照顾,弄了一瓶水充酒。
结婚后第四天,邓小平带着新婚的妻子从延安回到了太行前线。从那以后,夫妻二人相依相伴,患难与共,携手走过了58个春秋。
战争年代,邓小平率领部队打到哪里,他们的家就安在哪里。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后,他们的家搬到了北京,住进了中南海怀仁堂右侧的3号院。正房有一块非常雅致的匾额,叫“含秀轩”。
那是邓小平最忙碌的一段时期。虽然忙碌,日子却很安定,全家人感觉非常幸福。
1969年,邓小平全家搬离这个院子,他们在这里住了17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江西新建县的这座将军楼成为了邓小平和卓琳新的家。孩子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赶来探望父母。
身处逆境,家庭的温暖和家人的理解,给了邓小平以很大的慰藉和支持。
1973年春天,他们的家从江西搬回了北京,不久便住进了北京宽街的一所院子里。
从1977年开始,邓小平一家又搬进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3号。
邓小平生命最后20年的时光,是在这所院子里度过的。
绕过院子的这棵老松树,走过挑檐下的平台,进门向左一拐,第二间就是邓小平的办公室。
在他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瓷玩具。四个小动物,四个不同的属相,分别代表四个孙子孙女。还有一个小篮子,里面坐着七只白白胖胖的猪。五个小的代表邓小平的五个儿女,两只大的带着眼镜的,代表邓小平和卓琳,组成了一个温馨、可爱的大家庭。
第九章 乐园风景乐园风景(2)
在妻子的眼里,邓小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丈夫,但却是一个深情实在的丈夫。
在工作人员的眼中,他们夫妻之间很少有卿卿我我的举动。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
平时相处,卓琳爱说爱笑,邓小平往往只是听着,很少说话。
在太行山的时候,邓小平在前线,卓琳在后方,只有邓小平到后方开会的时候,两人才能见上一面。于是卓琳提出了一个要求,能不能每月给我写一封信。邓小平说,好,我写一封,让秘书印几十份,每月给你寄一封。卓琳只好说:算了。
50年代,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后,就向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做自己份内该做的工作,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冲击。卓琳说,我是了解他的。一句话,道出了夫妻间无限的信任和理解。
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夫妻俩一起到工厂劳动,一起在自家住的院子里挖地、种菜。妻子身体不好,65岁的邓小平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承担起了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重活、累活。
每天上二楼的时候,经常是妻子一手扶着栏杆,一手由丈夫拉着上楼。妻子时常犯病,卧床不起。每当此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和卓琳被暂时分开了。两个人只有通过互递纸条来传递各自的信息。有一次,邓小平给卓琳一张纸条,什么都没写,卓琳也立即回一张白纸条。彼此心照不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互报平安。
无论是战争年代的关山阻隔,还是和平时期的柳暗花明,夫妻间的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从没有改变过。
邓小平爱家,孩子们恋家。
在孩子眼里,邓小平是一位好父亲,好爷爷。
邓小平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在家里,他也是如此。
他在家里说话不多,不当裁判,不断是非。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他关心子女,但从不说教。孩子们上学时,他每学期的期末都要看他们的记分册,每个孩子优点、缺点、性格特长,他都了解。但是具体的事情,他放手让妻子去管。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女儿邓林曾经问他:“我们该怎么办?”他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孩子们说,父亲从不给他们讲自己的经历,也不讲大道理,从来都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影响他们。孩子们说九句话,他可能才说一句话。而这一句,往往凝聚了他一生的阅历和智慧,足以让孩子们思考很久。
邓小平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
在江西时,他们夫妇二人和继母省吃俭用,把省下来的钱作为孩子们的探亲路费和生活费。
那期间,他写的信比前几十年写的加起来还要多。女儿回忆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的岁月,为了大女儿的婚姻问题,为了大儿子的治病问题,为了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的问题,他多次写信。字里行间,总是透出一个父亲的深情。
大儿子邓朴方到江西后,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担负起了照顾儿子的责任,他每天都给儿子洗澡,翻身,换衣服,每件事都做得认真、细致。
在南昌的时候,工资停发了,改发生活费,当然比工资少了一大截。于是,邓小平夫妇和他们的继母三位老人就尽量节省开销。肉,孩子们在的时候吃,孩子们走后就尽量不吃;自己养鸡,好能有鸡蛋吃而不必花钱买;茶叶太贵,邓小平就不喝茶了;茅台酒,这个多年的习惯,改了,只喝江西本地产的非常便宜的三花酒,而且只在劳动回来的午饭时喝一小杯;烟,是邓小平的老朋友,一下子戒不了,就减量降档次,抽平装不带过滤嘴的,从过去的每天几十支减少到每天三四支。院子里有片空地,也不能浪费了,种上各种时鲜蔬菜,又可以省下一笔钱。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多节省点钱,远在四面八方的孩子们生活困难,甚至连回南昌探亲的路费都不易筹措。省下来,给孩子们补贴一下。
还有什么比父母心中蕴藏着的情感更为神圣呢?
“父母的心,是爱的太阳。”如果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用在邓小平身上,是不过分的。
饭桌是他们全家聚会的地方和信息交流中心,一家大小十几口人,分两桌吃饭。
在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海阔天空,热闹非凡。
邓小平喜欢饭桌上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气氛,他总是边听边吃,很少插话,也绝不会表态。
每顿的剩饭剩菜他都不让倒,下顿做成烩菜、烩饭,接着吃。他还常跟孩子们说:“不会吃剩饭的是傻瓜,我们全家都不当傻瓜。”
8月22日,是邓小平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家里的亲戚都来聚会,不请外人。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孙子们和爷爷、奶奶一起吹蜡烛,爷爷、奶奶切蛋糕,爷爷给大家发寿桃;儿女们、孙子们去给爷爷敬酒。孙子们献给爷爷的礼物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当然爷爷掏红包的事情也是少不了的。
第九章 乐园风景乐园风景(3)
邓小平疼爱每一个孙子孙女,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
孙子孙女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每天到他的办公室,亲亲爷爷,让爷爷抱抱,有时孙子、孙女们还会在他身上爬来爬去,每当这时,他就会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他疼爱孙子们,也利用各种机会教他们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原则。
1983年2月,邓小平到杭州休息,两个孙辈跟着一起来了。有一天,他们到栖霞岭下的岳王庙参观。这里埋葬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穿过正殿,走过墓阙,来到了北碑廊,这里陈列着岳飞的诗词、奏折、手稿的各种刻石。邓小平边看边对孙子们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一边说,一边吟诵起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他们走到岳飞坟前,邓小平拉着外孙女的手,绕坟一周,又把外孙女拉到秦桧夫妇等几个害死岳飞的奸臣像前,对孩子们说:“英雄总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尽忠报国才是。”
在拍摄这张照片前,邓小平自言自语地说,“玉兰到底香不香?”说着闻了闻。孩子们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富人情味的一张照片。
第十章 人民之子人民之子(1)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
人们常说,伟人的爱国情感是丰富和深厚的。
所以丰富,是因为他有着与天下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广阔胸怀。
所以深厚,是因为他总是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万物生长的大地,
正像一首歌中唱的那样:“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这山,这水,这江,这河,还有它们承载的传统文明和民族精神,在邓小平的心中,总会唤起千般感慨,万种情思。
在古都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工作人员拿出一把两千多年前的青铜剑给他看。当他听说德国是在1939年才申请这样的铸造工艺专利时,他连忙带上手套仔细地凝看。
东北有个镜泊湖。也曾留下邓小平的身影。
在东南的黄山,他卷起裤腿,登上了山顶,一副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模样。
西北的嘉峪关,长城的起点,邓小平曾在这里留下足迹。
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它象征着中华民族不畏艰难的不屈精神。
“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长城,看到那些残桓断壁,难免令人感到忧虑。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小平就多次陪同外宾到长城参观,长城的雄姿令人振奋,长城的危机令人焦急。
1979年,他对人说:“通往景区的路,要下决心修好。现在游长城,至少要花5个小时,大部分时间花在路上。”后来又向国务院的领导提出:“北京到十三陵、长城可以修高速公路,也可以用直升飞机,还可以安排几个专列,边走边看。”他的这些建议,后来都变成了现实。
1984年,北京的几家新闻媒体发起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社会募捐活动。计划筹集15万元人民币,用于长城的部分维护。这个活动很快引起了邓小平的关注。为了表示自己的支持,9月1日,他亲笔为活动题写了主题词:“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个活动一直坚持下来,平均每年收到的捐款超过了200万元,大大超过了预计。用这些钱修复的长城已经向游客开放。
长城,正以新的雄姿,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精神之火。
1980年7月,邓小平乘“东方红32号”轮船从重庆顺江而下。
船过长江三峡,他会抬头寻找那被烟雾笼罩的神女峰。或许,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也曾这样凝望过。
整整60年前,当他在16岁那年沿着这条江去拥抱大海的时候,他怀抱的是报国之心,到西方寻求报国之技。
这一次,76岁的老人是寻求开发长江、振兴中华的方略。
要不要兴建三峡水利工程,是他此行的主题。对这个问题,各方面意见不一。这是一个关系到千秋万代的大事,邓小平没有贸然决定,他采取了慎之又慎的态度,这次特意带上了各方面的专家。
一路上,他不断和专家们探讨着。他详细询问有关投资、工期、发电、航运、坝址等有关问题。专家们一一向他做了汇报。
他甚至问:“反对建三峡大坝的人有一条很重要的理由,说是建了大坝以后水就变冷了,下游地区水稻和棉花都不长了,鱼也少了,有没有这回事?”得到了否定的回答后,他点点头:“哦,是这么回事。”
同行的四川、湖北两省领导,也加入了论证行列。四川反对上,湖北赞成上,人们各抒己见,互不相让。邓小平默默听着,并不表态,只是风趣地说:“四川‘反对派’,湖北‘坚决派’,你们说的意见我都听明白了。”
船过西陵峡,他特意让减速航行,遥看拟议中的三峡大坝所在地的中宝岛。许久之后他说:生态破坏和航行的破坏不大,但也一定要慎重,要对中华民族的子孙负责。轻率否定三峡不好。
1981年夏天,邓小平西出阳关,到新疆视察。途中,他做了个短暂停留,参观敦煌莫高窟。去之前就通知甘肃省委,这次来是休息,不谈工作,不用汇报。
早在1926年邓小平就到过甘肃,以后也多次来,但都没有机会亲眼看看驰名中外的莫高窟。这次正好路过,终于填补了多年的遗憾。
到了敦煌,邓小平先听当地文物研究所的领导介绍情况。听完后关切地问:“你们还有什么困难?”当地领导如实作答:研究经费不足。
邓小平当即对同行的王任重说:“任重,经费你给考虑一下。”又对敦煌的同志说:“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
有些群众在莫高窟认出了邓小平,顿时邓小平来敦煌的消息传遍了全城。当工作人员把群众想见一见他的愿望告诉邓小平时,他欣然答应了。第二天,邓小平乘坐一辆面包车,出了宾馆大门,沿着东大街缓缓驶过,邓小平在车里向两边的群众频频招手致意。
邓小平告别了热情的敦煌人民,临走时还念叨着:“敦煌是件事,还是件大事。”没过多久,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收到了国家文物局拨来的300万元专款。
在当时,靠了这笔钱,莫高窟南北窟区都进行了加固,多年欠账的职工宿舍盖了起来,由研究所发展成为研究院,敦煌的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第十章 人民之子人民之子(2)
桂林山水甲天下。它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1986年1月,82岁的邓小平来到桂林。这里距他早年领导百色起义的地方不远,寄托着他浓郁的感情。到达后的第二天,他就乘游船游览了漓江。当他看到绿水中倒映着青山的翠影,高兴地称赞道:“漓江水又变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