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23个春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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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三部曲完成以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巴金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动笔，以便实现他的这个“朝鲜之梦”。
然而，初稿在1961年在成都写出之后，巴金自己始终不满意。他发现这部由25个章节组成的中篇小说，并没有把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与采访到的众多感人故事包容进去。这样，他就把《三同志》暂且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他想先让自己从故事中走出来，经过认真的思考沉淀以后，再对此稿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然而在过了一年后，当巴金把《三同志》从头至尾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时，他自己仍然不满意。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2）
到了1963年夏天，巴金再找机会把这部稿子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在经历三年的时间后，巴金对书稿中的人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巴金认为他不能轻易随便地发表这部小说。他认为自己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作家，他要把那些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们，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壮烈牺牲的英雄。所以，1963年冬天他把《三同志》再次修改过后，左看右看都不满意，最后，巴金才决定对自己精心改过多次的作品进行冷冻。
在长时间的冷冻中，巴金并没有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而淡忘了《三同志》中的人物。他知道书稿中的人物，都是他从前在朝鲜战场上最好的朋友。他不希望以一部尚未成熟的作品去急于哗众取宠或换取某种实惠，凭巴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自知如果把《三同志》拿出来，肯定会有许多家杂志社前来争抢。越是这样，巴金越要慎重。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宁可小说不发表，也一定要把它修改成真正感人的东西。”
1964年夏天，武康路上那个小小的庭院里，夜灯常常彻夜不息。巴金是在百忙之中重新把《三同志》找了出来。他知道现在是把这部书稿推出去的时候了，已在自己抽屉里四历寒暑的中篇小说，他现已做到了字斟句酌。而且上海和北京的许多刊物，此时都正在频频向他约稿。大势所驱，巴金这次似乎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想利用夏季的晚间休息时间，再把《三同志》加工润饰一番。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把稿子拿出来，随时可以问世。然而经过几个夜晚的伏案修改，巴金竟然再一次停下笔来。
他发现《三同志》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而书稿中的毛病，并不是几个夜晚就可以解决的。巴金越是这样想，越不希望自己草草收兵。他有种修改不好死不休的意志，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情节，巴金都不肯轻易放过。他要求自己至少要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才能拿出去公开发表。
秋风吹散了盛夏的严热，冬天很快就来了。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宁可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应付那些纷至沓来的约稿，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点闲暇时间，这时他又想起了抽屉里那部已经被自己圈圈点点，用红笔勾划成一片红色的稿件。
这次，巴金从春节前一直改到严冬将尽，可是，他仍然还是不满意。这样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当年的5月，春风已经吹开他院里玉兰树的花蕾之时，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来。这次他几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准备把《三同志》拿出来发表的前几天，巴金竟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再等一等吧。与其就这样把它发表出来，不如再认真的改一下！”
本来，巴金还想在1966年春天，继续对自己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旷古少见的红色狂飚猝然袭击着大江南北。全国动荡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巴金继续坐在桌案前，修改他这部在朝鲜战场上为英雄们写就的中篇小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难和情况下也没有忘记这部小说，然而那时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找机会接触这部《三同志》呢？好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在巴金决定把《三同志》作为自己劫后余生的第一部小说推出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开发表，自己至少还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鲜了。巴金纵有此心也不便远行，他毕竟年迈了。行走也有些困难。这样，他就必须借助于第二手资料，重温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当然，重读自己的同类作品更为有益，那毕竟是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时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脑际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里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清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到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山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巴金翻阅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学》，果然从中找到他在朝鲜写的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他现在读起来，仍然让巴金心驰神往。没有谁比巴金更熟悉朝鲜了，那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和水洼，迄今都在他的头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从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来，以变成自己灵感的冲动。
很快巴金就发现，《三同志》如果依照旧有的基础继续进行修改，发表之后的效果肯定难如人意。这部稿子与当年他在朝鲜写成的小说《团圆》大不相同。《团圆》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所以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一对在战场上重逢的老战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杨林同志》！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3）
杨林是巴金较为熟悉的志愿军战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过几十年后，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动闪现。他记得自己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时候，曾经在宾馆灯下写了一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这篇稿子巴金早在离开朝鲜前夕就已经打下腹稿，在回国的列车上写了草稿。他那时是怀着真诚的思念之情，一笔笔记下了当时的感情。这篇文稿后来他发表在当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报》上。现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着自己从前写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泪了。
他这样写道：“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我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日子的回忆。明天汽车就要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
夜灯幽幽。巴金来到楼上的书房里，他在桌上铺开了稿纸，写下《杨林同志》四字！这是他在“文革”后动笔写小说的开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笔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写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来写。
当笔下流淌出无数优美文字的时候，巴金的头脑里便会融入电影似的境界中。
他眼前好象出现了电影中的镜头。那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
硝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英雄驱虎豹，
舍生忘死为革命。
……
老人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旋律。这支熟悉的歌曲，巴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便在他受到“专政审查”的黑暗岁月里，即便他一人离开了上海的家，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参加田间劳动的日子，巴金只要在思想困苦的时候，就会一人偷偷地哼唱这支曲子。不知为什么从来不喜欢歌舞弹唱的巴金，只要他在心里哼唱这支曲子，心中所有的郁闷、苦楚和怅惘，都会随着歌曲而消逝无余。
巴金很感激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一生中许多著作曾经搬上银幕，特别是成名作《家》，不但被搬上过银幕，也搬上过话剧舞台。然而，巴金心里最喜欢的电影，无疑就是这部根据他小说改而编成的故事片。这当然与巴金在朝鲜生活的那段难忘岁月不无关系。
想起《团圆》这部电影，巴金就不能不想起与电影中英雄群像相关的生活。那一年他到朝鲜率创作组进行实地采访，在志愿军某团六连体验生活的时候，他本身就接触到电影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六连战友们向巴金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的，就是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余两个人，他们就是班长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尽管数倍于他们的美国鬼子已经挺着刀枪从山坡下冲了上来，可是赵班长和小通讯员仍然拼命抵抗，直到打得弹尽粮绝，仍然没有一丝惧色。突然，刘顺武发现美国兵已经从他们身边冲上来了，赵先友急中生智，当即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团长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这一壮烈的场面巴金虽然没有亲历，然而六连战士的讲述，曾让巴金为之心动。当他从团长事后的回忆中听说赵先友和刘顺武壮烈牺牲的经过时，眼前始终闪现两个英雄的身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尽快用小说形式把英雄六连死守开城前沿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的念头，十分强烈地在作家心中涌动了。
巴金回到上海后，每当他想起英雄六连的经历，就会感情冲动，激情不已。但是，他这种创作欲望，直到60年代初期才得以真正渲泻。他不能单纯向读者交待一个简单的英雄死守阵地的场面，巴金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必须要把真实的历史赋予新的生命。于是，他调动自己多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决定丰富这一素材。巴金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作为上海的作家，没有谁比巴金更理解和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了。这样，才有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的诞生。
本来，这篇小说在巴金最初的设想，只供那些没有到过朝鲜的祖国亲人们阅读。可是他没有想到，小说《团圆》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反映十分强烈。巴金更没有想到自己这篇小说，竟会引起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注意。夏衍阅后即指示中央电影局，把巴金的《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中央电影局很快就把拍摄电影《团圆》的任务，落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影对巴金的《团圆》格外重视。他们马上组成以著名导演武兆堤为首的创作班子。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武兆堤和编剧毛烽来上海拜见巴金，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
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因为电影剧本中加强了许多原小说中不曾出现的情节与人物。特别是对王成形象的塑造，更加具体和突出了，毛烽和武兆堤听到巴金的介绍，他们都对那位牺牲在阵地上的赵先友，死前对报话机大声呼叫：“向我开炮！”这一细节大为欣赏。所以，王成的形象在电影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演员阵容也让巴金十分满意。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4）
长影为拍好这部重点故事片，特别从北京请来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出演片中我军军长王文清。由刘世龙来扮演王成，老演员浦克扮演影片中的朝鲜族老大爷。此外，郭振清、刘尚娴、周文彬、赵文瑜等著名演员，都在此片中联袂出演，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尽管《英雄儿女》一片在全国上映后，让更多没有到过朝鲜前线的观众，通过艺术形象更深一层的了解到那可歌可泣的生活，然而让巴金始料不及的是，在十年浩劫中，江青竟胡说此片是“大毒草”！巴金因此遭到严重的冲击。
现在，当巴金决心再写一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时，《团圆》的艺术形象就会在他心中浮动。《三同志》和自己的《团圆》比较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它的思想性如何？如果《三同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超过自己曾经有过的同类作品《团圆》，那么巴金就决不会轻易发表它。
巴金几经苦思，最后决定放弃自己多年心血的结晶，他仅仅从《三同志》中选取一部分情节，另起炉灶地重新写成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1）
在小说《杨林同志》写作快要杀清的时候，上海的天气更加炎热起来。
这时候，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他的思路不能集中，文稿也写得不顺利。他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不断出席与他相关的外事活动和集会。1977年成了巴金最繁忙的一年。这是十几年来过惯沉寂生活的巴金意想不到的。久卧思动成了老人的强烈欲念。那年春天，当他出席上海文学界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座谈会时，多年来与世隔绝的一批文艺界老友们，第一次见到了隐居的巴金。
出现在友人面前的巴金，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虽然受到种种难堪待遇和痛失萧珊的精神磨难，然而老人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笑容。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让所有劫后重逢的朋友们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巴金的头发尽管已银白若雪，然而头发是代表一个人性格的，那些白发依旧倔强地根根直立，似乎在告诉所有与会的友人说：“我还是从前的巴金，一点也没有变！”
巴金除和国内朋友进一步接触之外，他开始在写作之余会见外宾。夏天，他出席了一个招待日本代表团的宴会。那是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和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活动家组成的访华团。这些日本友人来前都听说作家巴金在“文革”中已经自杀了，然而当巴金精神矍铄地坐在席间时，日本客人们都振奋起来，拼命鼓掌。之后，大家纷纷过来和这位写过著名小说《家》的作者握手，祝福老人终于熬过了一场大灾大难；
不久，巴金又在他武康路寓所会见了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他们谈得很好，尽管那时的巴金已有会见外宾的自由，可他心中仍有余悸，所以谈起话来还相当谨慎。后来，他又出席上海市款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盛大招待会，接下来，他接受了法国客人露阿夫人的访问。总之，巴金重又恢复了从前那样的生活秩序。他的心中充满着快乐。阴影似乎正在心头悄悄消散，从前那已经习惯了的寂寞不见了。巴金也希望与他人交流，特别希望与那些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