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23个春秋-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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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几乎每天都陪她出入附近的卫生所和大小医院。在门诊求医的时候，医生们始终对萧珊为什么经常发烧感到难以理解，血常规化验也查不出任何问题。巴金本想把萧珊送到像华山和华东那样医疗水平相对较高的医院去求诊，然而萧珊却百般不肯。他知道妻子比自己还了解当时的政治情势，一个正在奉贤接受“再教育”的“反动权威”家属，到那类大医院去看病究竟会遭遇怎样难堪的场面？所以，萧珊始终不肯依从他的建议，直到巴金的假期已满，萧珊仍在家里勉强以口服药维持着。
“蕴珍，不然，我还是续假吧？我说什么也要等你的病情转轻再走呀！”临行的前一天，巴金心里万分痛苦。他无法面对妻子那张越来越无血色的面庞，看到她每天在不明原因的高烧中辗转床榻，巴金就痛心疾首，他对妻子的病感到爱莫能助。想到自己无法尽一点丈夫的责任就回奉贤干校，他心里更是无法安宁。
“别、别别，我这里一点事儿也不会有的。”不料萧珊见他为难，就急忙劝止。她显然理解丈夫此时的处境，也知道奉贤五七干校的“工宣队”对批准巴金的假期究竟持何等冷冰的态度。
巴金站在萧珊的面前想了又想，他心里真如一把刀子在剜。想离开却又不忍心，想留下继续帮助妻子到处求诊问医，又感到在上海滞留的时间过久，回去以后难以面对“工宣队”和“军宣队”那些冷漠无情的脸。看到萧珊的病容，巴金的心几乎快碎了，但是他在妻子面前尽量克制内心的痛苦，脸上也每每露出淡淡的笑纹。分手前他俯在她的床榻前，关切地说：“蕴珍，好吧，我就先回去。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说什么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病搞清楚。你要知道，高烧不是什么好事儿，靠吃一般消炎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依我看，你最好是到医院去打吊针，我听说吊针的效果比口服药要好一些，而且见效也快。”
萧珊凝视着巴金那双充满忧戚的眼睛，心里也感到几分依依难舍。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留住丈夫的后果是什么，于是她从容地点了点头，脸上尽量露出笑意，说：“你就放心走吧，我不会放着自己的病不治的。再说，发烧也不是什么大病，也许就是感冒。我想，再找一家大医院看一下，打几个吊针，烧也许就退了。”
巴金就这样离开了爱妻，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熟悉的家门。
奉贤五七干校的大门就在眼前，可是巴金却望而怯步。他不想迈进那个大门，他不想再见到那些冷酷无情的脸孔。“工宣队”和“军宣队”对他的厉颜冷目，让巴金心里感到阵阵发怵。一九六八年以来，他就好象一直在做梦——一个总也不能醒来的噩梦。一月下旬，他忽然被人从干校里叫出来，连夜被大卡车送往上海市区，原来竟是要他去参加批斗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和石西民的大会，巴金没想到他竟会成为陪斗者。回来后，这种半夜里被人叫醒，然后又被人用卡车送往市里接受无休止批斗或陪斗的事情就接连而至，最后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到了这一年的二月，巴金竟发现从前在他心里极有威望的《文汇报》，竟也发表一篇万余字的长文《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他无法理解报上的调门为什么会那样高，为什么会把他这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当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巴金纵然从心里接受不了报上的指控，可是接下来的批判更让他瞠目结舌，他没想到到了炎热的六月，不仅《文汇报》对他大加笔伐，而且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以《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和《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连日发表多篇批判文章，矛头直指他的作品，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13”一个黑色的日子（4）
巴金似乎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因为报上的可怕调门似乎已经给他的问题定了性！在那个年代一旦被报上定性的人，是决然不会再有出路的。他已经从许多人自杀的严酷现实中看到了可怕的前程！不过，巴金只要想起萧珊，想起武康路上的那个家，他的轻生念头就转瞬而逝。“不行，我还要活下去呀！”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特别让巴金不能容忍的是，6月20日在人民杂技场召开的上海文化系统〃斗争巴金电视大会〃。善良的巴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阵势，他不知为什么要把他的批斗会开成史无前例的电视大会，他作为作家，无非就是写过几本小说！巴金不理解自己的小说真会象别人指控的那样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
这种情况直到1968年秋天才有所改变。当时，“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了上海巨鹿路的作协机关。巴金这才感到自己的问题似乎有了一点转机，因为“工宣队”和“军宣队”毕竟与造反派有所不同，他们是带着毛泽东的上方宝剑而来的，他们会对自己实事求是。然而让巴金大为失望的是，对他的批斗仍然没有停止，不久，他们这些“黑帮”们又被送到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巴金竟然还受过几次难以忍受的〃田头批判〃。
这样的苦日子又过了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巴金才回到了巨鹿路作协机关。
不知为什么“工宣队”对他的看管稍稍放松了一点，这时候，还允许巴金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会。当然更多的时间仍是对他的批判，不过调子已经变了，不再提巴金是“反革命”和文学界的“黑老K ”了，而是集中火力批判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和大毒草〈《家》、《春》、《秋》。巴金渐渐意识到对他的批斗高峰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时候他开始悄悄的重温历史，并千方百计寻找文艺类书刊去读。可是，那种年月到何处去找想看的书呀？
后来有一天，他在巨鹿路作协机关搬东西的时候，无意间从地上拣到一本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巴金如获至宝，一有时间就悄悄的背读，后来他为不让自己经常不拿笔的手不至于不会写字，就开始在“牛棚”里偷偷抄写这本书，在凄苦无奈的年代里这就是巴金心中追求的最大乐趣了。
1970年春天，巴金开始从巨鹿路转移到松江县的辰山公社劳动。春节后他又被押往一个更加陌生的地方——奉贤县五七干校。这时的巴金已是66岁、头发开始花白的老人了。他没想到自己竟被编进了上海文化系统的某团第四连，在干校里专干一些他力所不及的重活，如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等。当然，如果在这里只是让他劳动，倒也是巴金能够接受的；这几年他在这里已经把干重活当成了一种苦闷中的解脱，让巴金无法承受的还是不间断地被人押回上海批斗和游斗。因为每一次让他作“喷气式”和脖子上挂大牌子游街的时候，巴金都感到体力有些不了，有时他甚至一场批斗下来，满头都是淋漓的大汗了。
现在当巴金又出现在奉贤干校门前，他心里反射般地狂跳起来。但是，巴金必须要走进去。回到奉贤干校不久，巴金就壮着胆子提笔给干校的“工宣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报告
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高烧到摄氏三十八度左右，有时超过三十九度。曾到医院挂急诊号检查治疗，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
但自今还没有检查出病源，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她一面继续服中药，同时还准备继续进行检查，急需医药费较多，多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疗费一百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 巴金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巴金好不容易把这封信递了上去，谁知却无人理睬。
巴金在这里劳动也不安心，只要想起萧珊，他脑子里就会出现她那双含着忧郁的眼睛。就在这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有一天，巴金忽然接到小儿子写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巴金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妈妈患的是肠癌！
巴金眼前一黑，就再也支持不住了！他把那封信还没有读完，就一头裁倒在田地里了。没有什么比萧珊患上如此严重的疾病对他打击更大的事了。自从1966年夏天以来，巴金好象忽然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从前他那平静安适的写作环境蓦然被无法阻止的红色恐怖冲激得荡然无存。他的家多次被小将们查抄，保存在楼上书房里的大量手稿也接连丢失在“打砸抢抄抓”的狂热激流中。巴金多次被人戴上“反动权威”和“反共老手”的牌子，押上众目睽睽的批斗台。精神的折磨与肉体的摧残，在巴金看来都是可以克服与忍耐的，对他来说惟一不能忍耐的就是妻子萧珊突患重疾的打击。
运动开始以来，巴金有些事情始终不敢告诉妻子——他担心萧珊为自己的处境难过。巴金被当成“牛鬼蛇神”关进巨鹿路市作协二楼那间资料室里单独看管后，他几乎每天都被押出去批斗，特别让巴金难以忍受的是，每当外地造反派来到作协的大楼下，隔着窗户大声叫道：“巴金给我们滚下楼来！”这时，他就看到几个机关内的造反者会一拥而入，像老鹰揪小鸡一样地把他揪出了大楼。然后巴金便成为一群又一群红卫兵中被人左推右搡的对象。后来，为让外地来沪的造反者们更便于揪斗巴金，造反派索性就把他押到一楼的冷屋子里，随叫随到。巴金对这种处境已经渐渐适应了，但是他习惯于遇事泰然面对，尽量做到不反抗，只要有人揪他，巴金就会随时训顺地随人下楼。
“13”一个黑色的日子（5）
巴金最不能容忍的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有一次，他正奉命在食堂里做苦工，不料有个造反派忽然提出：“像巴金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帮工呢？该不会给大家的饭里下毒吧？”于是，有人就把他揪住，一把推出门去。尽管如此，巴金仍然忍着眼里的泪不肯掉下来。
“不能告诉她！如果告诉她，一定会受不了的。”他知道萧珊善良而柔弱。在巴金多次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萧珊始终咬紧牙关与他心爱的夫君站在一起。从前巴金在中国文坛上万事顺遂的年月，萧珊始终不曾露出因夫自傲的骄容，而当巴金忽然有一天从众人仰视的作家神坛上跌进人生的低谷时，萧珊竟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处之泰然。巴金在重重精神打击面前之所以顽强地坚持活了下来，他心中惟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萧珊。
而今，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妻子，竟然罹患了这样危重的癌症。这让巴金如何面对和忍受呢？从田地回到干校的宿舍后，巴金就一个人坐在床铺上偷偷落泪。他不敢把自己心中苦楚公开向大家说，只是一人默默想着心事。在冥冥中他眼前似又出现了那双让他在困境中感到希望的女性目光。
“蕴珍，莫非你真就这样离我而去吗？要知道我比你年长许多，我现在还是好好的，可是你却……”巴金想起萧珊现在竟得了无法医治的肠癌，心中的苦楚不觉顿时泛起。他无法接受这严酷的现实，他知道萧珊是因为心有难言悲哀才患上了这种不冶之症的。
此前巴金好象从一本小册子里读到这样的知识：患癌症的病人多数都由于心情忧郁才在肉体中积下了癌肿。如果真像那小册子说的那样，萧珊肯定是因他在上海作协遭受的非人折磨，才造成了心灵的创痛。不然她一个开朗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在人生的盛年会忽然病魔缠身，甚至卧床不起呢？
巴金想大哭一场。这几年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忧郁状态。但他不能哭，因为在奉贤的五七干校里，四周都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耳目。如果他真因妻子的病而失态，那么肯定会招来诸多非议，甚至有人会把他的表现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无端地联系在一起，招来更大的灾难。如果那样的话，自己非但救不了萧珊，反而连请假回上海也不可能了。巴金就这样坚持着，忍耐着。好不容易经过他的努力和身边一起接受“改造”的同伴们出面要求，干校“工宣队”的领导们在经过认真讨论后，才不得不批准巴金马上回上海照料妻子。
弥留时身边没有亲人（1）
萧珊在巴金离开医院不久就陷入了昏迷。
她在梦境中好象走进一片神奇的天地，那是小桥流水的苏州。萧珊现在还记得，她是和巴金结识的第二年夏天，第一次来到这早就梦想的人间天堂。苏州距上海虽然只有一小时车程，可是，正在爱国女中就读的萧珊，却始终没有找去苏州一游的机会。
这时的陈蕴珍，已经有了萧珊的雅号。本来她不姓萧，为什么偏要另取一个名号呢？原来，在陈蕴珍所在的女中里，有三位相当要好的女孩子，而陈蕴珍则是三姐妹中的小妹，俗称她为“小三”。这样一来，叫得频繁了，有人便劝陈蕴珍以“小三”的谐音，更名为“萧珊”。尽管如此，严肃的巴金依然称小他12岁的女友为陈蕴珍！
“蕴珍，这就是你向往的苏州园林，你没有到过成都吧？我们老家那边也有这样的园子。”萧珊现在还记得那是个晴和的夏日上午，巴金是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仁靳以等人一起，应邀前往苏州作一日游的。
当时的萧珊已和巴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靳以等人的眼里，她已算得上是尚未走入婚礼殿堂的巴金未婚妻了，所以那天当大家即将前往应苏州度假日的时候，靳以等友人就极力纵恿巴金说：“我们大家的意见是，索性就带你那个宁波女友一起到苏州去吧，也好让我们大家都认识一下？”
巴金当时很为难。他当然知道这是让萧珊同到苏州游览的难得机会，可是他又不好意思主动提出。因为他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主编，又怎好把一个并非出版社的在校女学生叫来，和大家一起到苏州去呢？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李大哥，多一个人去苏州是不会给旅行社添麻烦的。他们恰好希望我们多去一些人，也好给他们作一次宣传。”出版社的朋友们都这样七口八舌地怂恿，巴金最后也动心了，这才把女友萧珊从学校里叫出来。萧珊多年来始终记得那天的景况，当听说巴金要带她一起游苏州的时候，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泪水也情不自禁地滴落下来了，萧珊只是说：“太好了，太好了！”
在此之前，萧珊和巴金的接触仍然停留在每星期日一起喝咖啡、聊天或者前往上海公园散步的层面上。她和他的交往是全然纯洁的，萧珊在和巴金的接触过程中才深切地了解到，李大哥是位真正的谦谦君子。
那时，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正在上海有名的《时报》上连载。它吸引了成千上万读者，特别是在学校读书的男女学生们的兴趣。在萧珊的心目中，巴金那时已成了上海最有名气的大作家了，然而在她与他的接触中，却发现巴金丝毫没有被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所左右。他始终那样神态谦和，即便和任何一位初识的读者交谈，萧珊发现巴金也是那样虚怀若谷。这就是她对他由一般普通读者，很快发展成为可以交心倾谈的至友的原因。
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萧珊才感觉到上海的喧嚣繁华不容人忍受。上海虽然街道狭窄一点，可是一幢幢白墙黑瓦的民宅，还有那绕民宅潺潺而流的河水，都有种特殊的水乡园林风韵。河
